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
咚！
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不正当比喻
刚刚去屙了泡尿
就我一个人
站着屙的
这算不算独立屙尿
会不会抓去坐牢？
张羞的话儿你要记心间、含嘴里
——给罗振宇
标题够俗的（有明清
小说意味的性暗示）
可为了对付像你这种
恬不知耻的文艺白痴
我只有忍辱负重，比你更加无耻
那天，张羞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段子手不一定非得是诗人
但诗人一定是一个出色的段子手
要不然呢？干脆按江湖规矩
谁惹你生气了你就派个小弟去扇他两耳光
然后这事就算完了，做个了结。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
但我一直没办法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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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系统提示：字数不够。找篇旧文来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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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是扼杀天才乎》
我很少看报。在我有限的看报阅读中，我很偶然的读到了王栋生先生的一篇文章。之前我并不知道王栋生是谁，看完之后才知道，原来王栋生是搞教育研究的。能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文章，我着实有些意外。
在这篇题为“反作文反什么”的文章中，王先生谈到了两篇作文，两篇作文的作者都是天真活泼的小学生。一篇叫《星期天》，一篇叫《中山陵》。《星期天》是这样的写的：星期天我到浮桥公园去玩了，我chi了两回滑梯，吃了两根冰棍。一根是桔子的，一根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中山陵》是这样写的：昨天我到中山陵去玩，看到了三个孙中山。下面的一个站着，是铜的。爬到上面，房子里有一个坐着，是白色的。屋子里还有一个睡着的。
显然，两篇作文都被老师打上了一个又红又大的叉叉，要求重写。两位学生不知道该怎样重写，一个明明是那样过的星期天，另一个明明看到的就是三个孙中山，难道他们眼中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不真实？该怎么写呢？被逼无赖，他们只好去求教王先生。王先生看完后，暗自高兴，如闻天籁之音。王先生把这样的作文称之为“写话作文”。只有单纯而诚实的孩子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可王先生也非常无赖，他总不能挑唆孩子与老师公然作对呀，他只好说，为了应付今后的考试，你们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吧。
多年后，王先生又碰到了这两位学生，已经上大学了。王先生问，还记得你们那两篇作文么？两位学生一头雾水，什么作文呀？王先生说，就是上小学那会儿，被你们语文老师打叉叉的那篇。两位学生恍然大悟，还有点怪不好意思。其中一位说，哦，您老不提，我还真忘了。不过我们早不那样写了，照那样写，我们能考上大学么？另一位补充道。王先生又是一阵唏嘘和感叹。
非常理解。
我不知道王先生平时读诗不？我指的是非非之后的那些诗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王先生的唏嘘和感叹。其实那两篇写话作文，就有点类似于非非。现在，我们不妨来分行一下。
《星期天》：星期天／我到浮桥公园去玩了／我chi了两回滑梯／吃了两根冰棍／一根是桔子的／一根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中山陵》：昨天／我到中山陵去玩／看到了／三个孙中山／下面的一个站着／是铜的／／爬到上面／房子里有一个坐着／是白色的／屋子里还有一个睡着的
然后，再把这些分行的文字，和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诗人的天才之作放在一起作个比较。一首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另一首是杨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一张是红桃K／另外两张／反扣在沙漠上／看不出是什么／三张纸牌都很新／它们的间隔并不算远／却永远保持着距离／猛然看见／像是很随便的／被丢在那里／但仔细观察／又像精心安排／一张近点／一张远点／另一张当然不近不远／另一张是红桃K／撒哈拉沙漠／空洞而又柔软／阳光是那样的刺人／那样发亮／三张纸牌在太阳下／静静地反射出／几圈小小的／光环
由此可见，前者（作文）是无意的，后者（诗人）是自觉的。可偏偏就是这些如闻天籁之音的神来之笔，被武断的画上了一把叉。
2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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