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驳
在先秦古国中，古徐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关于她的传说，充斥着神话色彩，且互相矛盾，专家意见也是众说纷纭。
关于徐国立国于何时何地就有很多说法。
有说徐国立国于舜禹时期，伯益及次子若木助大禹治水成功以后，舜帝分封若木于徐地，建立徐国。众多徐氏家谱支持此说。
有说徐国立国于商汤时期的淮泗之间。宋人所著《太平寰宇记》卷一六“泗洲”条引《都城记》曰“伯益有二子，长曰大廉，封鸟俗氏，秦为其后；小曰若木，别为费氏，居南裔为诸侯，至夏氏末，其君费昌去夏归商，佐汤伐桀有功，入为卿士，汤封费氏之庶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祀，复命为伯，使主淮夷。”
徐旭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徐国立国于今山东曲阜，后因鲁国的胁迫，而迁徙到淮水之滨。
李白凤在其《东夷杂考》一书《徐夷考》中，认为“徐夷居住的淮河以北、微山湖以南的徐州（铜山县）一带”，认为徐有大致不变的居住范围、文化传统。
李修松在其《先秦史探研》一书中，认为徐国的前身就是夏禹时期的“涂山氏”，地望中心在今安徽怀远县及蚌埠市一带。夏禹时期的“涂山氏”，即商周时期的“徐淮夷”。
关于商代时期的徐国，郭沫若在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认为：“虎方亦见于卜辞，此属南国，当即徐方，徐、虎一音之转。”此说影响较大，李世源《古徐国小史》遵从此说。有学者主张，卜辞所见的“人方”即古徐国。
徐国最有名的国王，就是传说的徐偃王。关于徐偃王的文献记载有很多，如《后汉书》、《竹书纪年》、《韩非子》、《史记》、《楚辞》、《淮南子》、《荀子》、《博物志》等。但这些文献记载，有许多矛盾和神话色彩。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此处记载徐偃王乃西周周穆王时期人物。
刘向《说苑·指武篇》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 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 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文王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 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此处记载的徐偃王又变成了春秋时期的人物。
故有学者认为，徐偃王不是哪一个具体国王的称呼，而是徐国国王的统称。
关于徐偃王的记载也充斥着神话色彩。《荀子》引《尸子》的记载，认为徐偃王有筋无骨。《博物志》徐偃王志，记载徐偃王卵生。这些记载都是无稽之谈，荒谬不可信。不过，有学者研究指出，“卵生神话传说”源于东夷族群的始祖卵生神话传说故事。
关于徐国较为可信的记载，应该是其族姓和族源以及作为东夷集团的典型代表。徐国，嬴姓，属于东夷集团（淮夷也属于东夷集团），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路史·国名纪乙》“徐，少昊后，嬴姓国，见《世本》。”《世本》记载，“徐，嬴姓”。
作为东夷集团的典型代表，商周时期的古徐国时常被视为叛逆的典型，经常受到商周的征伐。《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
徐国，文献又称为徐戎、徐夷、徐方。《尚书·费誓》：“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戌，我惟征徐戎。”
《诗经·大雅·常武》记载：“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对徐国历史的研究，可信的文献记载的资料比较缺乏，只有依赖于传世金文以及新的考古发现。徐国金文是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第一手宝贵资料。郭沫若在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文考释》中，共收录7件具铭徐器。董楚平在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中，共收录23件具铭徐器。孔令远博士在其《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共收录35件具铭徐器。今择其要者，简单介绍如下。
《余子汆鼎》（《殷周金文集成》2390），春秋早期器，铭文：“余子汆之鼎，百歲用之。”“余”，董楚平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中认为：“'余’是'徐’的本名。时至东汉，徐州尚有写作'余州’者。如辽阳出土的汉代铜镜，有'吾作大竟真是好，同出余州清且明兮’的铭文。”现在金文上作国名讲的“余”，一般都认为是徐国的的徐，已成共识。子，是爵位。孔令远认为，在文献和金文中，徐国一向称王，此处称子，应有其特殊背景。汆，徐国国君名。
《余大子鼎》（《殷周金文集成》2652），春秋早期器，铭文：“唯五月初吉丁亥，余太子伯辰囗作为其好妻□囗鼎，于㯱迊，永宝用之。”“余”即徐，孔令远认为“余”字没有加邑旁写成“䣄”，大概是春秋早期徐国金文的特点。
《㠱甫人匜》（《殷周金文集成》10261），春秋早期器，铭文：“㠱甫人余，余王囗虘又（左虘右又）孙兹作宝匜，子子孙孙永宝用。”㠱甫人，㠱国夫人，是徐国国王囗虘又之孙。㠱国是姜姓国，位于今山东诸城市西南。铭文表明徐国和㠱国存在婚姻关系。
《䣄王粮鼎》（《殷周金文集成》2675），春秋中期偏早器，铭文：“䣄王粮用其良金铸其飤鼎，用羹庶腊，用雍宾客，子子孙孙，世世是若。”䣄王粮，名叫粮的徐国国王。董楚平指出“䣄，从余从邑，金文皆为徐国之徐。春秋时期国名从邑成风。如曾国作鄫，吕国作郘，是知䣄国之䣄，原当作余……经传为汉代人隶写，汉隶䣄字写成徐，是金文䣄的形变。”徐王粮，或即徐王梁。孔令远认为“今江苏邳州境内有春秋时期梁王城遗址（当地地方志中亦写成粮王城），或与这位徐王有关。”
《宜桐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65），春秋中期器，铭文：“唯正月初吉日己酉，䣄王季粮之孙宜桐，作铸飤盂以媵妹，孙子永寿用之。”郭沫若认为，䣄王季粮即前述的䣄王粮。
《庚儿鼎》（《殷周金文集成》2715、2716）春秋中期器，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䣄王之子庚儿，自作飤䋣，用征用行，用龢用鬻，眉寿无疆。”䣄王之子庚儿，据《沇儿镈》铭文可知，庚儿应即徐王庚。
《沇儿镈》（《殷周金文集成》203），春秋中期偏晚，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䣄王庚之淑子沇儿择其吉金，自作龢钟，中翰虘又扬，元鸣孔皇，孔嘉元成，用盤飲酒，龢会百姓，淑于威仪，惠于盟祀，吾以宴以喜，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鼓之。”
《徐王子旃钟》（《殷周金文集成》182），春秋晚期器，铭文：“唯正月初吉，元日癸亥，䣄王子旃，择其吉金，自作龢钟，以敬盟祀，以乐嘉宾朋友诸贤，兼以父兄庶士，以宴以喜，中翰虘又扬，元鸣孔皇，其音悠悠，闻于四方，皇皇巸巸，眉寿无期，子子孙孙，万世鼓之。”
《俦儿钟》（《殷周金文集成》183、184、185、186），春秋晚期器，铭文：“唯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孙俦儿，余辶夫斯于之孙，余兹雒之元子，曰：呜呼，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辶乘之字父，余贎辶乘儿得吉金鎛鋁，以铸龢鐘，以追孝先祖，乐我父兄，飲飤歌舞，孙孙用之，后民是语。”余義楚，即徐义楚。《春秋·昭公六年》记载：“徐义楚聘于楚”。铭文说“余義楚之良臣”，说明此时徐义楚已当王，另有数件徐王义楚金文，表明徐义楚确实是徐国国王。据孔令远推测，徐义楚为王大概时间在公元前536年以后，公元前512年徐亡之前。
《虘又巢镈》春秋晚期器，出土于江苏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拓片见《考古》2000年第6期，74页，冯时《虘又巢钟铭文考释》。本文铭文从孔令远释：“唯王正月初吉庚午，虘又巢曰：余攻王之玄孙，余詨子，择其吉金，自作龢鐘，以享以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孙，永宝是舒。”余攻王，孔令远认为“攻”与“驹”相通，余攻王可能是《礼记·檀弓下》中记载的“徐驹王”。
《礼记·檀弓下》原文如下：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囗作钮钟》春秋晚期，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拓片见《考古》2002年第5期，35页，本文铭文从孔令远释“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囗作，择其吉金，铸其龢鐘，以享以孝，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䣄肴尹朁鼎》（《殷周金文集成》2766）春秋晚期器，铭文：“唯正月吉日初庚。䣄肴尹朁自乍汤鼎，宏良圣敏，余敢敬盟祀，丩津涂俗，以知恤辱，寿躳㝅子，眉寿无期，永保用之。”
《徐王元子炉》（《殷周金文集成》10390），春秋晚期器，铭文：“徐王之元子囗之少炉。”
《䣄令尹者旨囗盧》（《殷周金文集成》10391），春秋中期器，铭文：“雁君之孫，䣄令尹者旨囗，擇其吉金，自乍盧盤。”
《䣄王囗又觶》（《殷周金文集成》6506），春秋晚期，铭文：“徐王囗又之耑，耑溉之铸。”
《䣄王義楚觶》（《殷周金文集成》6513），春秋晚期器，铭文：“隹正月吉日丁酉，䣄王義楚擇余吉金，自作祭鍴，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台身，子孫寶。”
《徐王之子羽戈》（《殷周金文集成》11282），春秋晚期器，铭文：“䣄王之子羽之元用戈。”据孔令远考证，此铭文中之“羽”应是末代徐王“章禹”。《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2年）“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左传》写作“章禹”。
徐国，如果从商代初年算起，到公元前512年被吴国灭亡，历经一千多年之久。“它不仅在开发徐淮地区乃至江淮一带起过重要作用，为这一区域在战国乃至汉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南方地区吴、越、楚，以至岭南地区民族文化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及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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