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阁与画舫：清代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1796-1850）》
内容提要
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符号范式转移的趋向，即从客观性的符号秩序向主观性的符号秩序转移，“将内部的心理空间构想为个人身份和自我表现的核心所在”。[1]以感情连接群体、横向建构社会关系的情教，对纵向等级制度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并未彻底颠覆理的秩序，却在儒家的体系中尽可能地提升了个人的内在价值，有情之人即可被交往、被铭记、被书写。情教思潮的涌动，对文人以文字表述内心情感，进而将闺阁之中、画舫之内的女性作为书写对象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聚焦明清时期江南文人以文字、图像等为媒介展开的各种社会交往活动，可以勾勒出彼时江南地区异常丰富的情感话语图谱。
该书重点考察清代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清代历史的转捩时期，江南文人与女性的交游唱和以及相应的文学创作，从“闺阁”和“画舫”两个角度切入，通过总体概览和个例分析，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探讨彼时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通过研究发现，从晚明到清中期，“情教”思想的传播，为情感话语的表述和张扬提供了更多空间。“情”作为纽带，连接了自我和他人，建构了另外一方迥异于传统等级制社会秩序的“根茎式”社会空间，嘉道文人对闺阁和画舫女性的情感寄寓和相应书写，都可被纳入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情”是衡量标准、是关系纽带，无论闺阁伴侣还是画舫游伴，无论尊卑贵贱，只要有情，皆可被录入书写体系，个人可以暂时摆脱社会身份的束缚和社会规范的要求，在此寻求暂时的栖息和放松。然而，这个情感“异托邦”的建构者、记录者始终是男性，情的观念固然导致了儒家性别秩序的局部松动，在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表述中，固然已经出现了所谓转向内心世界、肯定个体、主体自我觉醒等昭示“现代性”的因子，但男性依然是情感话语的主体，他们设置了书写话题，决定了书写模式，并将异质的女性经验挪用收编于男性故事的表述。在书写的过程中，女性更多作为男性凝视下的符号客体被呈现，而书写符号和它们所表征的所指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反映了彼时的文人心态和社会风尚，亦折射出儒家性别秩序的弹性和复杂。
[1]（美）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37页。
目 录
绪论
上编
第一章 江南文人与闺阁伴侣
第一节 文人对闺阁之奖掖
一 闺秀诗文集的编纂
二 袁氏五女的交游唱和
三 其他文人的奖掖活动
第二节 闺阁对文人之影响
一 以家庭为单位的唱和
二 闺阁女性对文人的支持
三 作为“书写”对象的闺阁女性
第二章 江南文人与画舫冶游
第一节 画舫冶游的文人群体钩稽
一 南京
二 苏州
三 扬州
第二节嘉道时期的画舫冶游
一 晚明青楼文化传统的接续
二 江南城市生活与文人结社
第三节 画舫冶游与文人书写
一 文人题赠
二 《风月梦》：以“城市”为中心的狭邪小说
三 仕女画与题画词
第三章 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
第一节 “仆本恨人”：情感话语主体的建构
一 “恨”的话语分析
二 情感话语的互文
第二节 “才女”与“名妓”：晚明至嘉道文人社会的流行书写
一 薄命才女
二 风雅名妓
第三节 女性的投射和文人的挪用
一 小青如镜：女性的投射与思考
二 絮果兰因：文人的挪用与收编
下编
第四章 车持谦及其“画舫”系列
第一节 “捧花生”其人其事考
一 车持谦及其生平考
二 金陵车氏家族考
第二节 《画舫》系列与《板桥杂记》的互文
一 纪人与纪地
二 对清初历史的重新思考
三 想象与书写的矛盾
第三节 青楼书写的背后：理想与策略
一 “种情人”与“传情笔”的理想
二 由色悟空的书写策略
第五章 陈裴之的真情与幻情
第一节 用世之志与入世之痛
一 立志与科考
二 求仕与经济
三 幕游与幻灭
第二节 文情交融的闺阁唱和
一 闺阁生活的日常化书写
二 《梦玉词》的文情相竞
第三节 为文造情的悼亡《忆语》
一 “香畹楼”与“影梅庵”的互文
二 求文名之幻情
第六章 蒋坦和关锳
第一节 《秋灯琐忆》创作年份考
一 《秋灯琐忆》是否悼亡之作？
二 《秋灯琐忆》新考
第二节 蒋坦、关锳身世及交游考
一 家世出身
二 师承长辈
三 朋友交游
第三节 虚构与逃脱：心灵世界的对抗
一 《秋灯琐忆》的出世倾向
二 诗文伉俪的“工愁”书写
三 逃进心灵世界
结语
参考文献
序
刘勇强
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盛极一时，这是近些年广受学界关注，尤其受女性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随着研究的展开，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忽视女性的创作，不仅无法完整地描写清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可能因为这一缺失，导致对其发展原因、演变过程的简单化处理。不过，这种简单化处理也并不会因为女性创作受到的关注就自然得到克服。相反，若是孤立地研究女性创作，同样可能会影响对女性创作价值准确的判断。事实上，由于生活范围的狭窄，清代女性文学创作虽然很有特点，但是总体成就似不宜夸大。女性文学创作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显然，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与女性的关系、对女性的书写是女性自身创作的最好的参照，李汇群的《闺阁与画舫：清代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1796-1850）》非常明智地将文人与女性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使女性的创作与对女性的书写在相互影响的意义上，得到了更为恰如其分的揭示。
汇群是从“闺阁”与“画舫”两个角度切入文人与女性关系的，通过挖掘史料，考证原委、分析内涵，勾勒出一幅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图景。这一图景或许与重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还有一些距离，但它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是我们更全面把握社会内在发展脉络必须顾及的深隐层面。嘉道时期是闺秀诗集编纂的一个高峰时期，这是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的基本事实，汇群在对这一事实作了认真的梳理阐发后，又进一步强调了女性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的多方面影响，例如在家庭生活中，母亲、妻子的文学活动都会对儿子、丈夫影响甚大；闺阁女“士”与士人的交往唱和更为普遍；而女性也更多地成为了文人书写、咏唱的一个对象和题目。其中有些方面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如母亲、妻子对儿子、丈夫的影响，但因古人疏于记载，往往鲜有提及。对此，汇群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在科考社会中，对于文人而言，最伤心的莫过于科举的失败和仕途的不顺。而闺阁女“士”，由自己在男性社会中的弱势位置，而能够很好地体味到文人内心的困顿和挣扎，因而出语安慰往往颇能切中款曲，委婉动人。如前文已经提到过席佩兰和孙原湘这对文学伉俪，席佩兰不仅能够在诗文创作方面给丈夫很好的鼓励，更难得的是她于夫子落第时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予以开导劝解………
有如此深明大义的夫人，无怪乎孙原湘后来会于居官不久后即辞职，并与之同隐了。像席佩兰这样的闺阁女性在当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徐达源之妻吴琼仙也曾于徐达源入都时倾心赠言，而作为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更以“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落落赢得士林称赏。
显然，在考察男性的事功、思想时，这些生活细节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出于同样的思路，汇群注意到一些文学史上一向受到冷落的人物，如车持谦、陈裴之、蒋坦等。眼光的下移，将重心转向二、三流的作家，是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倾向，其得失不可一概而论。由于名家名作研究已趋于“饱和”，当研究者感到难以置词时，便不得不别觅洞天于荒郊野径，其劳作虽可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时却也不免夸张其事或故作惊人之语。不过，汇群之关注文学史上次要人物倒并不只是因为前人鲜有涉猎，足以申论。更重要的是，这些各具特点的研究对象，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展现清代文人的女性观念及相应的女性书写。所以，她在“结语”一条小注说，她并不完全认同“第二流”“第三流”的说法来指称“大家”之后的其他文人群体，说到底，文学作品的流传也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结合的结果。在“当时”的平面上，文人群体中彼此认同和划分的标准，往往和后世有着很大的差别。我赞赏她的这一观点，也赞赏她由此展开的分析。当一个研究者撰脱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后，就有可能在纷繁的现象中，提炼出真正具有理论涵盖意义的结论来。汇群对所谓“真情”与“幻情”的剖析，就是如此。大而言之，她指出从晚明到嘉道二百年的时间，文人对“福薄才女”的书写，将其普通现实的人生涂上种种幻美的色彩，这种种“修改”或者说“伪造”中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文人自已内心深处的自我痛悼。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文人的青楼书写中。小而言之，她指出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对文字本身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紫湘本人的悼念，使得真情经过发酵和夸张成了服从于行文需要的一段幻情；而蒋坦《秋灯琐忆》空灵隽永的文字与他和关锳真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的差距，折射出来的蒋、关二人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等等。如此洞幽烛隐的分析，不仅需要对文献作艰苦的披检与考证，还需要有基于对社会历史准确把握的精确解读与阐发。
因此，汇群此书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她注重关系、过程、细节的揭示而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对于拓宽研究领域，在方法上是值得借鉴的；二是她对诸多史实的考证，不但多有纠偏正误之处，同时也为还原清中叶的文学现场，提供了很多精彩的片断。三是作为女性研究者的敏锐细心，使她常能透过诗文的表层叙述，揭示出人物关系深隐的心理因素。比如文中指出“冯小青”故事在嘉道时期的流行，文人和女性理解的角度各有不同，以致在相同的书写符号中，有着不同的投射与寄寓，就独具神解。这些胜识新见，读者未必都能认同，但从中获得启发、引出商榷，应当是无可否认的。
汇群自北大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去了中国传媒大学从事传播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与她原先所学的古代文学专业似乎有些距离，但她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要求，这使我想到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中鲁编修说的：“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番高论套用了朱熹的原话，用在八股上自属夸张。但若就一个人所具备的优良的研究素质来说，却是不错的。大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信念，汇群仍然坚守着自已的学术兴趣。这肯定也有助于她今后的工作。
后记
选择清代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作为研究对象，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单纯选择了一个研究题目，更重要的是，翻检古人的文集，对于他／她们在文字中透露出来的种种思考，身处在现代时空中的我，却时时有着沁入骨中的感同身受，在深入层层资料，用心去揣测、琢磨的同时，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难以言说，这种种触动轻啮着我的内心，让我忍不住有种用文字“歌之咏之”的冲动。圣人曾经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是，圣人虽然早已明白“道”的深邃幽远绝非文字所能穷尽，却仍然忍不住要用文字来垂诫后世，说到底，身处
历史长河中的个体，永远无法克制住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冲动，圣人尚且如此，凡夫俗子如我辈，更是难以免俗。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大体也是基于如此的内心诉求。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最应该感谢的，首先是我的博士导师刘勇强先生。从研究范围的界定到思路的开拓等，每一个细节中，都凝结了老师太多的心血，没有他的指点，仅以我自己的驽钝，势必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迷失方向。北大中文系的张鸣、张健、夏晓虹、潘建国、李简和陈泳超老师等，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指点，使得我能够尽快调整思路而走出误区。北京师范大学的郭英德老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侯会老师，曾作为答辩专家为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写作，还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谭邦和先生，他的关怀让我一度有勇气克服求学路上的诸多困难。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江南文人，上海和南京的诸多学界师长，如章培恒、齐森华、陈大康、谭帆、萧相恺、吴新雷、张宏生、俞为民、陈美林、沈新林、陆林老师等，都对我给予了亲切的指点和有益的帮助，他们的鼓励使得我能够将对江南文化的探索热情坚持下来。时光弹指而过，章陆二位师长已归道山，思之令人鼻酸，唯有谨掬心香一瓣，以谢指教之恩。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曾于2009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的领导、师长和同事们，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时时让我感受到生活的诗意和乐趣。回首当年写作时，还是初涉世事的青年学生，匆匆十余载时光转瞬即逝，我对书中人、书中事的解读，比之当时，无疑有了更深的感受和理解。这次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我对原书题目做了微调，对全书文字重新进行了校对修改，增加了情感话语等内容，期待更多方家赐教指正！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马瑞瑞老师。本书缘起江南，马老师的帮助和支持，使得本书在上海再版，让我有花落江南、旧梦重温之感。冥冥之中，或许我和江南的缘分已深，唯愿在以后的工作和研究中能延续这份情怀。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一直是我身边最坚强的支撑！
2022年5月
作者简介
李汇群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曹雪芹学会理事，媒体策划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研究、华夏文化传播研究等。在《红楼梦学刊》《中国文化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曹雪芹研究》《现代传播》《现代出版》《新闻记者》《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著作《闺阁与画舫：清代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1796-18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湮没的时尚·云想衣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等5部。主持、参与多个国家级、省部级和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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