上海人老早冬天都是这么穿的：棉毛衫，然后衬衫（或者不穿衬衫的话穿一个假领头），然后绒线衫。绒线衫还有粗细之分，细绒线衫穿在里面，粗绒线衫穿在外面，穿多少、怎么搭配，看天气有多冷。妈妈会帮小孩子准备好，喏，明天要零度了，穿三件绒线衫，两细一粗。除了粗细，还有领子高低之分，尤其结高领绒线衫的时候，还没完工，妈妈就要拿半成品往小孩身上套一下看看，不然仅凭手感，结出来一旦领口太紧，穿进脱出的时候就吃力了。
上面穿好绒线衫，下面还有绒线裤。这些绒线制品都是家家的主妇一针一棒织出来的，包括绒线帽、绒线手套。自己织又经济又实惠，御寒的作用也很不错。而在“结绒线”几乎销声匿迹了好些时候之后，这几年又流行了回来，比如时尚T台上模特穿的针织裤，俨然就有当年绒线裤的影子。不过和那时候不同，现在多数产品是机器完成，手工编织就成了奢侈品。
绒线传入中国，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当时仅用于扎发，故又名毛头绳。后来，为推销绒线，西人传授简便编结技术，无所谓花式花样，用绒线编结而成的仅有帽子、手套和围巾之类，绒线背心编结还是后来的事情，因质轻温暖，远较棉背心为佳，故曾风行一时。
清末，湖南益阳，来自挪威的传教士教妇女学习毛线编织
传到上海以后，上海人把“绒线”称为“洋线”，又因这种舶来品初到上海，它带着毛又能御寒，大家也有称其为“冷毛”的。
在今天的金陵东路和人民路之间，有一条兴圣街，就曾经开着许多的“冷毛店”。
开设了“恒源祥绒线号”的沈莱舟
江苏吴县人沈莱舟，在上海曾是洋行跑街，他见这种被老百姓叫“冷毛”的绒线有销路，便自己开设“恒源祥绒线号”，专门经售绒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齐”并保证质量外，还举办时装展销，推广绒线编结（买一磅绒线赠送编结书一册），使上海的一般家庭主妇们买了绒线又学会编结。
民国时期的恒源祥店铺
边买边学，买绒线一定要到“恒源祥”成为当时在主妇中流行的一种风尚。作家程乃珊曾经在文章中写道：“要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女人赞同能干，总有一句“她一手绒线生活漂亮得不得了”，羡慕程度有若今日上海女人的“她本事真大，吃啥都不肥”。
弄堂里的王家姆妈、张家阿姨，对一般女孩子的评价，就是看她有没有“心相”（耐心、工夫）结绒线。“她连绒线都不会结！”是很要遭到一种鄙夷的目光的，意思是这个女孩也笨到家了。而一点不会结绒线的阿姨妈妈会被人家背后讲两句：“我看伊勿是笨而是懒！连结件绒线衫、绒线背心都勿会，伊拉先生呒没福气……”
除了实用的一面之外，结绒线还具备了社交、休闲等功能。上海的弄堂真的是很好的社交场所，女士们在做家务之余，聚在一起，每人捧一只绒线活，互相参看参看花样、针法，邻里间的感情也增进了。
老早的旧弄堂里，阿姨妈妈经常交流毛衣针法和式样
在许多拍摄上海社会生活一类题材的老影片中，总是可以看到有闲阶层妇女，特别是少妇用结绒线来消遣解闷和打发时光的。而且绒线因着其可塑性和循环再生性：小孩长个、花色老式、袖口磨耗，都可拆掉从新开始，很合精明上海女人心怀，故这洋工艺很快就上海化了。
绒线拆了洗，洗了再结、旧绒线掺入一股新绒线，旧花头换上新图案……化零为整，如春蚕吐丝，蜘蛛织网，上海人在“36元万岁”的日子里，青年男女相爱，还有女方结一件绒线衫作为定情之物赠送男方的。成家的男人，尽管经济拮据，在外仍能穿得有头有脸，很大程度上全靠家里女子那一手优雅的“绒线生活”。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女人最熟知的事不是张爱玲而是冯秋萍的绒线编织法，从花园洋房的太太到弄口烟纸店的小家碧玉，几乎人手一册。
01
冯秋萍出生于1911年，她十岁左右时对美术和女红产生了兴趣，后入上海求德女中，在刺绣、编织和设计花样等课程中尽显天分，并在相应的竞赛中屡屡赢得头奖。毕业后任小学教员，顺理成章地讲授美术、刺绣和缝纫等课程。同时“从西国女士长习编结，积十余年”，颇有心得。
冯秋萍作品：野菊花式短外套
冯秋萍积极倡导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女红，如其代表作“野菊花时装旗袍”，是1948年专为上海时髦小姐、少奶奶设计的。旗袍虽在上海滩是常见女装，但用绒线来编结，却是冯秋萍之首创。
上世纪30年代，冯秋萍即在行业内外声誉渐隆，并常被邀请至绒线行与广播电台讲解和传播绒线编织技术。据记载，冯秋萍当时“每天下午二点到五点，在义生泰教授绒线编织法外，又于每日上午十二时半至一点三刻，在元昌广播电台播音”。
秋萍绒线编结法（毕业照）
1936年12月，她出版了《秋萍毛织刺绣编织法》，将自己设计的花型与款式、使用工具、材料、方法和步骤公布于众。1948年又出版了《秋萍绒线编结法》，这本书收录了她在民国时期设计的不少经典之作。
冯秋萍作品：孔雀开屏式披肩
她的书一类是技法总结类——如将绒线刺绣的方法总结为飞形刺绣法、回针刺绣法、钮粒刺绣法等12种方法，将绒线编织的针法总结为底针、短针、长针、交叉针、萝卜丝针等几十种针法等。另一类是培养兴趣和点评时尚类——她说结绒线“既可增加生产又可免除无谓消遣”；“经济为经，美丽为纬”；“在原子时代的今日，世界一切的一切，均在科学的摇篮里孕育出更进步的潮流，因此我们的一切亦跟从着时代。”
02
当时，冯秋萍、黄培英、鲍国芳并称绒线编结设计三大家。
黄培英生于1913年，上海川沙人。自幼酷爱绒线编结，六七岁即显露绒线编结天赋。毕业于民立女中后，负笈东渡，拜日本一对夫妇为师，专攻绒线编结技艺。1928年回国，发明台针机，次年获得专利，随即创办培英编结传习所，并参加上海市工商部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展品获特等、一等奖，得金、银质奖章。
1930年代，黄培英独创的桃、李、梅、蔷薇等花型的镂空毛衣，成为当时女士们时髦外套。1933年，她编写的《培英丝毛线编结法》一书，发行量高达30万册，打破当时出版记录。
那时她家住霞飞路华龙路口（今淮海中路雁荡路）永业大楼里厢，大小四间屋，收拾得精美简明。客厅墙上挂着族兄黄炎培的一幅字，书曰：“灵在心，巧在手，吾宗多才，靡不有天，孙云锦美无耦，愿在地而为茵，愿在衣而为纽”。这几句道尽了黄培英的多才多艺。
不过，她虽是编结专家，自己身上却无半根绒线，她时常对朋友说：“我懒得很，别人要我编一件倒也罢了，自己则大可省得。”
她家路对面的仁昌绒线号，有好几开间门面，是当年最大的绒线专卖商店。永业大楼西侧另有一家良友绒线店，老板是冯秋萍的丈夫，店堂间楼上是冯开设的编结学校。仁昌号见状不甘示弱，随即与黄培英合作，向来店的每一位顾客，赠送《培英丝毛线编结法》一书，培养编结兴趣，广交绒线爱好者。此书是黄培英在族兄黄炎培鼓励下编写而成的，书名亦由黄炎培题写。有时，黄培英也去仁昌店堂间走走，向顾客面授技艺。
19世纪时，编结工艺由教会传入后，在山东等地成为家庭妇女的重要谋生手段，其钩针编织品均返销英国。而在上海则成为小家碧玉闲暇的休闲方式。编结出来的毛线衣、背心、披肩甚至夹克、舞裙等，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服装品种。
罩于旗袍之上的毛线衣、披肩与玻璃丝袜、高跟皮鞋等一起妆扮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髦女郎的靓丽形象。这种中西合璧的穿着方式，成为民国时期“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
有人说，闺秀的刺绣总带点苔深似锁养在深院的寂寞，而结绒线，给人一种优雅、祥和、安乐的情状。上世纪20年代的月份牌中已反映出：女人斜斜地倚在沙发上织绒线，手指优雅地呈兰花指状，右手无名指上，指环样套着或艳或雅的绒线，沙发边一只落地的“飞歌”无线电，脚边白白胖胖的儿子在玩，优雅悠哉，一派天上人间、祥和安乐之景。
结绒线是度身定做单件生产，带有很大的自主性，因而可以在上海无时尚可言的岁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聪明的上海女人看一场西哈努克夫人出访的电影，一出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出一个礼拜，淮海路上就出现酷似“第八个是铜像”的女主角那身黑白粗花呢大衣，还有莫尼克公主滑雪衫上翻出的毛皮领——都是用绒线结出来的。
即使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许多上海女人对“绒线生活”仍然情有独钟，无论走到哪里，两根针一团绒线用块男式手帕一包随身带，见缝插针，以至于当时的公交车上还有“乘车不准结绒线”的告知牌。
（综合：《上海女子的“绒线生活”》作者 仲富兰，《结绒线，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老上海结绒线第一人 · 黄炎培的族妹 · 黄培英》作者 食砚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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