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神仙方术的积极活动和养生理论的完善，为方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秦汉帝王对神仙长生术的虔诚追求和用预测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等原因，促进了方术的迅速发展。后世之方术的种类、内容，在汉朝基本上都已成型或已出现。
一 秦皇东巡望蓬莱
神仙信仰流传久远，古人认为，服食不死之药或通过某种特殊修炼方法便可白日飞升、肉体长生，永远享受快乐的生活。先秦古籍中就有不少关于神仙、仙药的记载，如《山海经》中记载有不死之民、不死之药；《楚辞·远游》提到了仙人赤松子、韩众的登仙传说，并表达了对神仙生活的热烈向往；《庄子·逍遥游》更是具体描写了神人那“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风姿。但这种神仙学说，因只有“术”，而无理论，故影响不大。到战国后期，方士们将新起的阴阳五行说与神仙说相结合，使其染上理论色彩，从此神仙方术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信徒日益增多，特别对一些帝王的吸引力更大。这些享尽人间富贵的帝王，害怕人生短促，渴望找到一种长生不死之药，从而使自己永享人间快乐，所以对方士们宣扬的海上有仙山，山上有不死药之言等特别感兴趣。方士们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神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上都是用金玉所做的楼台观阁，到处可见纯白色的飞禽走兽，丛生着种种能使人长生不死的神芝、仙草和灵果，在楼台中住有仙人。正是在这些帝王强烈追求不死药的推动下，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三次有名的方士入海求仙药的浪潮。
早在战国时，地处东部沿海的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就掀起了第一次派人入海求仙山的浪潮，结果都未能到达仙山。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根据“秦为水德”说，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制度。因为据五行理论，水属北方，尚黑，终数六，而且水主阴，阴主刑杀，故秦王朝规定衣冠旗帜皆为黑，数以六为纪，推行急刑酷法。“秦为水德”说的确立，一方面致使秦始皇更为自觉和坚决地推行急法刻削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为其滥施刑罚、鱼肉百姓提供了借口和理论根据。结果，这种急刑酷法造成人人自危，社会动荡，成为秦王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推行集权专制的秦始皇却又素恶言死，闻得方士说海上仙山上有不死之药，极合脾胃，立即耗费巨资，派遣大量方士入海求仙药；并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对神仙的仰慕，自称“真人”，身穿望仙鞋和丛云短衣。他还听从方士关于“人主所居为臣下知道，神仙就不会前来，灵药也难以求到”的谎言，令人将咸阳附近的二百七十余座宫殿用“复道甬道”相连，每日行居不定，使臣下莫知其所在。秦始皇连续不断地派遣方士入海，但方士却总是空手而回，每每以船因大风不得靠近仙山或船被海中“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之语来敷衍秦始皇。著名方士徐福曾三次前往海上寻药，最后因求仙药无望，为免灾祸，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出海不回。传说他到达了日本岛定居，另寻乐土。在日本的和歌山县有徐福墓，青森县有徐福像，有关徐福的传说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另一方士卢生也因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以刑杀为威”，怕遭不测，与方士侯生一齐逃之夭夭。秦始皇闻知大怒，将京城的儒生、方士都捕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埋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不过其中多为方士，儒生甚少。
秦始皇一面遣方士入海寻求仙山灵药，一面又巡历天下，希望一睹神仙真容。秦并六国未久，秦始皇就东巡海上；次年，他复游海上，至琅琊，北巡而回咸阳；此后三年，他再次来到海上，游碣石，造渡海桥不成而归。在“坑儒”后不久，发生了两件事，给素恶言死的秦始皇带来了不祥的预兆：其一，东郡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一句谶语云“始皇帝死而地分”；其二，有一个手持玉璧之人在华阴县对秦始皇的使者说“今年祖龙死”，并留璧而去。为了逃避劫难，秦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所以他决定再次出游以厌禳之。秦始皇从咸阳出发，过云梦（今属湖北）、丹阳（今江苏南京）、钱塘（今浙江杭州），至会稽（今浙江绍兴），祭祀南海后北上，沿着海滨来到山东琅琊。因心理始终蒙着死亡的阴影，秦始皇心中出现了可怕的幻想，梦与海神交战。梦占博士为他占梦说：“水神不可见，大鱼蛟龙即海神。如除去此等恶神，善神即可求得。”于是秦始皇令人在自己乘坐的船上安装连弩，欲射杀巨鱼。候之多日，终于在芝罘海上见到巨鱼，并射杀了一条。梦想长生的秦始皇虽然除去了心目中的大敌，但连续多日的过山涉水、风雨颠簸的劳累，加上等候巨鱼的紧张心情，终于使他一病不起，死在寻求仙药的途中。
二 汉武求神造仙山
秦始皇死后约百年的汉武帝时代，第三次入海求灵药的浪潮又一次兴起，且规模、人数都要大于秦始皇时。秦始皇求仙未果而病死于归途，并没能阻止汉武帝求仙药长生的欲望。他重用方士，耗费巨资，大规模地寻仙祀神，各地方士争先恐后地来到京城，莫不自言“有禁方，能神仙”。
汉武帝即位不久，方士李少君用“祠灶谷道却老方”博得了皇帝的崇信。少君说：祠灶可以招致鬼神，鬼神到而可以使丹砂化为黄金，黄金成而制成饮具，就可使黄金之性转移到人身上而益寿延年，就可以看到海上神仙，然后再祭祀天地，就可以不死，这就是黄帝成仙之道。武帝深信其言，立即派方士入海寻求蓬莱仙境，并亲自祠灶，从事丹砂炼金活动。然而，李少君不但没有为武帝求得神仙和灵药，自己反倒因病而一命呜呼。可笑的是武帝还以为少君乃是成仙而去。
不久，齐人少翁以鬼神方来见汉武帝。据传武帝的宠姬王夫人亡故，武帝思念不已。于是少翁就作法，在夜半时分招来了王夫人的身影，让武帝坐在帷幕中远远观看。对此，深信神仙术的武帝也发出了“是耶非耶”的感叹，但还是对少翁重加赏赐，封他为文成将军。少翁对武帝声称：按照他的法术去做，可让武帝与神仙相通，对此武帝一一照办。但过了一年多，神仙始终不至。少翁怕骗局败露，就说牛腹中有奇书，武帝杀牛取出帛书。武帝虽说是一个神仙迷，但并不糊涂，认出帛书上的文字是少翁的笔迹，知道是他所伪造，便将他斩首。少翁所施的召神劾鬼术，亦属于神仙方术之一种。
汉武帝斩了少翁之后，对求仙之兴趣稍减，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又使他对神仙迷信大增。少翁死后第二年，武帝得了一场大病，医、巫无所不至，终无效用。此时有神君降临于长安西北的甘泉宫中，叫巫师传话给武帝：“天子毋忧病，病就会痊愈，再来与我见面。”许是心理作用，武帝闻听此言，病情居然大有起色，便马上前去甘泉宫祀神，而后病竟痊愈。此事使得武帝完全折服于神灵，在甘泉专设宫殿礼祀神君。神君数目甚多，其中以泰一最为高贵。神君们时来时去，来时多在晚上，唯闻风声飒飒。神君在帷幕中说话，声音与凡人无异。天子斋戒而入，隔着帷幕，津津有味地静听他们的谈话，尽管其所说的仅是些平常的话语。于是甘泉宫就成为当时方士云聚的宗教中心了。武帝因此又后悔杀了少翁，没能让他将所知的神仙方术演习完。这时，自诩有神仙方术奇能的栾大来到了武帝的身边。
栾大吹嘘自己经常在海上来往，曾见到过仙人，但因人微言轻，不为仙人所相信。他对汉武帝说：“若想见到神仙，获取不死之药，必须尊贵仙人的使者（方士），才能使其与神仙相通。”听信其狂言的武帝就拜他为五利将军，封乐通侯，并将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并亲至其宅，令栾大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五利将军印，赏赐万金。栾大一时身价百倍，贵甲天下。后来栾大自称入海求师而不敢入海，只是到泰山上溜了一圈，回来却“妄言见其师”。这时武帝因屡为方士所骗，而生出戒心，就派人暗中一路监视栾大。武帝得知再次受骗，一怒而诛杀了栾大。
不过武帝仍不死心。栾大死后数月，方士公孙卿声言在河南缑氏城上见到仙人的足迹，于是天子亲至缑氏祭祀神迹。次年春，武帝东巡海上，命方士数千人乘船入海求蓬莱神人，自己也留宿在海船中，希求能一见仙人。不久，公孙卿又言在东莱山见到了仙人，武帝闻讯即往，结果只有“大人迹”，并无神仙，无疑又是一场空。
武帝求仙求了五十年，重用了许多方士，也杀了一些方士，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方士，但不死灵药终于没有得到。无奈的他只好在甘泉的秦液池中修造了几个小岛，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雕刻了许多石鱼、石鳖排列其上，算是真到了海上仙山。武帝还在甘泉建筑了高二十余丈的柏梁台，台上用香柏为殿，香闻十里；台前为二十丈高、六十围粗的仙人承露铜盘，据说用盘中清露和丹药饮下，便可延年益寿致长生。然而虚无缥缈的仙山、仙人、仙药还是无从捉摸，影踪俱无。武帝到晚年才醒悟道：“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至此，方士入海寻求仙山、神仙和不死灵药之风始衰。
三 《淮南子》：集神仙方术之大成
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之叔，性好读书鼓琴，甚有学问，门下有宾客及方术之士人数千人，刘安经常与他们“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著有《内书》二十一篇，《外书》三十三篇，《中篇》八卷，计二十余万字。《内书》又名《淮南内》、《淮南鸿烈》、《淮南子》，在理论上推崇老、庄的哲学思想，广采博取道、儒、阴阳、五行、神仙、名、法、墨、兵等先秦诸家学说，并加以融合贯通而形成的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巨著。《外篇》为杂说，今已失传。《中篇》也称作《枕中鸿宝苑秘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即是专谈神仙长生术和炼制金丹术的专著。此书在当时即是禁书，今也亡佚。清朝人辑有《淮南万毕术》，相传保存有部分《中篇》内容。
《淮南子》书影
汉初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方士，方术的种类已经包括导引、服食、求仙、候神、祠灶、辟鬼、望气、占星、烧炼、采药等。当时的神仙家，也成为以神仙方术为主体，吸取道家学说为理论，以儒家“仁义”为伦理思想的学术流派。因此，热衷于神仙方术的淮南王刘安与方士、儒生集体撰写的《淮南》诸书，可以说是集先秦和汉初神仙家学派之大成的著作。作为西汉神仙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和理论家的刘安，也由此在后世道教神话中，被神化成是烧炼金丹成功，全家服食后，白日飞升成仙的神仙人物。当然，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安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汉武帝诛杀的。
《淮南子》一书以“道”为宇宙根本，认为“道”始虚无，化育于有，而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御阴阳而同乎神明。由此崇拜鬼神，认为天上星宿皆为天神，而泰一为至贵者；并认为天帝神明，无所不察，上天之诛，无所逃形。书中还崇方仙之道，慕不死之药，首次将明天命、修心性、去嗜欲、事方术与修道养德结合起来而为长生之道，把道家、儒家、神仙家融于一炉。因此，《淮南子》是一部包含着许多古代哲学思想、科技资料和神仙方术等内容的文献。
如《天文训》，首先论述了天地万物产生的原因以及日月星辰与人间事物的关系，提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的观点，用以解释君主的政治行为与异常灾变的对应关系；其次解释天文、历法、节气等知识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再次谈到月亮与太岁的运行关系及其星占和阴阳、五行、干支的变化与人事的关系；其四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运动变化与人事、音律之数的关系；其五为岁星纪年法和星占术、分野说、五行生克关系、天人感应之数等内容；最后是岁星占和测算星辰的方法、数据等。可见《天文训》几乎是当时天文、星象、历法、五行、干支之学的汇总。其中说月亮运动每天东移13度，这个数据被后人沿用了很久。又说若看到大鳖浮上水面，天必大雨。这种鱼鳖测雨之法，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因为大雨前气压低，所以鱼鳖要浮上水面进行呼吸。
又如《坠形训》中反映了当时寻觅仙药、仙境、仙人的方士们所幻想和追求的境地，宣称天地之间有着许多奇妙美好的仙境，居之不死的宝地，食之不死的果实，饮之长生的神水，服之成仙的药草等。而《精神训》所反映的是汉初修道养性者所幻想和追求的美妙境界，认为人可以通过内修道德、养性炼形而役使鬼神，达到成仙长生的最终目标。此类神妙幻想，成为后世道教构建仙国仙境、洞天福地的根据，也成为道教强调修道养性可以成仙的依据。
《淮南子》还记载了当时的许多方术，如祠祷鬼神可以求福，可以祈雨求晴，卜筮可以决事等。此外，专讲炼丹之术的《淮南中篇》虽已失传，但从现存的《淮南子》和《淮南万毕术》中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炼丹原料如汞、铅、丹砂、雄黄等及其性质的记载。如“三十六水法”，据说炼成的丹药可化黄金为浆，服食可长生。在看似荒诞的炼丹术中也蕴涵着许多古代化学、药学等知识，成为中国古代科技的资料宝库之一。
四 巫蛊之祸
笃信神仙、乞求长生之人必然恶闻不祥之语和事，因而十分迷信诅咒厌胜之类的方术。秦始皇如此，汉武帝同样如此，并由此酿成一场殃及家国的大悲剧——“巫蛊之祸”。
巫蛊属于祝诅厌胜一类的方术，其做法一般是将木偶埋于土中，或在木偶身上刺上钢针、小刀之类凶器，然后通过祝诅祭祀以加害于仇家。国外人类学家称之为“黑巫术”（与此对应，驱凶避邪祈福的巫术就被称作“白巫术”）。英国民俗学家弗雷泽在其民俗学巨著《金枝》中指出：“在各种不同的时代，许多人都企图通过破坏或毁掉敌人的偶像来伤害或消灭他的敌人。”在中国，此类祝诅术也是古而有之。入汉之后，此术更为盛行。
汉武帝能登上皇位，其姑母长公主出了大力。武帝的皇后陈氏即是长公主的女儿，当初武帝曾对长公主许诺若得陈氏为妻，当以“金屋贮之”。武帝即位后，立陈氏为皇后，擅宠娇贵十余年，但因无子，武帝开始宠幸陈皇后的侍婢卫子夫。陈皇后不甘失宠，就引女巫在宫中为妇人媚道诅咒之术，欲图重得武帝的欢心。不料事发，元光五年（前130），武帝穷治其事，牵连而诛杀者三百余人，陈皇后也因此被废为庶人，退居冷宫长门宫。武帝然后册立卫子夫为皇后。传说陈皇后为再能得到武帝的宠顾，曾以很多贵重的礼物，请大诗人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述废后悲愁。武帝看到此赋后，确也有所感动，使废后的凄凉晚境有所改善。
陈皇后之事，并没有让使用巫祝者有所觉悟。征和元年（前92）夏，有一剑客闯入汉武帝的寝宫，而后从容逃脱。武帝大为震怒，令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搜捕。丞相公孙贺为替其擅动军款而下狱的儿子赎罪，自请捕获京师大侠朱安世。朱氏为了报复，于狱中上书告发公孙贺父子曾指使人在去甘泉宫的路上埋木偶，并诅咒皇上。于是，公孙贺父子转眼之间成为阶下囚，并死于狱中，且祸及家族，连武帝之女阳石公主、诸邑公主也连坐被诛。巫蛊之祸由此而起。
当时，巫蛊之术流行于宫廷内外，后宫妃嫔信者甚多，相互间因忌妒和冤仇而争相告讦、揭发对方祝诅皇上。由于巫蛊之术易于制造罪证，被诬告者又难以洗刷，所以常常成为人们置对方于死地的有力斗争手段。此时武帝年事已高，身弱多病，疑心益盛，经常疑神疑鬼，并轻信谗言，使情况更趋严重，先后斩杀了数百名后宫嫔妃、宫女及有关大臣。武帝信用的术士江充因与卫太子有隙，怕年老多病的武帝一旦死去，自己将为即位的太子所杀，便乘武帝疾病，奏言这病的病因是因为有人用巫蛊作祟。于是，多疑的武帝便命江充治理此事。江充乘机带领巫师到处挖木偶人，大肆搜捕那些在夜晚进行祈祷、祝诅之人和自称有视鬼等术的巫师方士，还伪造证据，用严刑拷打逼人自诬，民间由此互相诬告揭发，前后坐此死者达数万人，闹得京城里人心惶惶。而武帝却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并进而怀疑身边的人也为“蛊道祝诅”。探知上意的江充乘机对武帝说皇宫中有蛊气，若不除去，皇上之病总难痊愈。于是，江充在武帝的授意下，在皇宫内胡乱挖地求蛊，先掘宫中其他妃嫔的居室，次及卫皇后和卫太子宫，遂在太子宫掘得六枚预先埋下的布满钢针的木偶。太子心中恐惧而不能自明，故采用其师傅石德之计，捕杀了江充，火烧掘地的巫师。此事引起长安百姓骚乱，声称太子已反。武帝大怒，发精兵与太子大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自杀，其子女及其属下皆诛，其母卫皇后也被迫自杀。征和三年（前90），丞相刘屈氂及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被人诬陷诅咒皇上而问罪，刘被腰斩于长安市中，李之家属被捕下狱，在军中的李广利得讯，随即投降了匈奴，所率七万大军全军覆没。巫蛊之祸给汉王朝带来了重大损失，并使人人自危，政局动荡不宁。
数月后，丞相车千秋请武帝施恩惠、缓刑狱。武帝时已感悟到江充之奸诈，故命族灭江充全家及其爪牙等，为卫太子昭雪，并下“轮台诏”，抚慰众庶，废除苛政，遂使汉室转危为安，走向中兴。
不过，巫蛊之祸的余响还是波及整个汉朝。此后汉成帝的许皇后因媚道祝诅而被废，身边宫女多人被杀。东汉哀帝时，冯太后因被人告发诅咒皇上和傅太后，被迫自杀，牵连死者数十人。由此之故，汉朝皇后及后族，除数家外，大都不得善终，“小者放流，大者夷灭”，成为诅咒迷信的牺牲品。
五 董仲舒祈雨术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其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的封建神学体系。他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天人感应思想，本出自阴阳学家、方士之手，即运用象征、类比的方法，把自然界的某些异常现象作为预兆来占卜人事的吉凶。如出现于战国、风行于汉朝的灾祥说，即认为因君主统治的好坏或王朝兴亡，上天都会降下相应的灾异或祥瑞之象，就以这天人感应思想为基础。董仲舒进一步阐发来自巫祝、方士的君权受命说、灾祥说、天人感应论，首次将天人感应思想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一种有别于前儒，将五德始终说、灾祥说、谶纬迷信等糅合于儒家政治伦理中的新儒学。
《春秋繁露》书影
董仲舒首先肯定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主宰，地上的君王受命于天，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一切按天意行事。他为了论证此说，牵强附会地说是因为天、人同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并解说人体“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春秋繁露》）由此他认为君主行仁义，则天降符瑞以资鼓励，如出现灾异，则是因为君主有过失，上天对其发出的警告和谴责。当灾害降临时，君主应作相应补救，如一意孤行，不加悔改，天将予以更大的惩罚，甚至夺取其君位。这种学说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封建统治的王权神化，巩固封建统治，对后世政治伦理学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董氏除理论上继承了巫史、方士的思想外，还设计有一套颇为时人所信服的阴阳法术，如他的祈雨祷晴术就十分有名。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农作物的丰歉依赖于雨水的多少与合时。因此，早在上古时期，当久旱不雨时，人们就向掌管雨情的天帝、雨神祈祷降雨，从而出现了专管求雨的巫师以及焚烧巫师祈雨的仪式。到商朝，还出现了暴晒君王以求雨的祭祀仪式。巫法认为：人们要求得到祈求对象宽恕和同情时，要用自我刑罚或象征性的灾难临头作为祭祀的内容，才能祈求神灵免去其灾难。而焚烧巫师或暴晒巫师、君王就是一种表现人间因无雨而受炎热、干旱痛苦的自我惩罚行为。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着雨神与龙和水的种种迷信，认为“龙从云”，云来便能下雨，所以龙是天上的“作雨者”，当天旱求雨时，用泥土制作土龙来祭祀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后世民间许多龙王的神话和在龙王庙求雨的习俗即源自于此。董仲舒将以前的种种祈雨法加以整理，并与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祈祷晴雨方术。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还撰有《求雨篇》和《止雨篇》来专讲此术。
《求雨篇》记载着四季祈雨的具体方法：
春天干旱求雨，选择一个在干支上属水的日子，聚集巫觋，暴晒八天；然后在东门处建坛祭祀水神共工，下雨则止。若不下雨，再在甲、乙日制作一条大苍龙和四条小龙，在神社中凿水池养蛤蟆，并凿通城桥下的淤塞。如此，天便会下雨。
夏天天旱不雨，就在祭坛上晒锅七日，祀蚩尤（火神，南方之神）祷告，以丙、丁日制作一条大赤龙和六条小龙，在社池中放养蛤蟆，祈祷求雨。
季夏祷雨，徙市场于城南门外十天，在祭坛上祭祀后稷（农神），以戊、巳日制作一条大黄龙、六条小龙，在社池中放养蛤蟆。
秋天求雨，不举火，不炒菜，在祭坛上祭少昊（西方之神），制作大白龙一条、小龙八条，在社池里放养蛤蟆。
冬天祈雨，祷于名山，在祭坛上祭玄冥（北方之神），以壬、癸日制作大黑龙一条、小龙五条，在社池中放养蛤蟆。
《止雨篇》记载有大涝时如何祷晴的方术：以土日堵塞水渎，绝道，盖井，不让妇女外出，让男人到神社去祷求天晴。为何要选择土日和禁止妇女的行动？因为据阴阳五行说，土能克水；又女为阴，男为阳，天久旱不雨，是阳气大盛，久雨不晴，是阴气大盛，所以，求雨要用女以助阴气，止雨要禁女以助阳气。
《汉书·五行志》还记载有董氏为地方官时，从阴阳五行说中推出的另外一种祈雨祷晴的法术：“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闭北门。”其意是南为阳、为火，北为阴、为水，求雨时当闭南门以抑阳气，祈晴时反其道而行，当闭北门以抑止阴气。这套理论影响了中国社会长达数千年。唐朝时，朝廷一遇淫雨不止，就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关闭长安城北门以祈祷雨止天晴，给城中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妨碍。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四川某些地方的地方官遇到天旱不雨，就雇请道士设坛施法求雨，并且自己也到坛上拈香祷祝，同时命将南门锁闭，说是南方丙丁火，闭南门，天自必下雨，其思维方式与董仲舒祈祷晴雨术之原理一脉相承。
六 京房与星占术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兴盛，星象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以五行生克原理、阴阳二气的配合沟通强弱等情况来解释星象，用以预测人间的吉凶事变和万物的生长、盛衰的变化。到汉朝，星象学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同时，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的宗教神秘世界观作为当时的统治思想，成为汉朝星象学继续发展、盛行的内在契机。在汉朝，上至帝王将相学者儒生，下至三教九流方士巫祝，无不信从星象之学；帝王大臣们还在朝廷上应用星象学讨论政治，决定政策方针。当时的显学《易》学、谶纬也都与星象学密切关联，互相融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朝星象学在继承和总结前朝复杂繁琐的星象内容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确立了以观测星象活动来预言人事吉凶为专职的中央天文官制度，出现了众多与星象学有关的著作和涌现出一批星象学家，如司马迁、董仲舒、刘向、刘歆、扬雄、杜钦、谷永、京房等。其中以京房的星象学对后世影响较大。
《京氏易传》书影
京房（前77～前37），本姓李，字君明，汉朝易学大师，以“通变”说“易”，好讲灾异，为《易》学博士，屡次上疏，以天象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因为上书弹劾汉元帝的宠臣石显等人专权，京房被赶出京师，为魏郡太守，不久下狱死。京房著作颇多，今存有《京氏易传》三卷，清人辑有《周易京氏章句》一卷。汉朝的《易》学大师有多家，各有特色，而京房首以星象学内容来解《易》，促成《易》学与星象学的联姻，由此也使糅合了大量星象学内容的京氏《易》成为汉朝《易》学诸流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故后代有不少星占候气望云卜筮之书，冒用京房之名以行世。
京房《易》学重视灾异与人事的关系，而其所说的灾异中，星象的变异是重要的内容。如他所论的日食之变有二十四种形状，共占测二十种人事情况。其中日食不发生在晦日、朔日的称“薄”，表示人君所行诛罚将不顺利或不公平，或者是贼臣将暴然兴起。这是因为日、月并未走到同一星宿位置，只是因阴气太盛，侵掩了日光才形成了日食。人君滥诛众人而违反正理，叫做“失叛”，对应的日食食既后，日光分散。君主把持官爵不封赏臣下，称之为“不安”，相应的日食在食既后，太阳中间部分发黑而四周明亮（即日环食），等等。
据文献记载，京房的星占预言都被事实所验证，受到汉元帝的赞赏。如永光、建昭年间，多次日食，又长期日色发青，阴暗如雾无光芒。对此，京房多次上疏预测西羌将反乱，近者在数月之内，远者一年。结果不久西羌果然爆发了反汉的暴乱。建昭二年（前37），京房受到石显等人的排挤，被放到魏郡任太守。临行前，京房上疏道：“近来日色受阴气掩侵，光芒不明，这是大臣蒙蔽帝王而皇上心存疑虑之象。不久必有人想隔绝微臣，不让我进京奏事。”果然不等京房到魏郡，汉元帝就下诏令，制止京房在岁末乘驿车赴京奏事。
《京氏易传》成书于汉元帝时，但有些内容却是占测汉成帝时的星象，这当是由京房的学生掺入的。如《易传》说“君主不任贤才，其妖为天陨流星雨”，就是指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二月某天半夜，星陨如雨，流星长一、二丈，但未落到地就熄灭不见，直到鸡鸣方止。又如河平元年（前28）三月，日色发黄，太阳中有一团如铜钱大小的黑气，对此天象，《易传》说：“人君祭天而不顺天，称'逆’，与此对应的灾异是日色发红，而中央黑；人君听到善言而不赞同采纳，称'失知’，其灾异为日色发黄。”汉成帝确有此病，日象所显，与之相应。
京房等星象学家从理论和实践诸方面对星象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使汉朝成为中国星象学史乃至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星占原理、方法等都对后世卜筮之术，甚至民俗心理影响甚伟。
我国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其意是说人间的每一个人，都在天上有一颗对应的星宿。这一观念早在汉朝就已出现。人们可以通过观测特定的星宿明暗、位置等，知道对应的某人的身体情况、命运如何，如与某人相应的星宿陨落了，就预示着这人的死亡。为此，人们为求长寿延年，就通过一定的仪式来禳星，使星不陨落，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看天上的将星闪烁不定，而自己也病体日重，就作法祭祀北斗七星，祈祷将星复明，不料点着的七七四十九盏长明灯被人无意中扑灭，禳星失败，结果将星陨落，诸葛亮也就因此病死。这也是一则从星象学中生发出来的故事。
星占之术很是复杂，这里难以展开介绍，下面仅就人们所熟知的部分星象预测吉凶之法作一简介。
紫微星乃人间帝王之象，由紫微星的状况，可测知君王的行为。民间传说中的所谓“紫微星照临”，即是帝王或未来的帝王来临之象。太阳也是人间帝王之象。与此对应，月亮就是诸侯或皇后、妃嫔之象。
三台星是古代中央朝廷重要大臣“三公”之象。文曲星为人间文士、翰林和状元之象，武曲星当然就是武将、武状元之象。少微星一名“处士星”，是隐居高士的象征。星占术中的“月犯少微”之兆，预示着当时有名望的隐士将有不测之灾。
南极老人星，原先人们认为它主国家命运，此星出现，主天象安宁，国运长久，故也称“寿星”；如此星不出现，即主刀兵迭起，天下多事。后来人们因此星名中有“老人”二字，又有“寿星”之称，故又尊奉为主人长寿的星。寿星，成为对年老高寿者的颂词。
火星古称“荧惑”，星占术认为此星为罚星，如某星被火星侵犯，那某星所象征的人或物就会有祸患。《史记·天官书》中说，火星犯角星，即预示着战事的发生。人们从“角”字联想到军队中的号角，再由此联想到战争场面。
彗星俗称“扫帚星”，因为彗星长长的彗尾横扫天空，形同扫帚的缘故。星占术认为彗星是最不祥的星体之一，它的光尾横扫到某一星座，此星座所象征的人就要遭殃；而天空中出现彗星，也预示人间将发生了不得的大灾祸。因此一旦彗星出现，统治者就要检讨政治上的过失，帝王还要下“罪己诏”，作自我批评，希望以此禳除灾祸。民间一见彗星，就会引起人心不安，甚至要着手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灾害。
流星，古代也称“贼星”，看到流星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据说看到流星入天狱星，此人就会有牢狱之灾。不过也有禳解之法，传说看到流星入天狱，马上披散头发，坐下便哭，如此流星即会从天狱中出来，此人的牢狱之灾也就消除了。另外，古人将一种有不长的光尾、在天空中窜行的流星叫做“天狗星”，认为此星主兵灾，它的出现表示天狗快要下凡，是天下不太平之兆。民俗中认为天狗星是专门残害小孩、损人子嗣的恶神。
客星，是一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亮度增加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天体（即超新星爆发），从星象上说，它好像是一个忽然闯入某一天域的客人，故名“客星”。《后汉书·严光传》记载了一则著名的天象应人的故事：汉光武帝刘秀与早年的友人严光同卧一床，夜里，严光在睡梦中将足搁在刘秀的肚皮上。次日，太史上奏说昨夜天上客星犯帝星，很是严重，刘秀听后，笑言其故。
星占术仅是认为天象预兆着人间世界事物变化的方术，但发展到后世民间传说中，那些非常人物，直接就是天上星宿下凡，如《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就是。
七 刘歆制历、王莽铸“斗”
要介绍汉朝方术史，不能不提到两汉之交的两个重要人物——刘歆与王莽。
刘歆（？～23），字子骏，后来因谶纬书中有“刘秀发兵捕不道”的预言，就改名刘秀，字颖叔。刘歆为西汉后期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之子，曾助刘向整理、校阅皇家藏书，并在刘向目录著作《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包括《辑略（总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其中《术数略》和《方技略》专收方术之书。此书后佚，但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刘向对方术有很深的造诣，常用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疏劾奏外戚专权。子承父业的刘歆对星象、灾异、历法等也非常有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广泛应用于农业，牛耕技术普遍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也要求出现与之相应的历法。先秦时期，人们使用着不同的历法，有夏历、商历、周历、颛顼历、黄帝历、鲁历等。秦朝专用颛顼历。汉朝武帝时，历书与天文星象、气候节气的误差日益增大，促使武帝招集史官、方士等二十余人，用数年时间编定了太初历。西汉末年，在神学谶纬的氛围中，刘歆把太初历改造成“三统历”。
刘歆在其父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的基础上，推法精要，究其微妙，用《周易·系辞》中的神秘数字来解释太初历的基本数据，以此评价了历史上的各种历法的优劣，发展了董仲舒提倡的“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的五行循环历史说，附会解说了历法与律吕、八卦、阴阳五行的相配相合关系。在太初历中，朔望月长度和回归年长度经1539年之后，朔和冬至又回到同一个甲子日的夜半，这是历法周期的谐调，是自然的结果，是科学计算的成果，但刘歆却将此1539年的谐调周期称为“一统”，将三个1539年称为“三统”，而与历史发展周期相联系，并定其历法为“三统历”。刘歆在历史上不能称为方士，但他这种编排历法、解说历法的行为却纯是方士之术。
不过，刘歆的“三统历”对我国历法的发展还是有着特殊的贡献。他指出了岁星超辰的算法，计算出精度极高的一个朔望月长度为29.530496日，与今天所得的朔望月值29.530588日相差甚微；并相应地算出极为精确的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456日的数据，由此推算出岁星超辰周期为144年，用来改进粗略的岁星十二年周期，使其纪年与天文星象密合起来。
由于刘歆在帮助王莽篡夺汉室的斗争中出了大力，王莽建立“新朝”后，封刘歆为国师。因王莽利用托古改制横征暴敛，倒行逆施，激起百姓的反抗，绿林农民起义军兵围长安，“新朝”政权摇摇欲坠。刘歆等人不甘心为王莽陪葬，密谋起事，开城门迎接绿林军。当时，深谙星占术的刘歆说金星“伏”日，不利于用兵。所谓“伏”，就是金星进入太阳所在的位置，其光芒为阳光所掩遮，要等金星走出日中重见其光时，才能动手。密谋者听从刘歆的建议，等待了一些时间。不料，在此期间，密谋之事被人告发，王莽残酷地加以镇压，密谋者多被诛杀，刘歆自杀。但王莽也并没有因此改变其走投无路的境地。
王莽与刘歆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相信星象学的人。他特别崇尚“斗（北斗星）为帝车，临制四方”的说法，用搀入五彩石头的铜铸造了一个七星“威斗”，出入相随，寸步不离。当绿林军攻城并冲入长安城时，王莽却什么也不做，坐在皇宫未央宫中，让天文官在身边运作星盘，随时报告北斗星之斗柄所向（时为白天，无法看到北斗星），自己随之移动所坐的方向，使与斗柄相一致，以达到“临制四方”的超自然效果。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经过两天激烈的巷战，绿林兵杀到皇宫前，无计可施的王莽只得逃向渐台（渐台也为星宿之名），并不忘带上“威斗”，乞求上天能在最后关头帮他度过劫难。但这也没能救得了王莽，王莽被随后赶来的农民军乱刀杀死了。
王莽随斗柄的运转而转动自己坐向的做法，与后世道士、方士手持宝剑、步罡踩斗作法十分相似。罡、斗都是指北斗星。当然，道术之士所持的是宝剑而非“威斗”，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宝剑或名七星剑，或称松纹古剑，剑柄上一般还是镶嵌着北斗七星图案。
八 谶纬：依附于儒经的预言
西汉末年，在董仲舒融合阴阳五行、灾异等天人感应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更为神秘而荒唐的谶纬神学。当时社会黑暗，朝政腐败，外戚专权，阶级矛盾和统治者内部矛盾十分激烈。这种充满严重政治危机的社会局势和人们笃信灾异说的社会氛围，构成了谶纬蜂起的温床，并使其风行一时。
“纬”指“纬书”，是相对于儒家经书而言的。纬是织物上的横线，经为纵线。纬书依附于经书，如同织物上纬线与经线相配一样。儒经有“六经”，故纬书有“六纬”，每种纬又有很多著作，各有奇怪的书名，其主要内容包括：阴阳灾异之说和星占术数等天人感应思想；鬼神信仰；念咒祛灾之术；符咒术数的思想及某些医学思想；解说经书的微言大义，宣扬天命论，并对经书中所载的一些古代史实进行神学解释。其中以阴阳灾异、星占术所占据的比重为最大。如《春秋演孔图》称说“有人卯金兴起丰”，《春秋保乾图》称说“汉之一师为张良，生韩之陂汉以兴”。这里所谓“卯金”指卯金刀，是繁体字“刘（劉）”字，“丰”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臣。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汉高祖刘邦的兴起，张良的出世，是天意，以此为封建政权制造神学支柱。
“谶”是假托神的旨意以言人事吉凶祸福的预言或隐语。这种神秘的预言或隐语，事后可作多种解释，以证其灵验，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著名的谶语：“亡秦者，胡也。”或解释成北方胡人匈奴，或说是秦始皇之子秦二世胡亥。因为谶的宣传者都力图证明其预言事后有“征信”，符合神意，故又称“符”。因这种符出自天命，所以又称“符命”。因其又有字有图，故也称“图书”、“图谶”。又因纬书中也有谶语，因此后来将谶与纬混为一谈，通称“谶纬”。
谶纬在汉朝政治生活中留下了巨大的投影。汉哀帝时，有人献上方士甘忠可制造的谶纬，“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因此于建平二年（前5）改元易号，以求刘姓要永远做皇帝，汉朝不能被“易姓”。为此，甘忠可所造作的保刘氏政权的谶书也就被收藏于朝廷藏书之所兰台。从此，谶纬涌上了汉代政治舞台。而欲篡夺皇权的王莽则从另一角度附会谶纬，令人大量炮制“高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等谶语，说“易姓改制”为必然，为其制造篡汉的舆论和根据。假借这些神旨，王莽一步步地实现着篡权的目标：由安汉公而为摄皇帝，然后登上真皇帝的宝座。随后，各地野心家也纷纷利用谶纬作为篡夺权位的工具，如刘秀（即东汉光武帝）即制造“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文，预言刘秀将上应天命做皇帝。前此，有卜者为李焉作谶语云“荆楚当兴，李氏为辅”。刘秀的同乡李守就将其改造成“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意为刘家再兴为天子，他即为辅臣。李守之子李通就拿这谶语去鼓动刘秀起兵。刘秀因图谶而兴，在登上帝位以后，很崇信谶纬，常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疑难之事，并于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其中有谶书《河图》、《洛书》之属四十五篇，纬书《七经纬》三十六篇，总共为九九八十一篇。
汉光武帝刘秀此举，就是把图谶作为定本正式公开。这包含着两层意义：其一，在此以前，无论谁都可以自由造作图谶，并加以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对于已取得政权的刘秀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潜在危险，现在将过去被视为“秘经”的谶纬公开出来，以后再有造作谶纬的，即是“大逆不道”之罪，要严加惩办。其二，过去可以随意增删图书，私改谶记，至此将谶纬写成定本，此后再有增删改易者也得治罪。这样通过谶纬图书的公开化、定型化，并用政治和法律加以保证，既维持了谶纬神学的尊严，也有效地巩固了汉家王朝的统治。
因皇帝喜好谶纬，并加以提倡，使东汉时研习谶纬形成一股风气。谶纬尊为“秘经”，号为“内学”，具有神学正宗的权威性，其势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在此社会背景下，儒生争相附会谶纬，引谶纬以解释儒经，使儒生方士化。
图谶在魏、晋及以后，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作为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因为此，自汉之后，历代都严禁图谶之书。到隋朝，严禁私家收藏谶纬图书，如违令者即治罪；并派人四出收缴谶纬之书以及内容与谶纬相涉的书籍，皆焚烧之。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唐、宋、元、明又多次禁毁，使残存于今日的谶纬多是残篇断简，只言片语。
九 费长房劾鬼术
费长房可算是中国方术史上的有名人物，人们将不少奇妙怪诞的方术幻法都说是他的故事。《后汉书·方术传》和《神仙传》等书都记载有他的劾鬼疗病施法的传说。
费长房为东汉后期河南汝南人，曾做过市场管理的官吏。市集中有个从远方来此的卖药老翁，口不二价，但其药却很有疗效，故生意挺不错。这老翁把一只空壶挂在一家商店的屋顶，到黄昏集市散去，就跳入壶中，市集中无人看见，唯有费长房在楼上见到。长房知这老翁是一个非常之人，就每天供应他酒菜和生活用品，老翁也受之不辞。过了一段时间，知道长房心意的老翁就对其说：“晚上无人时再来。”长房依言而往，老翁携长房跳入壶中。只见里面非常宽广，仿佛仙宫贝阙，玉堂壮丽，堂上酒肴罗列，两人尽欢而出。从此老翁常到长房住的楼上来饮酒。有一天，老翁来邀请长房饮酒，并让人将他带来放在楼下的酒壶拿上楼来。不料那人看这酒壶不过能盛酒一升许，可怎么也提不动。长房无奈，就命十个人去扛，却还是不行。老翁听说后即笑着下楼，用一个指头轻轻巧巧提了上来。酒壶不大，但老翁与长房两人喝了一天也没把壶中酒喝完。席间，老翁说：“我是神仙之人，因有过错而被贬到人间。今时间已到，就要回转山中去。你能跟我去学道吗？”长房愿意相随，但怕家人担忧。老翁度量长房的身长，截了一根与他同长的青竹，让他悬挂在屋后檐下。家人一见，以为是长房自缢而死，惊号痛哭，殓棺埋葬。其实长房就站在他们身边，但谁都看不见。长房随老翁来到深山虎群中，老翁忽然不见，老虎对着长房张口磨牙，可长房丝毫不惧，老虎退去。晚上，长房睡在石室里，只见头顶用绳索悬着一块大石，许多条蛇争相来咬绳索，眼看就要绳断石落，可长房依然安睡不动。于是老翁现身出来，说：“孺子可教也。”但还要再试他一次，让他食粪，粪中有3条蛆虫，臭秽异常，长房不禁面有难色。老翁叹息道：“可惜此关看不破，否则就能得道了。”于是传给长房一道符箓，说：“凭此就可役使地上鬼神。”长房担心回家路远，老翁将一根竹竿给他，说是骑上即可到家，到家后将此竹竿抛在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即可。长房骑上竹竿，果然一会儿就到了家乡。长房以为自己离开家不过十多天，可一打听，才知道已过了十多年。长房将竹竿投在葛陂下，仔细一看却是一条青龙。家人看到长房忽然回家，都以为是鬼魂。长房就将竹竿幻化的事说了一遍，家人开棺验看，棺中果然只有一根竹竿，方才相信他没有死。
费长房从此就在家乡鞭笞百鬼，驱使社神，家人常见他独坐愤怒，问其缘故，说是“我在责斥鬼魅犯法者”；并用符水为人疗病，无不应手而愈。当时汝南正闹鬼魅，这鬼魅常穿戴着太守的衣冠，来到郡府衙中击打大鼓，绕府内外一遍而去，官府中人非常害怕。这天长房因事来到府衙，正逢这鬼魅前来。鬼魅一见长房，非常惊恐，欲退不得，只好上前脱去衣冠，叩头求饶。长房大喝道：“还不快显原形。”这怪便在庭园中现出原形，原来是一只巨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令它向太守服罪，然后给它一札，命它送给葛陂君。这怪叩头流涕而去，将札树立在陂边，以颈绕之而死。
费长房最著声誉的是缩地术，能收缩地脉，使千里外的景物宛然如在眼前，放之复舒展如旧。他还擅长分身术，人们可在一天内于千里之外的不同地方看到他。后来，长房丢失了能劾鬼的符箓，就被恨他入骨的众鬼所杀。
方士所用许多法术在此故事中都有出现，如壶中乾坤术、饮酒不醉术、举重若轻术、竹竿代人术、隐身术、借物交通术、缩地术、分身术、劾鬼术等。当然这些全是方士自我吹嘘、用以骗人的鬼话，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用符水治病之术。汉时方士大都会用符水医治疾病之术，连道教创建初期的教主张角也利用“符水咒说以疗病”的方法来传播、宣扬太平道教义。到后世，将医学内容包含于荒诞的迷信之中，符水治病术成为方士、道士们用来博去民众信仰的主要方术手段。
十 《周易参同契》：古代炼丹术之鼻祖
《周易参同契》是一部运用易学理论，来阐述黄老内养方术和烧炼外丹方术的书籍，纪录了炼丹的理论和实践，为现存最早的炼丹术著作，被认为是中国炼丹术的奠基之作，作者是东汉末人魏伯阳。
魏伯阳，一说名翱，号伯阳，自号云牙子，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其生平事迹不详。相传后世上虞县的金垒观，就是他当年炼丹之处。早在汉初，炼金炼丹之术就已出现。随着秦皇、汉武入海求仙药失败，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将目光转向自己炼制“不死之药”，经过数百年的各种尝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魏氏汇总以前方士们的经验、技术，加上自己试验的成果，写出《周易参同契》一书。
在汉朝，经董仲舒大力宣扬的“天人感应”思想，发展成为当时普遍的思维模式。在此影响下产生的以卦气说为核心的《易》纬，到东汉时，已取代了《易》学的统治地位。卦气说运用《周易》的框架结构与四时、八方、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一一相配，构成一个时空交织的宇宙图式，用以占验人事。魏氏借用这一宇宙图式并加以改变，以乾、坤比拟人体、炉鼎，以坎、离比拟人体内的精气和炉鼎烧炼的原料铅汞，并结合纳甲说的阴阳变化、卦气的运行说来按日候气，分卦征事，分述一日、一月及一年四季之内内养精气和炉鼎炼丹的进退操持与火候掌握过程。由此，《周易参同契》首次尝试将修炼神仙的方术理论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内养方术，以求仙为目的的炼丹服食在西汉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神仙方术名目繁多，但仍然都停留在具体操作的“术”的层次上，至魏伯阳始借用当时流行的《易》学理论，试图建立包括内养和外丹的神仙方术理论根据，具有一定的意义。后世的内丹术即从此内养方术理论上发展而来。魏氏还在主张内养精气和铅汞炼丹的基础上，对包括胎息存思、履步斗罡、房中、食气、符箓、祠祀等在内的众多方术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法“违却黄老”，不但不能达到长生目的，反而会使人短命夭折。他还批评了外丹烧炼中不正确的方法，认为只能用铅汞为原料烧炼金丹，其他如雄黄等矿物原料都不可使用。
据说《周易参同契》撰成后并未流传。后来魏伯阳将此书传示青州徐从事，徐氏隐名注释此书，传给同乡淳于叔通，方才流行于世。此书篇幅不大，正文仅六千余字，但词韵皆古，聱牙难通，晦涩而不易理解，而且还有不少神秘荒诞和隐奥莫测的内容。如在阐述金丹何以能够使人长生不老时，采用了不恰当的类比法，说黄金既然不朽，则饵服者亦可得以长生。不过，我们排除了那些荒诞的内容，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有价值的科技内容。只是因为方士们认为神奇的炼丹方要保密，否则便会失灵，所以古代炼丹士们好用隐语，这些科技内容自然也用这种不易理解的隐语来表达。如书中有这样几句诗：“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此处“河上姹女”是指汞，即水银，黄芽为硫磺。其意是说水银遇到热飞散，易挥发，但遇到硫磺则被“制”住，化为硫化汞固定下来。又如在谈到胡粉（铅粉，一种白色颜料）还原为铅时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即说经火的作用，胡粉不但色变，而且质也变了，还原为黑色的铅。由此，《周易参同契》不但被古今方士们誉为“万古丹经王”，还对宋朝理学产生影响，先后对其注释的书籍有四十多部，其中有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同时此书还受到现代研究科技史，尤其是研究古代化学史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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