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嘉奖令
1964年，国民经济恢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按照“大三线”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成昆铁路要快修”的号召，铁道兵部队迅速开进大西南的万水千山。
成昆铁路沿线山高谷深，川大流急，气候多变。尤其是地质复杂，软土层、碎石层、泥石流、地下水等等地质灾害频频发生，堪称地质博物馆。
铁路盘山展线，迂回重叠，穿崖跨水，桥隧相连。全线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大型或中型桥梁，每2.5公里就有一座隧道。工程之艰巨在世界铁路时上是罕见的。
早在1957年成昆线就开始建设，铁路已经都修到夹江附近，就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旋即下马。
1964年八月，铁道兵的几个师的指战员、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的职工和当地政府组织的民工相继上场，在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总指挥部领导下陆续开工，中南五省的五大车队支援。邓小平，贺龙，李井泉同志都视察过铁路建设工地。
1964年10月，父亲所在的部队由北京移防四川的夹江，修建从夹江到西昌段铁路。
就在这个月，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那激动人心的消息激励着全国人民，同样激励着铁道兵将士。
据铁49团1963年入伍的北京老兵给我讲述，他们当年从北京到四川的任务是保密的，他们坐上了闷罐车，黑咕隆咚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等他们到了四川目的地才发现是到了一个大山沟里，而且工程是那么艰苦危险！
这是最近我才看到的父亲档案里的一页 。 这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父亲任铁49团总工程师时，获铁十师嘉奖的审批表，很珍贵。
团里上报的内容有两条：
一、毛主席著作学习比较经常，能联系实际。关心技术干部的成长。如有个技术员在给下面布置工作，有时布置不下去时，产生思想情绪。发现后能及时找他谈心，就给他讲工作方法，如何突出政治时说：“比如你给下面布置拱桥基础这一工作，就应该讲清基础挖不出来，无法确定拱桥的孔数，更无法计算合拱块数。而生产的合拱块要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才能用。不抓紧这一天，就影响整个工程的工期。说明利益关系，就会使下面发挥主观能动性，抓紧这一工作。这也是突出政治做人的思想工作……等”。由于经常给技术干部从思想和业务方面帮助，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有较大提高。
那时候是军委主席林副统帅强调要突出政治的时期。政工干部讲突出政治似乎对口，这个技术工作怎么突出政治，还真是个难题。没想到父亲还真的把突出政治给说清楚了。😄
这个做思想工作的风格确实是我父亲的风格，他对我们家人也从不发脾气，我父系母系的亲戚都服他的气。
团里上报内容： 二、工作大胆负责、泼辣、始终勤勤恳恳，工作抓得认真，不怕麻烦，吃苦性好，年大体弱，能经常起早贪黑，深入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有时病了不能下工地，就是深夜十一、二点钟还给下面打电话，了解情况，提出解决的意见。技术措施跟得紧。
签署团长肖继海。
办事果断不拖拉，还真是父亲的风格，我们子女都受其影响。
那时候父亲年近半百，在施工部队确实是年龄比较大了。但是他真的不觉得自己年纪大需要照顾，就是他七十多岁出门也从不要单位派车，自己坐公交车。这个上报内容很真实。
师里的审批意见是：
……坚定，斗志旺盛，情绪高，干劲大，指导深入具体，重要施工设计和……
精神饱满，起早睡晚，废寝忘食的坚持……熟悉现场，与年轻人一样爬山越岭，进行全面……想了不少办法，如提前组织人员进行……在使部队按时开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运用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指导工作，在党委领导下，积极主动完成了各项任务。
签署领导是师长李兴弟。
这个嘉奖文件是在父亲去世十一年后我才看到，百感交集。
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说过他个人的工作情况，更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个嘉奖。
幸亏看到了这个嘉奖，知道了父亲当年是怎样身先士卒，和年轻人一起翻山越岭不辞劳苦，是怎样耐心帮助年轻的技术干部开展工作，团结大家一起来完成施工任务的。
就在这次嘉奖以后，1965年他调到师机关任总工程师，师党委委员。
对这次任用，父亲说过，他非常感激老师长李兴弟，新师长尚志功对他的信任。
父亲自从参加铁道兵，不论是在朝鲜还是回到了国内，从师政治部主任张少华、他的营长、科长、团长到师长，这些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都很尊重他，他们创造了技术干部与工农干部协调配合的模范典型。
这是父亲92岁时接受央视纪录片《过山车》采访时录制的影像，第二年他就病逝了，他自己没有能够看到这部记录片。
（二）百家岭隧道
央视《过山车》采访父亲的时候，他说：百家岭隧道是成昆铁路最难打的隧道。
为此，我先采访了时任铁49团团长肖继海，我父亲49团总工程师王文波，成都铁路局工务处总工程师秦传英。近一年又采访了原铁49团1962年7月重庆入伍和1963年北京入伍的一些老兵。
时任三营通信班长的杜巴金老兵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从一个战士的角度描写了那场战斗，很精彩生动，摘录如下：
百家岭隧道是成昆铁路北段第一个长隧道，全长2000米。当年吕正操司令员曾经陪同邓小平同志在进口视察过，并且照了一张相。
百家岭是峨眉山系三峨山山脉延伸到大渡河边的一座山岭，地处四川乐山市沙湾区，名人郭沫若的老家就在沙湾镇的街里。
百家岭隧道穿山而过，隧道进口地名轸溪，出口地名刘沟。轸溪、刘沟两条山涧的流水均注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刘沟出口在上游，轸溪出口在下游。刘沟火车站山下便是后来建成的龚嘴水电站，当时叫515工地。
百家岭隧道其实在大跃进期间曾经开过工，因为国家经济困难调整而下马。两端留下深约几十米的毛洞，黑黝黝的，就像老虎张着呲牙咧嘴的大口。
1965年的六、七月间，铁道兵第十师49团的三营和五营部队英姿勃勃的挺到了百家岭，这是49团战斗在成昆线的第二期工程。 战友们的艰巨任务是必须按时打通百家岭随道。五营驻扎在隧道进口，三营驻扎在隧道出口。两个营的部队全面展开，每天24小时分四班倒，从隧道两头对打推进，攻坚的战斗紧张极了。
出百家岭隧道的左侧山坡经过粗略平整，搭建了三营部队的一排排营房，其中有草房，也有一部分活动铁皮板房。当时的那种活动板房太简陋了，根本比不上现在地震灾区的活动板房。那时候房顶是铁皮，墙壁隔热板是水泥和木屑压制成的。连排战士住在里面，就和在蒸笼里一样热。铁兵勇士们就是在这样的住房条件下，用风枪一尺一米的把百家岭隧道凿通的。
通往隧道的泥石路上，立着这样几块大字标语牌，每块牌上写一个字，它们是：“双百，双无，两不超”。“双百”指的是，每月成侗100米以上，每米成侗用工不超过100个工天。“双无”指的是，无人身安全事故，无工程质量事故。“两不超”是指，成本费用均不超。
部队进驻最初的几个月，大家都只能用山沟里的水煮饭，洗衣、洗澡。直到天气很冷了，好不容易才在靠山沟一侧的路边建起一个供战士们收工出隧道洗去一身泥水的简陋澡堂。
隧道施工攻坚战斗最紧张的时候，除了施工连队之外，营部的干部战士也上阵参加过战斗，进隧道帮着出渣和清理现场用坏的渣筐、水泥袋等杂物。为了抓进度，营连干部都深入第一线，坚持在施工现场。12连的唐盛喜指导员累的肺病复发，甚至昏倒在工地。
为了鼓舞士气，团里为各个营配备了广播。广播喇叭里除了广播好人好事之外，还经常为大家放一些军旅歌曲。广播声响彻了百家岭隧道洞外的山沟，为全营干部战士鼓动着干劲。
刘沟小桥和路基工地上热火朝天，各项工程争分夺秒的向前推进，十一连的李连长亲自抡起大锤打钢钎，劈石头修路基护坡。
电影组每到一个营放电影都很受欢迎，团演出队也到各个营巡回演出，铁道兵文工团杂技团、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等都来进行慰问演出。
为了早日打通百家岭隧道，营长胡友贵废寝忘食的在工地上蹲着，人熬瘦了，胡子拉碴，像个老头。战士们背地里都叫他“胡老头”。其实他和教导员阎太平一样都只有三十六七岁。
阎太平教导员参军时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别的字都不认识。但是靠自学，他成为了部队很有水平的政工干部。阎教导员给全营干部战士作动员报告，传达了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介绍了毛主席要拿出稿费买钢轨，甚至要“骑着毛驴”去成昆线的心情，对大家很有激励。
肖继海，原任49团副团长，1965年罗团长调走后，肖继海继任团长。
肖团长从一个指挥者的角度回忆了那次战斗：
刚一进洞，发现洞里都是含水量极高的软土，然后发现在慢慢渗水。
隧道在掘进，山上的老百姓纷纷向部队反映，自家的井没有水了！
与此同时，隧道里渗水越来越厉害，突然湧出了大量的地下水，这样就没有办法施工了。
后来就拿麻袋装着片石去堵，当被覆都完成了，这时候，湧水就挡住了，山上老百姓的水井才有水了。
父亲从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角度回忆说：
我一辈子都在铁道兵修铁路，百家岭隧道是地质最不好，最难修的一个隧道。
水的问题解决以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就看见那个墙面上鼓起来一个一个的泡，像一个一个馒头一样。把它弄掉，又重新抹，又鼓起来！一化验，里面就含石膏，你一挖，它就膨胀。
成都铁路局工务处总工程师覃正英说：
当这座山没有被挖开，被封闭的时候，山体里石膏不能接触到空气和水，它就不会膨胀。等山体被打开成洞，空气和水进入了山洞，洞里的这些石膏土接触了空气和水，就会发生反应膨胀起来。
怎么办呢？
父亲说最后就是把隧道修成像鸡蛋一样的形状，上面也是拱，底下是阳拱，边墙就是钢筋混凝土。这样，就像椭圆形的鸡蛋一样，具有向各个方向的张力，能够抵抗各个方向来的力量，你哪个方面来的力量我都能够抗衡。
不久，百家岭隧道出现道床下沉现象，隧道的边墙也出现了严重的腐蚀。人们发现隧道的岩石层中有酸性物质，酸性物质不断腐蚀建筑材料，由此造成道床下沉等病害。此前的地质勘探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成都铁路局工务处的工作就是维修维护铁路。覃正英总工程师说他和百家岭隧道的膨胀土和酸性物质等病害斗争了30年。最后的办法就是把道床的土全部换了一遍。直到央视录制记录片那一年，治理还在继续。
（三）一张珍贵的照片
2019年大年初六，真是一个六六大顺的日子，在铁49团的老兵群里，看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提供者是原铁49团管理员董和老兵，照片保存了54年，依然非常清晰。
董老兵在照片的后面依次注明了每个人的基本情况，真是有心人。
第一排左起杨树根65年兵，闫振田63年，阮尉福47年老班长。黄立宣65年，周玉厚65年，仝广义59年老班长，第二排李江63年，董和63年，张守义63年，刘德旺63年，江文录62年，薛寿成65年。第三排郝希明63年，闫锡江63年，姚永开65年，曹焕斌63年，王有金63年，丁家成65年第四排李贵义63年，张述宁63年，何修容65年，徐祥惠63年，张振河63年。
董老兵说：这张照片我经常看。回忆我们当年学习、战斗、生活的情景就要激动一阵子。春节之际我又取出来左看右看，忍不住发给老战友。愿我们的战友情永存！
照片勾起了老兵们的集体回忆，回忆他们美好的青春岁月。
郭留宝工程师是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铁道兵部队，先在铁49团二营四连（回民连）实习当兵，定职后在二营技术组任技术员。他回忆：
1964年下半年成昆铁路上马之时，我受命组建复测队，带领六名技术员和三十多名测量人员，从昊㘯大桥头到燕岗对线路进行复测，照片中有许多人是参加了这次复测。1966年我调到作训股，直到转业。
葫芦垻那次复测共有五个组，有：导线组，中线组，水平组，横断面组和曲线组，我在中线组。复测结束后，到夹江团部进行资料汇总，制图，计祘工程量等，后回葫芦坝施工，想起那段日子挺有意思的。
董管理员回答：
郭工，我原在二营测量班，参加了第一期复测，在水平组大战葫芦埧。六五年调四营任测量班長，二期工程复测在导线组，也就是照片中人员。动员会是王老总主持召开的。给所有人员极大鼓励。
我在群里看到了“王老总”三个字，唉，我父亲时任铁49团总工程师，难道是我父亲？
董管理员您好：请问一下，您提到的王老总，是不是团总工程师王文波？我父亲？
董管理员立刻回复：
王老总正是王文波老人，他对我一直很重用，我特别感谢他老人家。因我66年当排长后就没有再见到王老总。
喔，是的，我父亲1966年调到师机关任总工程师去了。
董管理员介绍：当时各营设技术组，有几名技术员负责指导现场施工。配有组长和几名技术员。每营设有测量班在成昆线时編制八人。
为什么要进行测量培训？
胡长军老兵说明了测量工作的重要性：
隧道测量责任重大很紧张。71年我在52团二营技术室当技术员和另一位技术员林先溶负责襄渝线火石岩隧道(全长4700米)进口测量工作(中线，水平)。
八月一日二营和一营应该在洞中贯通，当天紧张得要命。我们二人去汉江对岸一个庙中等待至晚上，知道还没有贯通，又进洞复核中线，画好炮眼。一排炮后贯通了，测量符合要求才松了一口气！
这段话说的是如果中线测量不准确，从两端往里打的隧道就会打偏了，当然就不能贯通了，那能不着急吗？所有施工部队那么长时间的辛苦就白费了，耽误工期且不说，倘若施工中曾经发生过牺牲，那牺牲岂不可惜了？
作为团总工程师的父亲，能不重视测量工作吗？亲自到培训班动员，鼓励激励战士们就是为了整个施工顺利进行。
郭工回忆：修百家岭隧道时，我在五营任技术员，当时技术组组长邵青海，我是付组长，共有八名技术员。
我主要负责全营的测量和洞外的几座大中桥，邵青海负责隧道施工。
这是我团进成昆铁路的第二期工程，部队没有隧道施工经验，因此开工之前，当时的团总工程师指示，我们组织了几枇技术人员和战士到47团金口河隧道参观学习，回来后慢慢摸索，总算掌握了几个关键的技术，施工还祘顺利，具体施工情况卲青海比较了解。（邵后来任作训股长，最后调47团任团长，退休后定居在西安。）。
我担任进口测量，出口的测量由金海湘担任，贯通后由团负责测量的技术员李书珍复核。
百家岭隧道的测量无论是中线和水平都符合标准，这也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
百家岭隧道贯通后，当时王总很高兴，说我们为49团争了光，因此在百家岭隧道的庆功大会上，我受到了团嘉奨，1966年调到团作训股任工程师。
1966年二月，我父亲也受到了师嘉奖，然后调到师机关任总工程师。
铁49团是由朝鲜回国的野战军改编的一个技术部队，技术干部很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补充了一批大学生，就是郭留宝工程师他们那一批大学生。他们是部队的宝贝疙瘩，组织他们去培训战士，构建部队自己独特的技术队伍，也是总工程师的重要工作。我父亲当年对六十年代初的那批大学生非常器重时常赞扬，很关心他们，注重培养他们的成长，在1966年他的师嘉奖令中有表述。后来担任成都铁路局工务处总工程师的覃正英原来就是上世纪六十年底初分配到铁十师的大学生，后来转业去了成都铁路局。他在2005年前跟我讲过一些情况。
当年成昆线的百家岭隧道，是铁49团第一次打隧道，就遇上了地质条件那么复杂，那么难打的隧道，真是对全团干部战士的考验！
我父亲调任师总工程师后，不巧遇上文革期间，那时候全国的高校都停课并且停止了招生和毕业。没有学生毕业，部队就没有大学生补充，造成技术干部奇缺。
为了补充技术干部，父亲提议，师党委批准，师里自己办了个“草棚大学”，选拔具有初、高中文化的优秀战士进行培训。因为是部队自己进行培训，住的是草棚，所以俗称“草棚大学”。培训单位为师教导队，师资有铁道兵学院派出的，也有本部队的资深工程师，比如宋奇忻工程师。学期有长有短，长的有两年，短的有半年，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需要设置。铁十师一共办了八期，主要是培训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毕业后担任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工程师。
这些经过培训的战士，后来大多提干，成为铁道兵部队中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他们也是成昆线、襄渝线、青藏线建设的有功之臣。
比如董老兵参加测量培训后，担任过测量班长，1966年去十九连当排长，于1966年底去接民工当司务长、民工大队管理员，1970年调管理股任管理员。
比如成都1968年入伍的邓蓉生后来担任了46团总工程师；简阳1965年入伍的徐超文是原47团一营测量班长，第八期草棚大学的学员，毕业后当技术员，工程师，后从中铁20局技术处退休；还有中铁20局总经济师陈文珍等。
其他参加过培训的战士，一般提干先当排长，然后根据工作需要担任不同的工作。即使他们后来可能不再从事技术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参加过技术培训和经历过技术工作的实践，可以从整体上提高铁道兵这个技术兵种的技术实力。这也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有效实践。
感谢老兵们送来的新年礼物！祝愿老兵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四）学习好就是对父母的支持
从1959年到1965年，父亲随铁道兵部队转战各地，从大西北到北京再到大西南。
我们全家12口人在母亲一个人的带领下克服了困难时期的种种艰难。
母亲心中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都能考上大学。她自己没能实现大学梦，就连她的两个妹妹谈恋爱的时候，都坚持要求妹妹们找对象要找大学生。两个小姨都按照她的愿望找了大学生的丈夫。三个姐妹的丈夫都是大学生，这让母亲感到很骄傲。
母亲对大学生的景仰和崇拜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四个孩子，同时父母亲当年努力求学的艰难坎坷，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来我们一定要上大学，这个共同的愿望已经深深的刻在我们四个孩子脑海里。
作为考上大学的第一步，考上我们当地最好的重点中学就成了全家人的愿望。
在这六年里，我们四个孩子都不用父母操心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至1965年我们四个孩子都考上了同一所当地最有名的重点中学——柳铁一中，这在当地成为了一桩美谈。
在学校里，我们是老师们教育学生的的榜样；在家属区，我们是家长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样。邻居们的夸奖更增强了了我们的自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考上大学。
我们知道，父母亲都很忙，没有时间来管我们。我们学习好，父母就能省心，就是对父母最大的支持。
（五）主动式学习
母亲为这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根本没有精力管我们的学习，全靠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每天下午我们会在学校里完成作业，到了晚上只需要复习当天的功课和预习第二天的功课就可以了，学习都很轻松。
那时候也有不少优秀的少年儿童读物和参考书，比如《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少先队队报》。只要我们提出想要，母亲都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给我们订阅。
那时候的老师也不主张做很多的参考题，老师总是说，你们只要真正把课本上的知识看懂了，课本上的习题都会做了，考试就没有问题。
只有大哥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向母亲要求买了几本书：有陈昌奉写的《跟随毛主席长征》，《高斯学算数》，还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家里的课外书虽然不多，但是选择的非常好。这几本书对于树立我们的世界观、提高我们的求知欲、尤其是提高我们对数学的兴趣和解题的逻辑思维方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省钱少花钱买书， 我们就到工人文化宫的图书馆去借书。上了中学，我们会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家里从来没有买过教学参考书或者课外练习册之类的，并没有因此对我们的学习产生不良影响。
（六）保送清华
1966年大哥上高三，就要进入向大学迈进的冲刺阶段。
大哥先在一个班担任学习委员，老师给他的任务就是不但要自己的成绩好，还要把班上的成绩带起来。
他在课堂上非常认真，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充分利用课堂的45分钟。 到了自习课，他从来不做自己的功课，全部的时间都来辅导同学们，同学们有问必答，很快这个班的年级排名就上去了。
老师又派他去另一个班当学习委员，就这样，在高三的四个班里，他当过三个班的学习委员，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那时候学校里把高三和初三、高二和初二、高一和初一的每个班都相应的结成了学习对子，高中部的同学有义务辅导初中部的同学，这是柳铁一中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这样一来，大哥不但要辅导同年级的同学，还要和高三的其他同学一道利用自己的时间辅导初三年级的同学。尤其是到了临近毕业考的时候，我经常在我们初三年级的各个教室里看见大哥的身影，每次大哥一到初三年级，他的周围就围上了许多同学，为了不影响大哥的精力，每逢这时候我都会悄悄地走出教室，我不愿意让大哥为我操心。
回到家里，大哥就会问我：“哎，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你啊？你们好多同学向我提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大哥那么忙还在担心我，我还是很感动的。不过我会很牛的告诉他：
“放心吧，虽然我做不到你那样有问必答，但是我做得到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可以解决。”
到了学校，我们年纪的女生会非常羡慕我：哎呀，你好幸福啊，怪不得你的成绩好，一定是你的大哥在家辅导过你了！
我会不屑的说：哼，我才不要他的辅导呢！
高三的大姐姐们也来问我和弟弟：
“你们大哥每天自习课都没有复习过，都是在辅导别人，那他是什么时候复习呢？是不是每天都在家里悄悄的复习到很晚呢？”
我和弟弟都很骄傲的告诉她们：
“我大哥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学习到九点就睡觉了。”
她们很惊讶：
“是吗？我们每天都要复习到十一二点呢！”
带着他的同学们的疑问，我们也问过大哥：
“你除了上课就是辅导别人，你是怎么保持好成绩的？”
大哥告诉我们一个诀窍，他说：
其实我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也是在检验我自己到底学的怎么样？我学懂了，我就会给别人讲得懂；如果我讲的别人听不懂，说明我自己也没有真正学懂。只有课堂上学懂了，就能自己给别人讲明白了。晚上复习就用不了多少时间。
1966年上半年，我们初中、高中的毕业考都已经考完了。大哥总分名列高三前茅，他获得了保送清华的的资格。可惜这年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大高校停止招生，他的清华梦断。
（七）目标北大
二哥小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不好，又调皮捣蛋出了名。可没有想到到了高中阶段，二哥的成绩追了上来，成了大哥的竞争对手。
1965年他上高二，当了他们班的班主席。这可真让全家大吃一惊，真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二哥的特点就是非常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一到下课就能听到他在播放广播的声音。校庆时的文艺演出也少不了他。他们班演出的舞蹈是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舞蹈动作编得铿锵有力，那个在队伍前面挥舞着大红旗，舞出各种花样的就是他。
他还喜欢打篮球，球场上常常可以看见他矫健的身影。在二哥身上充满着一种热情，一种要用自己的青春之火去点燃大家的热情。于是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关心集体，热爱公益的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感染力，这种感染力能够辐射出去带动全班，在他们班里出现了一种你追我敢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他们班的团结向上还是全校有了名的！
二哥的长项是写作文，经常在他们年级和学校的板报上登出来。他们班的同学也经常对我和弟弟说：
哎呀，你们二哥的作文怎么写的那么好呀？
他作文写得好的诀窍是，他特别注意收集词汇。他有做笔记的习惯，一看见报纸上或者什么书上有好的词汇成语，就立刻给记下来，他记下了几大本。
不过大哥说他写的作文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大哥这么一说，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有一次我悄悄拉开二哥的抽屉，偷看了他的作文。唉呀，真的好长，一篇作文就能用了一个作业本！不过真的写得文词优美，语言流畅！
从二哥当了班主席，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他的理科成绩不如大哥，可他的文科成绩是公认的好。他还不服大哥的气呢！大哥是保送清华？他就要目标北大！
（八）独女儿和跟屁虫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父亲常常叫我是独女儿，哥哥弟弟也爱开玩笑叫我独女儿。
因为我是独女儿，父亲最宠爱我，哥哥弟弟也很喜欢我。只有母亲认为我是独女儿不应该有什么特殊。反而因为我是女孩子，就更应该帮着她干家务活，做饭，买菜，洗衣服。
1965年的下半年，我初中三年级当上了班里的宣传委员和学校学生会的宣传干事。 父亲对我的成绩要求不高，只要排在班上前1/3就可以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学习压力，我就是按照父亲的这个要求去做的，只要保持前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1966年，我们初三的毕业考试已经考完了，有的报考幼师的同学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的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正当我满怀信心的等待本校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录取工作停了下来。
弟弟比我小一岁，总是跟在哥哥姐姐后面。如果大哥在家，他就跟着大哥的后面；如果大哥不在家，他就跟着二哥的后面；如果两个哥哥都不在家，他就跟在我的后面。父亲看见他似乎自己没有什么主意，常常说他是“奴隶主义”。
“奴隶主义”有“奴隶主义”的好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撑着。既然家里的事都让母亲和哥哥姐姐做主，他也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所以他的心态最平和。
正因为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他就有精力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比较冷静的观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哥哥姐姐的优点和缺点，就更能综合吸收哥哥姐姐们的长处，避免短处。比如哥哥姐姐们的性格都比较认真，他办事也很认真。大哥做了一个十灯的收音机，他就做了一个矿石收音机。他的作文也常常登在年级的版报上。虽然他的成绩不如哥哥姐姐那么突出，但是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充满信心。没有想到文革开始，让他只上了一年的中学，就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当父亲奋战在成昆线上，和年轻人一起翻山越岭的时候，他的孩子们也在柳州努力学习！
我们都将迎来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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