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二回有个很有意思的情节。
那天早上，薛宝钗、林黛玉等姑娘吃过早饭，去贾母处问过安后，宝钗说要问黛玉一句话，独独把黛玉叫到了蘅芜苑。我们知道宝钗向来是个稳重的人，不搞什么一惊一乍的，不过这回她有点出乎寻常：
进了房，宝钗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
你看，宝钗大大咧咧地坐着，然后要黛玉“跪下”，说要“审”她。
这阵仗不正常，尽管宝钗是“笑”着说的，黛玉“不解何故”，也是跟我们一样，觉得这宝丫头是不是有点“疯”了。
而宝钗却继续卖关子，只质疑，不解释：
“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
注意宝钗话语中的几个重要信息：千金小姐，不出闺门，满嘴说的话……
对啊，黛玉是千金小姐，黛玉是不出闺门的女孩儿（至少不出贾府），这就意味着黛玉必须如她初进贾府时所表现的那样“时时在意，步步留心”；而“满嘴说的是什么”，似乎在说黛玉并不那么谨言慎行——你有此类印象吗？
黛玉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她看着宝钗这么个情状，也“不免疑惑起来”。不过她向来是不会向别人服软的，更何况是“情敌”薛宝钗？所以她就叫板要宝钗“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
接下来宝钗说的话，唤起了黛玉和我们共同的记忆，只不过引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原来，宝钗说的是前一天老太太宴请刘姥姥时席上行酒令的事。当时鸳鸯做令官，不一时轮到了黛玉。黛玉才思敏捷，即席写上几首诗都是一挥而就，这种可以引用诗词的酒令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因为怕罚酒，她不免有点紧张，考虑不周，所接的四句酒令有两句虽然就应令来说挺搭，但内容却不太妥当，一句是来自《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句是来自《西厢记》的“纱窗也没有红娘报”。
在我们现在看来，《牡丹亭》《西厢记》都是传世名著，黛玉所引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并且如果家里十多岁的孩子能够背诵这些名句（比如参加类似《中国诗词大会》之类的活动），那会看成一件脸上贴金的事，别人都会夸奖我们培养了一个好孩子呢。
所以，黛玉接的两句好像没什么毛病啊！宝钗是在故意耍她吧？
但黛玉的反应却说明，这并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经宝钗提醒，黛玉想起了昨天行酒令之事：
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
又说：
“好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以后再不说了。”
我们会觉得光荣的事，在黛玉看来却是“失于检点”，一想起这事，羞得脸都红了，搂着宝钗撒娇讨饶，两次保证“再不说了”。
联系语境可以读出，这可不是宝钗逼迫黛玉，而是黛玉自己意识到了言语不妥。
那么这个“不妥”是宝钗挑出来的吗？不是。
必须考虑到宝钗、黛玉她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很多在那时属于禁忌。比如《牡丹亭》《西厢记》之类的书。
这些书当初宝玉是通过书童茗烟偷偷摸摸地从外面带进园里来的，宝玉拿到手也是需要先藏起来，然后一本一本偷偷地看。如果被贾政或者王夫人发现，恐怕难逃一顿打。
其中《西厢记》就是一次他在私读之时被黛玉发现的，然后两人一起共读，也就在这阶段，两人感情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因为《牡丹亭》《西厢记》都涉及儿女私情，在那个于感情婚姻之事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这样的书是涉嫌“惑乱人心”的，年轻人是绝对碰不得的。宝玉作为男孩子尚且要偷偷摸摸，女孩子当然更不可以。
按照那时的规矩，年轻人似乎不该有自己的感情；有感情，那也得压着。
所以，黛玉不仅读（听）了那些谈情说爱的书，甚至在大庭广众中间公然念了出来，岂非大大不妥？
不仅不妥，甚至很危险。
所幸，在座听众之中，除了宝钗和宝玉，估计其他人都没读过，单凭这一两句并不能品味出什么异样，而宝玉并没有那么敏感，即便听到了也会觉得这很自然，所以只有宝钗是一下子就留意到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宝钗本不该在第二天提起这茬？当没听见过就好了嘛，这不是故意刁难黛玉吗？
的确就有人这么说的。
这就要考虑到宝钗提起这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她是就事论事，那本不必提；如果为了捉弄黛玉，那她该受批判。但是我们细读文字，就会发现她并不是为了捉弄黛玉，也不是就事论事，她是要借此要给黛玉一个提醒，时时注意自己作为一个姑娘的“本分”：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宝钗说男人们要“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女孩儿们则“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如果读书认字，那也要“拣那正经的看”（大概是列女传、唐诗宋词之类吧），万不可看那些“杂书”以致“移了性情”。
在我们现在看来，宝钗对女孩儿“分内事”的理解是严重落伍的，她没认识到女子也是“半边天”啊！这种观点，也是宝钗饱受诟病的依据之一；甚至有观点质疑她凭什么对黛玉搞说教。
但我们必须强调，宝钗尽管是个博学多识的人，但并没有超越时代给定的框架，她所考虑的，是怎样把当时所要求的女孩儿能做的和该做的做到最好。
况且，宝钗也并未对黛玉进行说教。她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可说是经验教训来与黛玉交流的：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
她告诉黛玉，自己并不那么超脱，也有过这么一个阶段，她俩其实是一样的。她提醒黛玉的是“以后”。
正因此，像黛玉这样心高气傲，又对宝钗怀着特别的“抵触”感的人，也“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她知道宝钗是真的为她考虑，是真的对她好。她那两声“好姐姐”，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说，这一次宝钗重提黛玉行酒令不妥之事，不是刁难，也不是说教，而是真的对她好。如果我们身边也有这样一位兄弟姐妹，那可就是一件幸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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