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存的大国，在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多次分裂、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才产生了这种优秀的文化素质——和合文化。历史上后赵国多民族的融合过程，说明和合文化的重要性。
著名史学家宁可先生在《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环境就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有着类似舞台、布景及道具的作用。’经文物考古学家考证，帝尧时期人们就生活在太行山东麓邢台一带。太行先民首次打破了各民族独立封闭，思想意识和物质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石勒生于山西武乡县，因家道中落，十四岁就到洛阳做生意，险遭大官僚王衍杀害，后沦为奴隶。二十多岁又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到山东荏平人师欢家为奴，不久放免为佃客。《晋书》记曰：石勒为羯族人，俗称“胡人”，因被汉族官僚迫害，数次逃亡，因晋乱而带领数百胡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沦为牧马人的奴隶而起兵。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步走出了辉煌，成为了后赵开国皇帝。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初次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
石勒建立的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他先后多次将羯族人、乌桓人、氐人、羌人等数百万少数民族迁往冀州、幽州、青州等地，其目的是增加兵员和劳动力，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促进了民族融合。十六国后赵时期是太行山东麓诸州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后赵皇帝石勒虽然是少数民族——羯族人，但在他的统治时期，不但重视国内各民族人民矛盾的调和与融合，而且大力抑制各少数民族官吏、兵士的越权行为，并重用汉族官吏，相对达到了各民族的融合与大统一。
1、后赵前期少数民族的和合
石勒起义的起点是很高的，首要对敌的是东晋统治集团，尽量避免与其他争地盘的势力的争斗，对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势力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石勒起兵的班底号称“十八骑”，即十八个人的骑兵队伍。根据史料记载，十八人中，除冀保、吴豫、桃豹、逯明、郭敖、孔豚六人族属不明外，张曀仆、张越是羯族人；呼延莫、刘征、刘宝、刘膺、赵鹿为匈奴人；支雄、支屈六为月氏人；王阳为乌桓人；夔安、郭黑略为天竺（印度）人，其中只有张曀仆、张越两人属石勒的同族，十八人涉及五六个民族。这次的结合或和合，虽然范围较小，人数偏少，但其意义却非常的大，它为今后的后赵民族大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君子营”的设立，笼络了汉族士人之心。
石勒自起兵后，采其汉人谋士张宾之议，广泛召降汉族士人，并为之成立“君子营”。这比当时多数汉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态度进步的多了。石勒定都襄国后，把大量的“胡人”内迁至自己的统治腹地。这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促进了民族融合。由游牧民族进入农耕社会的汉族地区，“石勒对于发展农耕，发展生产所下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农业在这里充当了胡汉融合的先锋。北方少数民族下了马鞍，拿起了农具，民族融合在这日复一日的农业生产中悄然的进行着。（）同样，石勒认为在农耕之地需用“农耕之法”，当然这其中包括生活方式及政治措施。石勒主动的接受汉化，学习汉族文化及汉法，吸收中华和合文化中共生共存、和而不同的思想，注重汉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人之间的融合，以此达到民族之间的融合。石勒虽然任命了不少起兵十六年以来随军征战，甘犯矢石，备尝艰辛的少数民族官员，如任命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但严格规定“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此处的“华族”为华夏汉族之意）”。为了平抑诸族人之间的矛盾，在涉及汉族官员管理胡人时，石勒是支持汉官的。
石勒对汉族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曾严禁称少数民族人为“胡人（法定称'国人’，这应是对于西晋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抗）”。《晋书》记载了一个汉人小官吏管理胡人的小故事，可看出石勒对汉族人的宽宏：当时邢台胡人挺多，又挺跋扈。一天，一位醉酒的胡人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守门者宫门小执法冯翥，冯翥一害怕忘了忌讳，说是“醉胡乘马驰入，还大声呵斥我们，真是不可与理论。”石勒听他称呼“胡人”，不但胸怀大度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胡人正自难与他讲道理”，对守门者也就没有再怪罪。
还有一次，石勒在单于庭召见地方官员，当他看到汉族官员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很不满意。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不讲道理，把衣物都抢去了，害得我只好穿着破衣服来朝。” 他刚说完意识到犯了禁令，急忙叩头请罪。石勒却笑着说：朝廷的法令是针对俗人百姓的，与你们这些老书生无涉。我现在代他们赔你三百万吧。樊坦赶快磕头泣谢皇恩浩荡。由此可看出石勒为了调和民族矛盾以达到民族融合的态度是多幺的真诚。
3、佛教的发展，平和了民心。
石勒听从郭黑略的推举，重用旷世奇才的天竺高僧佛图澄，并尊为国师，佛图澄利用佛教的教化平和了民心。
西晋时，佛寺不满二百，僧徒不过三千，十六国后赵时期，后赵都城襄国一带僧徒就达万人，寺院八百九十三所。短短几十年，佛教在北方如此大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百姓由于佛图澄的教化影响，竞造寺宇，相率出家。佛图澄在后赵推行佛教，普施教化，所经州郡，建立佛寺，凡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利用自己的异能，对石勒随时劝化，不但使襄国成为北方佛教文化中心，成为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源头，而且，大大抑制了石勒军对百姓及敌对势力的杀伐，这也有力的推动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取得了后赵国的一时平和及各族融合的状态。
在政体上，石勒大力吸收儒家文化的制度、典章，如：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从事各一部一州。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9）后赵的都城襄国一时成为了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为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往来提供了舞台，进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
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观是将整个宇宙做为一个整体的生命观，天地、万物、人类（包括种族、族群）有机而不可分。实际上只有具备这样博大的胸怀，才不会造成人类某个族群自命“高级”而对“身外”片面索取的异常化。自东晋后期五胡十六国、南北朝，至唐后五代十国，宋后的金、元及清代，所有在中原执政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及族群，无不自觉不自觉地极力吸取中华和合文化的精髓，力图早日融合、和合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文化，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性、和合共生、以他平他的共赢性、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实生物、和而不争的先进性，才使汉族达到了与其他各族及外界各族群共同智能创造，得到共同发展，使人类文化获得新生命、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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