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是指一个人能够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的状态，而不急躁得追求事实和原因。
Keats的这句话后来被英国精神分析大师比昂（Bion）引用，成为他最著名的话之一，此外还有经典的两句——“没有记忆和欲望”，“病人是我们最好的同事”。(Letter to George and Thomas Keats, December 21, 1814) 他描述精神分析师在咨询时最理想的精神状态——打开一个不被怀疑的新世界，并能忍受等待而不感到烦扰或焦虑。
在《巴西演讲》(1974)中，比昂说，心理咨询只是“在玩儿一个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游戏”。我认为，比昂从梅兰妮·克莱因那里得到的唯一遗产正是关于儿童的玩耍部分，克莱恩曾把玩耍比作在做梦，比昂也用同样的方式看待玩耍，强调了玩耍的准梦性。
如果一个孩子在玩耍，他相当于在做一个梦。同样的，如果一个成年人在咨询（玩耍）中做梦，他的玩耍就会变成带有梦境意味的玩耍。
下面节选自一位经验丰富的咨询师，这段对话没有展示消极能力，没有给神秘、意外、未知(的游戏)留下空间。咨询师强迫性的、想要去解释。
这就好比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20多岁(大约1853年)时描述的一段童年故事：他和一个同学一起玩儿椅子，假装它们是火车车厢。他的哥哥不期而至，打断了游戏说:“那不是火车，是一排椅子罢了!” 这样就破坏了他们的创造力，也破坏了他们所享受的开放的新世界。
P-来访者
A-咨询师
P：星期六我又吸可卡因了。
A: (可能是考虑到病人的痛苦，于是给了他直接的反馈) 你用可卡因麻醉自己，因为内心的疼痛太大了。
P：是的,完全正确!我不知道…A: 那你吸毒的时候在哪里?
P: 在母亲的墓地附近。
A: 你显然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应对失去母亲的痛苦吧。
P: 我不知道，但我当时在想的是我小时候哥哥一拳把我打落秋千的事。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分析师更感兴趣的是找到一个能解释问题的详尽答案，而不是培养来访者自我思考。
与之相反，Ogden 2007在《像做梦一样说话》(Talking as Dreaming)中提到一种叙事性的咨询，是向越来越梦幻的对话努力，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构建梦境/做叙事性的游戏。
这就仿佛是随着船长尼莫向海底深渊缓慢下沉 (凡尔纳，1870)，通过舷窗看着未知的动植物，也许还有可怕的海洋怪物。我们不禁想起了令人难忘的电影《亡魂战士》(Dersu Uzala，黑泽明，1975)，在这部电影中，主人公的聪明才智将他的同伴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让我们来看另一段咨询。来访者告诉咨询师，他刚刚度假回来。
P-来访者
A-咨询师
P：那真是可怕的日子。我在威尼托，那里有龙卷风。我看见大树被连根拔起。
A: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夏天的晚上，我总是和朋友在他家的花园里玩到很晚。问题是，天已经很黑了，我该怎样回我家呢？我们在一片树林的边上，虽然回家的路只有几百米，沿着树林走就可以，但似乎没有尽头。这条路充满了恐怖: 黑暗、怪声音，也许是夜行动物，也许是狼。更重要的是，那个夏天在流传很多狼人的故事。
P：但在威尼托，民防部门随后马上介入了，并把每个人都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接着，患者开始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开始消化各种恐惧、黑暗和神秘。但随着恐惧的说出，同时也开启了阳光灿烂的夏日故事和（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团队游戏。
P-来访者
A-咨询师
A: 当我们身后有有能力的人随时能介入时，我们就会感到安全P: 但那些天并不是那么混乱。我和路易莎一起度过了非常激动人心的日子。在与我保持距离、冷落我、说她失去性欲之后，她重新回到了我身边，给了我很多温暖。
这段对话就是一个开放的叙述性游戏，而不是咨询师的解码（decoding）。就像是Luigi Pirandello的《巨人山》(1934)里描绘的，幻想的人物从睡者的头脑里跳出来，一起玩，一起跳，大喊大叫。 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
从内容分析变为叙述性的分析：如Ogden(2019)所说，是本体论分析而不是认识论分析。 这让我想起Jade McGleughlin(2020)最近的一篇文章，它详细研究了“最高统治权“的概念，它是与“消极能力”正好相反的概念。我发现，当“最高统治权”概念存在时，即使是理论中的“民主”概念，仍会受到”解释性“的欺凌。
“关系”和“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二元的，狭窄的，后者是广阔的，群体的。前者是“幽闭恐惧症“，后者则像是“广场癖”。
在“关系”中，参与者的现实世界占优势，人物是真实的，咨询中所唤出的人物可能具有相互关系，咨询是现实主义；而在“场”中，占优势的是对现实的解构，人物是戏剧的，只是大脑的各种函数，在等待一个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拆卸和重装它们的格式塔，咨询是毕加索和夏加尔的风格。
“深挖童年的精神分析”被“发展和叙述性的精神分析”所取代。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管弦乐队面前，前者关注的是更精确的乐谱演奏，而后者则是一个实验性的管弦乐队，目的是创造新的乐器和发展熟悉的乐器。
一个病人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黑色的野牛出现在他身后，吓了他一跳，野牛的黑色吓了他一跳。当他重新想象成一头粉红色的野牛，他不再害怕了，甚至发现自己在微笑。我告诉他“粉色野牛使我想起一个毛绒玩具”。
我简短的自我揭露可能是真实的，讲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可能是某种幻想。此刻，我发现了比昂(Bion,1962)所称的具象性之间不可修复的裂痕，以及Botellas所谓的可塑性(Botella & Botella, 2005)。
一个来访者说，他非常害怕来做咨询。他告诉我，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周围有很多房间，这些房间逐渐打开，点亮，并出现新的房间。第二个梦：一些孩子在一起快乐地玩耍。第三个：他和他的车。他不喜欢让别人用他的车，但一个他刚认识的人向他借车，他借给了，只要是借车人会开车。当他向前走的时候，他穿过一只曾经吓到他的灰熊。
A: 你怎么觉得? (我当时并不是在寻求关联，而是寻求某种脑洞大开的联想。)
P: 第一个梦描绘了我现在的生活，我总是在打开新的世界，咨询帮助我在这个新的、更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道路。第二个梦让我思考我的情感问题，以及我在生活中是如此忽略它，我想重新关注。
A：还有第三个呢! (沉默)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想说:我觉得自己是能帮你克服恐惧(灰熊)的推动者。
P：那好吧，我下个月就付你工资。 这就是我对比昂的“场“的理解(Ferro & Civitarese,2015)。事物从消极的、被淹没的和不可知的地方出现:他们来到剧场中，给戏剧场景赋予生命，逐渐使改变变为可能。不同的场景充当了背景，定义了场中的不同位置。
图像在心理咨询中起着重要作用。病人用讲故事的形式唤起梦中的图像，带到心理咨询中，不需要立即和不惜一切代价去被解释。 比昂(Wilfred Bion，1962a,1962b)的这个思考可谓精神分析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伟大转折，并创造了“α功能”和“β元素”。
α功能是主体能够思考直接的、感性的经验 (“对现实的理解”)，并将其转化为图像，然后对其进行管理; 它以沉思(reverie)为前提，即主体持续的做梦活动。
β元素则像是康德的《自在物》（thin-in-itself，康德，1781)中描述的，是原始状态的经验，而不是思想，因为主体没有消化它的工具。 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1900)的观点截然不同，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受限制的活动，是一种需要解码的文本。相反，比昂的场有助于创造图像，管理情绪，建造梦境。
α功能与咨访关系的深度有关，接近温尼科特的“过渡性状态”（transitionalsituation）(Winnicott,1953, p. 89)。比昂打破了咨询师要重建患者客观历史的普遍观点。
对于比昂来说 (Bion, 1962a;Civitarese, 2019;Ferro 2019)，图像是在清醒状态下，用感性理解事物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例如，当我们听到警笛，我们可能会想到救护车或发生事故的风险。在咨询室里，被带入生活的是被不断转化为图像的感觉，以及不断产生的梦境。
从比昂开始，分析不再是对真实故事的构建，而是对共同梦想的叙述，这样使得思考和管理情感成为可能。对比昂来说，主体处于一种持续的醒-睡状态，同时图像在不断产生。文字是我们把图像缝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会丢失。
比昂认为，我们将感性的理解转化成的视觉图像，是其中一种转换，一个音乐家还可能会把他的感知组织成听觉图，另一个人则可能转化出嗅觉图。 精神分析完全是一场图像游戏。图像可以让病人意识到正在攻击他的东西，并使他能够管理它——就像我们每天都在建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样。
精神病患者则无法发展出足够的“阿尔法功能”，使他能够将“赤裸和粗糙的”体验(贝塔元素)转化为视觉图。如果转化成功了，就找到了思考的工具；如果没有，就会被无意义得碎片所拖累，而且无法把这些碎片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
我们可以参考Bion的术语来想象“消极元素”（The negative），它们是描述感觉/情绪的beta元素，是等待转化的O碎片。所有这些碎片都在等着被有序得排列。比昂认为梦是一个真正的磨碎感性元素的磨坊。本文提到的消极能力，就是把比昂所说的“消极元素”有序排列的过程。
“消极事物”是精神分析中的财富，因为所有不可想象的未知和原始的精神元素，都在等待表征和转化 (参见《Civitarese》，2021年)。 安德烈·格林（Andre´Green, 1993;Ferro, 2002)曾给出对“消极元素“的完整描述。
在她的著作《消极元素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Negative, 1993)中写道，精神分析学家可以通过温尼科特和比昂来了解针对消极元素如何做工作，而不必通过黑格尔。
温尼科特(1971)曾引用一位女性病人对她前咨询师的强烈移情的话，“他的消极比你的积极更真实”(第23页)。他持续关注咨访关系中的“消极部分“(第21页)，并指出，一个孩子因需要母亲的回应而受挫的创伤性经历可能导致他认为只有“消极元素”（也就是感情情绪这些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
从克莱因(1946)的立场出发，比昂最终发觉需要区分“no-thing“与“nothing“(Bion,1962a;Grotstein, 1990)，并考虑缺乏感的不同表现形式。 格林同时也尖锐地指出，比昂可能没有考虑过除了贝塔元素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精神活动是关于是或否的过程，但消极工作可以扩展到自我的范围之外。因此，格林在书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审视了Negative的作用。
第一，对过度(驱动活动)的否定，这些驱动活动包括认同、压抑和升华。
第二，Negative导致的混乱（disorganization），包括否定、消极的幻觉(幻想愿望实现的反面)和自恋(取代了受虐狂)。虽然精神分析学家在某些方面与哲学家相比处于劣势，但他的优势在于有实践——精神分析。
格林思考了negative的不同类型：第1类是“对立的”或“争论的”，包括对Negative的拒绝;第2个是相对平衡的（有拒绝也有接受）；第3个是即使在感官无法感知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某种东西——“例如缺乏（absence），潜在的（latency）”。第4种是“虚无”（nothing）。 Negative（消极元素）可能是一种不同于意识层面的精神活动。
格林借鉴Antoine Culioli(1988)的著作，描述了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提出，并在弗洛伊德的《狼人》(1918)中详细说明的。它描述的是一种强烈的否认形式，拒绝考虑任何给定的象征，甚至在无意识中也拒绝——这不同于“压抑“，”压抑“的人被压抑的东西所吸引。Verwerfung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Negative的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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