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一起开启汉学研究之旅
作者简介
王宏( 1956—) ，男，浙江宁波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 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中国典籍英译。
刘性峰( 1978—) ，男，山东济宁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4 级博士生，南京工程学 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中国典籍英译。
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王 宏 刘性峰
提 要 处于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典籍英译理论研究正经历诸多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本体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研究范式、制约因素、方法论研究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对 此做出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已取得的成绩、找出仍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本文认 为，尽管成绩斐然，典籍英译研究仍有一些薄弱领域，比如，典籍英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 究、典籍英译语内翻译研究、科技典籍作品英译研究、典籍英译史研究、典籍英译合作翻译 模式研究、典籍英译有效传播途径研究等都值得引起更多关注。
关键词 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当代语境
DOI:10.15990/j.cnki.cn11-3306/g2.2015.02.003
在国家大力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典籍英译的翻译队伍和研究人员 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因为，典籍英译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 “中学西渐”最有效 的途径之一。要实现“中国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①，典籍英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必 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然而，同典籍英译实践相比，其理论研究起 步要晚得多，成 果相对较少，系 统性也 不强，有些问题尚未形成定论，某些研究领域鲜有学者涉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典籍 英译学科的发展。可喜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典籍英译实践取得诸多突破性成果 的同时②，典籍英译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逐年增多③。典籍英 译研究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研究路径和方法日趋多元化。本文将基于以上所发生的 新变化，对当代语境下中国典籍英译在本体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研究范式、制约 因素、方法论研究的现状作一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前瞻 性展望。
一 典籍英译本体研究
(一) 典籍英译的本质属性
理解典籍英译的本质属性是典籍英译研究的首要任务。典籍英译隶属特殊的翻译 种类，既具备一般翻译活动的共性，属 于“跨 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④又 有其 与众不同之处，即“典籍英译是一个二度翻译过程，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 段。首先是语内翻译: 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汉语原文。…… 第二个 阶段是语际翻译，即用现代英语完整、准确地表达古汉语，目的语是现代英语”。⑤黄国 文曾以《论语》英译为例，研究了典籍英译的翻译过程，指出此过程包括语内翻译和语 际翻译。⑥
由此可见，典籍英译是将中国古典作品翻译成英语的一种跨文化、跨语内、跨语际的 信息传播活动。
(二) 研究对象
翻译学研究的范围较广，内容庞杂，不同学者侧重点亦有出入。为避免概念之混乱，我们认为，“译学本体研究可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既可以从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 即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着手，也可从制约翻译的内部因素，围绕作 者、译者、读者、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之间关系展开。翻译研究的这两条路径其实是并行 不悖，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因而没有主次之分。对于不同的翻译行为既要区别对待，又 要寻找共性。翻译研究需要重视本体研究，需要从内部到外部，再从外部到内部，进行循 环探讨，以此获得新的生命力。”⑦
由于在本质属性上异于一般的翻译研究，故典籍英译研究的对象亦有别于普通的翻 译学研究范围。这也使得“典籍翻译过程比把一个现代文本翻译成另一个现代文本要复 杂，涉及的因素也要多些。”⑧因此，典籍英译研究的范围除了一般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 外部研究之外，还需涉及“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这一过程，换言之，在从事典籍英译研究 时，需要关注译者翻译时所参考的古代汉语原文的不同版本、古今译注、注解、注疏等。例 如，笔者在翻译《墨子》的过程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蓝本，同时参阅了十余种不 同的版本和今译本，也参阅了西方学者有关墨子的论文和著作，对现有的不同解释进行了 自己的取舍，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译本。”⑨故此，我们可以将典籍英译的本体研究对象做一 下归纳:
内部因素: 原文、现代汉语翻译、注解、注释、现代英语译文; 原文作者、现代汉语译者、 现代英语译者、英译文读者。
外部因素: 译文赞助者、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诗学等。
二 典籍英译主体研究
人类认识世界，不是单纯地认识客体，而是在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中认识主体客体的相 互关系。翻译被认为“很可能是宇宙演化过程中迄今为止产生的最复杂的事件”( 转引自 Ivor A． Ｒichards) ，典籍英译尤为如此。因此，需要基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考察典籍英译 主体与主客体之间相关的诸多因素，这样才能对其有全面、真实的了解。
(一) 主体性研究
传统的典籍英译研究忽视译者的主体地位，强调译者需要隐身，完全服从原文、原 文作者、译文读者和赞助者。译者主体性的介入使典籍英译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单一维 度研究，增强了译者的作用和影响，将 典籍英译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广阔视野和 天地。
将译者视为典籍英译的主体就需要重点考察译者在选择文本、理解和阐释文本、制定 翻译策略时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等。霍跃红曾撰文探讨谁是翻译中国典籍的理想 译者，认为精通中英两种语言、熟悉彼此文化和历史的中国译者应当仁不让。⑩李建梅将典籍英译批评与译者主体研究置于后殖民、解构主义坐标中，以归化、异化为切入点，考察 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葛瑞汉英译《前赤壁赋》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倾向和翻译策略， 指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扮演了抵御西方文化霸权，重塑本土文化身份的角色”。⑪纪蓉 琴( 2014) 在“元语篇的主体间性建构与典籍英译”一文中提出，当今的典籍英译译者不再 是亦步亦趋于原作的“仆人”，而是具有独立意识、有独特翻译目的的主体。故此，译者的 地位、角色、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译者作为相对于作者的独立创作主体位于整个翻译活 动的中心，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译协调人。译者既是一个交际者和决策者，也是一 个阐释者和创新者。”⑫
(二) 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
然而，仅从译者主体性入手，仍无法全面动态地反映典籍英译活动的全过程。因此， 有必要引入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性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 题，主要表现在主体与主体在交往活动中'交互主体’为中心的和谐一致性，强调各个主 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以实现认同、达成共识。”⑬主体间性理论超越以往对于典 籍英译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将研究触角深入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之中，为研究典籍英 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首先，典籍英译的主体不再是译者一方，而是与典籍英译活动相关的诸多人群，包括 原文作者、现代文注译者、现代英语译者、赞助人、译文读者等。
其次，典籍英译，从原文文本的选择、现代文语内翻译、译者的理解、阐释与翻译、赞助 人的意见、译文读者的期待与阅读等，无不体现了各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将译者作 为唯一主体显然忽视了典籍英译是“原作作者、译者、赞助人、读者等主体之间的平等对 话。成功的翻译应该充分实现主体间性，即通过翻译主体之间的沟通，做到最大效度的理 解、同情和思想的契合，从而走出片面强调翻译主体带来的困境。”⑭这表明，典籍英译译 文的最终形成不只是译者本人的主体性体现，而是多个主体间对话、互动、协商、妥协的结 果。吕俊、侯向群指出，“原文与读者或译者成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他们理解文本的 过程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正如解释哲学所说，这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生成新的意义，而且每个读者与译者的前理解视域各有不同，所生成的意义也会有所不 同。”⑮由此可见，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不只决定意义的产生，也会造成不同的理解和 不同译文的产生。
“翻译的主体间性绝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问题。翻译面对的是一种跨 时间、跨空间的不对称交流，是一种时空错位的交往类型。”⑯由于典籍英译所跨越的时空 更大，要实现各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与对话则更加困难。在翻译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应该如 何实现相互理解、并达成一致呢? 许钧认为，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其最基本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视界，让翻译涉及的诸视界达到贯通融合， 最终完成沟通与交流之重任。⑰伽达默尔也认为，在理解的历史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 域: 一是文本的视域，二是理解者的视域。文本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历史存在的 个人( 作者) 创造出来，因而有其历史视域; 理解者也有属于自己的特定视域，这种视域由 特定历史境遇所赋予，理解就是将这两种视域再度融合。⑱
三 典籍英译客体研究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客体指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⑲学界同仁多认 为，翻译客体包括原作和译作。⑳结合前文对典籍英译性质的分析，典籍英译的客体显然 要更为宽泛一些，除了古籍原作和英文译作，这一客体还应包括典籍作品的现代汉语译 文、注解、释义等，主要分为“注、疏、集解、章句、评注。”㉑
(一) 典籍作品原作
原作是翻译的根本和生命所在，无原作即无译作，亦无任何翻译之事。故而，对于典 籍原作的研究极为重要。
首先要重视版本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历来有不同的版本传世。在翻译有多个不同版 本的典籍作品时，应当从善如流，选择学界公认的权威文本作为底本，并在译者序言说明 选择该版本的理由。其次，要重视对典籍作品文本类型、文体风格等的研究。笔者在翻译《梦溪笔谈》时，详细研究了其文本特征，指出该书“属笔记体裁的复合型文本，其语言功 能主要为传递信息。此类文本的语言特点是'逻辑的’，其焦点侧重于内容，其译文目的 是表达内容”，并据此制定“简洁、明白、晓畅”为总的翻译策略。㉒
(二) 典籍作品语内注、疏、译 翻译中国典籍作品，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对于原文的理解。
一方面，古代汉语大都言简义丰，多使用通假字，以及省略用法等，要正确理解原文十分困难; 另一方面，古代人的思 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特征、社会生活等与现代人相距甚远，要想达到译者与作者之间、 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也十分困难。另外，越是年代久远的典籍作品，其流传民 间的版本就越多，对该作品的理解越是困难。
在此情况下，典籍原作的注、疏、今译等在对原文的理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典 籍英译研究必须关注的课题。因此，译者必须反复对比和参考与原作有关的各种古文注、 疏以及今译。遗憾的是，一些典籍英译研究者却对此环节较少关注，对于译者是如何依靠 典籍作品语内注、疏、今译来理解和阐释原文知之甚少。
(三) 典籍英译译作
译作是典籍英译研究者研究典籍英译的重要资源。从前，大家将译作与原作、译作 与译作进行比较时，习惯于把最接近原作的译作和最受读者欢迎的译作视为佳译。如 今，译文多样性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人们在将译作与原作、译作与译作进行比较时，既 关注相互的对等、相似，也重视彼此的差异，并从微观( 文本内容、形式、意义、体裁、结 构、修辞、风格、意境、功能) 和宏观( 社会、历史、文化等) 角度探讨产生对等、相似或差 异的深层原因。
四 典籍英译研究范式
范式是“在科学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 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在内 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 。”㉓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不 断变化和超越。翻译科学亦是如此。吕俊、侯向群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 范式的变化，即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结构主义多元化的范式。㉔ 我们认 为，可以将典籍英译研究范式分为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文化学范式、解构主 义范式。当然，有时，某些研究范式是同时并存的，其中亦有交叉。
(一) 语文学范式
该范式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字句的翻译方法( 如直译与意译的讨论) 、风格的传 达、诗歌的可译性与翻译的标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直觉的，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 为主，较少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㉕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和揭示典籍英译在语言 转换方面的一些规律，但是，其问题也比较明显，多为随感式的直觉感悟，缺乏系统的、理 性的分析。
(二)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
此研究范式多集中于典籍英译译作与原作在字、词、句、韵律等方面的比较，以原作为参照物，考察译作得失。穆雷对 1992—2013 年间中国两岸四地已获得博士学位的近 700 篇翻译研究博士论文调查发现，与典籍英译有关的论文计 40 篇，这些博士论文多描写和 批评分析典籍作品语言层面的翻译特点和翻译得失，以及译者相应的翻译策略……具体 方法多为文本细读、多译本比较、语言对比分析等。㉖
(三) 文化学范式
语言学范式研究之外，学者较多关注典籍英译的文化研究。例如，截止 2014 年 8 月，中国知网中收录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典籍英译的论文有 978 篇之多。Hans Vermeer 将翻译 视为文化转换而非语言转换。㉗如何翻译中国典籍作品中的文化现象成了研究者一个重要课题。一些学者如徐珺、霍跃红( 2008) 、姜欣、姜怡( 2008) 、蒋坚松( 2010) 、赵晓丽、姚 欣( 2010) 、顾毅、杨春香( 2012) 、李淑杰( 2013) 等近年来在典籍英译的文化翻译策略方面 都有所贡献。㉘
(四) 解构主义范式
解构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学认为，原作和作者的中心地位被打破，译作、译者、评论者、 读者登堂入室，成为翻译的中心，各种等值( 对等) 的虚幻梦想彻底破灭，原作的意义不再 是唯一，而是彻底向各种可能的解释开放。受此影响，典籍英译研究领域也激起层层涟 漪。有学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可以适用于典籍英译并收到好的效果，从事典籍英译 的译者可以根据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做出自己的解读。㉙董金玉、李健认为，译者从事典籍 英译时，应无畏误读、误译，“大胆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㉚显然。此范式给了 典籍英译译者和研究者更多解读、阐释的自由。
显然，典籍英译的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理据，都是从某个或数个侧面对典籍英 译现象做出的解读和阐发，有其价值和局限。
五 典籍英译制约因素研究
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传统典籍英译研究较多关注内部因 素，诸如字、词、句、语 段、语 篇、文 体、音韵等语言内部和语言本身及其转换 规律。但 是，外部因素“在实际科学活动中不仅不可能被彻底清除，而且具有与内部因素同样的 重要性”。㉛ 外部研究主要指典籍英译内部要素之外的其他制约因素，如意识形态、赞 助者、诗学因素、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这是文化转向将翻译学从语言转换的对等桎 梏解放出来之后出现的转机，这些因素发挥着远大于语言机制本身的作用，值 得引起 高度重视。
(一) 意识形态
Van Dijk 和 Verschuren 认为，“意识形态指一套基于事实的，用于评价的信仰，即群体 的知识和观点。换言之，意识形态正如一套正式的理论体系，由某一特定群体普遍接受的抽象的社会信仰和观点构成。”㉜ 因此，某个群体共有的意识形态会影响该群体成员的 思想意识活动，其中包括写作和翻译等思想意识行为。André Lefevere 也认为，意识形态 与诗学一起决定一部文学作品的形象，并且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㉝
国内学者如李霞( 2003) 、王静、周萍( 2010) 、江慧敏( 2010) 等先后撰文探讨意识形态 对典籍英译活动的制约和影响，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对典籍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原 文内容的改写、以及对读者群的限定，他们的研究促使典籍英译从原来平面、静止、单一的 语言研究转向立体、动态、多维的文化研究。㉞
(二) 赞助者
典籍英译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海外市场，旨在促成中国文化西传，使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因此，典籍英译作品由谁出版? 面对的读者群是谁? 作品是全译本，节译本 还是摘译本? 这直接关系到典籍英译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André Lefevere 认为，赞助者( patron) 可以是宗教团体、政党、某个社会阶层、皇室、出 版社、媒体等等，他们可以决定文学作品的发行，其主要目的是维系整个社会体制的稳 定。㉟因此，选择赞助者、了解其赞助目的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恰当的翻译策略，将典籍 作品成功译介到西方。笔者就曾提出典籍英译作品“借船出海”的出版策略，即，由国内 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联合出版，共同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㊱
(三) 诗学因素
翻译诗学指文学系统中的文学类型、文学主题、修辞手法，以及文学作品以外的因素，如经济因素、语用因素和读者因素。规定性翻译诗学多以源语文化诗学为依归，而描述性 翻译诗学多遵循目的语文化的诗学要求。㊲在 André Lefevere 看来，“诗学包含两大因素: 一方面是文学手段、类别、主题、原型角色与情景、以及符号，另一方面是文学在整个社会 体制中的作用。”㊳也就是说，原文文学系统与目的语文学系统各有其诗学及翻译诗学特 征和要求，翻译过程与结果受制于一方翻译诗学或受两者共同制约。以原文中心的翻译 诗学，严格遵循原文文学系统的文学类型、文学主题、修辞手法，并为其经济、语用和读者 服务。同样，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翻译诗学则严格遵循目的语文学系统的文学类型、文学主 题、修辞手法，并为其经济、语用和读者服务。
典籍英译活动也不例外。以西方传教士的典籍英译实践为例，“古莱 神父在出版自己翻译的孔子部分篇章时强调，'翻译目的不在于把中国智慧带给欧洲学者，而是用 来当作工具，使中国人皈依基督。’”㊴ 另外，“西方教士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穿凿附 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 在并非虚构的依据”。( 同上) 这表明，受翻译诗学等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翻译中 国典籍作品时，往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加以改动，甚至篡改，以服务于其诗学目的。
六 典籍英译方法论研究
典籍英译方法论可分为翻译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论: 前者涉及典籍英译实践，如对作品 的理解、表达和修改等; 后者指典籍英译研究常使用的方法，如文本细读、语言对比、文化 对比、意识形态分析、描述法、语料库分析等。
(一) 翻译方法论
从事典籍英译需要至少经过三道工序: 理解原作、用恰当英语加以表达、反复修改 译文。典籍英译研究者在进行翻译方法论研究时理应对此三道工序都有所涉及。然 而，现实情况是，一些研究者仍然拘泥于“以原文为中心”的传统研究方式，总是试图想 找出一种所谓与原文最靠近的译文作为“佳译”，并把产生此类译文的翻译方法视为最 佳方法。
1． 理解原作
制约人类理解的主要是思维方式、语言、文化。理解典籍作品的确难度很大，由于年 代久远，其思维方式、语言、文化、社会制度、社会伦理等距今已有很大差异，甚至具有“不 可通约性”。为了达到尽可能充分理解原作，译者需要采取适当的方法。
比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与中国学者王韬合作翻译了多部中国儒家经典( 《书经》、《诗经》、《春秋》、《易经》、《礼记》等) ，其合作长达 20 年之久( 1862—1882) ，其方法是， “王韬首先佐译《书经》和《竹书纪年》，集各家注释之长，撰成《皇清经解勘记》24 卷，供理 雅各参考。”㊵ 这种中西合璧的合作方式有助于国外汉学家以及其他不以汉语为母语的 译者理解原作。再比如，研读前人注、疏以及前人译文是另外一种非常有效的理解原作的 方法。另外，考察作者故里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件可以让译者睹物思人，增强译者与作者的 “视域融合”。例如，汪榕培在翻译《邯郸记》时，曾于 2001 年 9 月和 10 月先后到河北省 邯郸市和湖南省岳阳市实地考察，“探访两处古迹为翻译《邯郸记》增添了不少感性认 识。”㊶
2． 用恰当英语加以表达 英语表达涉及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这是国内译者和研究者探讨较多的课题，多围绕直译、意译、音译加注、异化、归化等展开。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般不会仅使用一种翻译方法。在翻译某一段落、甚至某一句话时，可能既采用直译法，又采用意译法，以及其他翻译方法，不过整篇译文仍会以某种翻译策略为主。比如，蒋坚松对《荀子》英译的考察发现，诺布洛克的译文以直译为主，辅以多 种补偿手段。㊷ 焦绘宏、焦绘媛发现，中外译者在翻译古典诗词典故时，多使用直译、意译 和注释相结合的方法。㊸
在英语表达方面，中西合作亦是比较理想的翻译方法，比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作 就堪称珠联璧合。笔者也提出“借脑共译”的翻译方法，即“由中国译者和国外汉学家各 取所长，合作翻译。”总之，还可以探索更多有效、可行的合作方法。㊹
(二) 研究方法论
进入新千年后，国内的典籍英译研究方法论取得了较大进展。比如，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涉及实证研究的语料库方法( 霍跃红，2010; 张婉丽，2013; ) 以及调查问卷方法( 文娟， 2013) 和计量分析法( 王维波、刘丽萍，2013) 。㊺还有学者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将典籍英 译语境化，描述典籍英译过程中真实发生的情形，探讨影响和制约翻译选材、译者翻译策 略、译作接受的诸多因素，探讨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的影响等㊻。然而，目前国内典 籍英译研究方法仍比较单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尚不多见，研究深度也有待进一步 加强。
七 典籍英译研究展望
(一) 典籍英译研究应该取得哪些突破? 就典籍英译研究的体裁而言，学者对于古典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英译研究较多，而关于古典科技作品英译的研究极少㊼，这与中国古代极为丰富的科学典籍作品矿藏极 不相符㊽。因此，急需在这方面加强研究，争取尽早取得突破。就典籍英译史的撰写而言，这也是一项急需填补的空白。马祖毅和任荣珍撰写的《汉籍外译史》( 2003) 和《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 2004) 虽然对典籍英译有所涉 及，但相关史料的搜集较为零散、也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目前迫切需要撰写一部符合时代要求的高质量《中国典籍英译史》，力求系统展示 250 多年来中国典籍英译历史全貌。㊾ 就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而言，有必要明确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描绘当下中国典籍英译飞速发展的路线图，厘定该研究的基本概念、诸多关系，构筑完整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
(二) 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出版方式在当下的意识形态、赞助者、诗学因素等影响下，中国典籍英译在翻译选材、翻译策 略、出版传播方式应该发生哪些相应的变化是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就翻译选材而言，应 该结合国家对外文化宣传和传播的需求、以及国外市场的实际阅读需要等因素确定需要 翻译的中国典籍作品，避免盲目的、无谓的重复选材。这就要求坚持奉行“国内外市场 ( 国外市场为主) —国内外出版商—国内外译者有机结合的模式”。在此模式下，翻译的 选材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根据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的实际需求而定。这就需要政府和其 他非官方的某些职能部门和组织给予相应的帮助，如信息、资金等。
同样，在此模式下，译者的翻译策略亦应随之调整。要根据出版商、赞助商和市场需 求确定翻译策略，决定译文的最终形式是全译、节译还是摘译，翻译方法是采取直译还是 意译，归化还是异化，翻译方式是个人翻译还是中西合译等。
同时，出版方式也应随之改变。以往的那种由译者自己根据兴趣选择翻译材料，自己 找出版社出版的模式必须改变。应该寻求出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模式，最好采取合作翻 译和“国内与国外联姻”出版的方式，以利于中国典籍英译在海外的传播。
综上所述，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仍有一些薄弱领域值得 引起关注，比如，典籍英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典籍英译语内翻译研究、科技典籍作品 英译研究、典籍英译史研究、典籍英译合作翻译模式研究、典籍英译有效传播途径研究等。 笔者建议，应该加强对典籍英译的本体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研究范式、制约因素和 方法论研究，并使研究内容立体化、研究范式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力求构建完整的典 籍英译学科体系。限于篇幅，本文未能涉及典籍英译的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等，容当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 项 目 编 号: 13BYY03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科研项目“中国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与接受”( 项目编号: 苏 － 001 － A) 和南京工程学院校级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QKJB201315)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杨恩芳: 《文化“走出去”到“走进去”之探》，《重庆日报》，2013 年 2 月 14 日第 3 版。
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大批国家出版工程正式上马，有力推动了优秀中国传统文化 的对外传译。与此同时，历时 20 年之久的国家出版重大工程《大中华文库》在 2013 年底已接近完成， 共出版 108 种中国古代典籍作品的汉英对照本，其中由笔者主译的全英文版《梦溪笔谈》( Brush Talks from Bream Brook) 和《明清小品文》( The Short Essay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由英国帕斯国际 出版社在全球出版发行。
③ 据笔者查询，1962—1999 年近 40 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有关典籍英译的学术论文只有区区21 篇，而截至 2014 年 8 月 3 日的 2000—2014 年近 14 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有关典籍英译的学术论文就猛增到 1418 篇。
④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导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
⑤ 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2 页。
⑥ 黄国文: 《典籍翻译: 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中国外语》，2012 年第 6 期，第 64—71 页。
⑦ 王宏: 《重温译学研究一体三环论》，《当代外语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⑧ 黄国文: 《典籍翻译: 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中国外语》，2012 年第6 期，第 64 页。
⑨ 汪榕培、王宏: 《墨子(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前言第34—35 页。
⑩ 霍跃红: 《典籍英译意义: 意义、主体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 年第 9 期，第 54 页。
⑪ 李建梅: 《典籍英译批评与译者主体研究———〈前赤壁赋〉英译两篇对比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07 年第 5 期，第 82 页。
⑫ 纪蓉琴: 《元语篇的主体间性建构与典籍英译》，《上海翻译》，2014 年第 5 期，第 55 页。
⑬ 李明、卢红梅: 《语言与翻译》，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 2010 年版，第 154 页。
⑭ 王湘玲、蒋坚松: 《论从翻译的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外语学刊》，2008 年第 5 期，第 106 页。
⑮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导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4 页。
⑯ 张全: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翻译研究》，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9 页。
⑰许钧: 《翻译概论》，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 页。
⑱ 参见辛斌、李曙光: 《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互文性研究》，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1 页。
⑲ 邢辉生、吕晓东: 《哲学基础》，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6 页。
⑳ 参见王宏印: 《英汉翻译高级教程》，大连: 大连海运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 页。王宏: 《怎么译: 是操控，还是投降? ———与申连云教授商榷》，《外国语》，2011 年第 2 期，第 86 页。
㉑ 魏清源: 《古代汉语教程》，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3 页。
㉒ 王宏: 《〈梦溪笔谈〉译本翻译策略研究》，《上海翻译》，2010 年第 1 期，第 19—20 页。
㉓ ［美］ 托马斯·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 《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年版，第 8 页。
㉔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54 页。
㉕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第 54—55 页。
㉖ 穆雷: 《中国翻译学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分析( 1992—2013) ———对两岸四地近 700 篇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翻译》，2014 年第 2 期，第 17 页。
㉗ Mary Snell-Hornb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6，p． 54.
㉘ 参见徐珺、霍跃红: 《典籍英译: 文化翻译观下的异化策略与中国英语》，《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 年第 7 期。姜欣、姜怡: 《茶典籍译文中异域特色的保留与文化增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蒋坚松: 《语境·文本·文化·文体———语境与典籍翻译的三重关注》，《大 连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赵晓丽、姚欣: 《浅谈中医英译文化缺省及其补偿策略》，《中医药导报》， 2010 年第 10 期。顾毅、杨春香: 《〈庄子〉内篇中文化因素翻译探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 年 第 6 期。李淑杰: 《典籍英译中传统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第 2 期。
㉙ 参见翟秋兰、阮红梅: 《从解构主义看唐诗中模糊语言的汉英翻译》，《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2 期。张林: 《从结构主义翻译观视角解析〈红楼梦〉的不同翻译》，《河北理工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2 期。陈骁文: 《解构主义翻译视角下李清照词菊意象的英译》，《淮阴工学 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㉚ 董金玉、李健: 《解构主义视角解读庞德英译汉诗》，《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第 97页。
㉛ 郑毓信: 《科学哲学十讲》，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3 页。
㉜ 参见黄勤: 《体裁广泛·内容丰富·视角多维———〈关于意识形态〉评介》，《外语学刊》，2006 年第 5 期，第 93 页。
㉝ 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Ｒ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p． 42 － 45．
㉞ 参见李霞: 《权利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王静、周萍: 《意识形态对辜鸿铭翻译的操控》，《外语学刊》，2010 年第 2 期。江慧敏: 《试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 响———以利玛窦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个案》，《燕山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㉟ 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Ｒ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pp． 11 － 17.
㊱ 王宏: 《〈牡丹亭〉英译考辨》，《外文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84 页。
㊲ Mona Baker，Ｒ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2001，pp． 167—170.
㊳ 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Ｒ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pp． 26.
㊴ 参见马祖毅、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35 页。 马祖毅、
㊵ 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55 页。
㊶ 汪榕培: 《邯郸记(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第28 页。
㊷ 蒋坚松: 《〈荀子〉的一个研究性英文全译本〉》，见汪榕培、李正栓主编: 《典籍英译研究: ( 第 1 辑)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 页。
㊸ 焦绘宏、焦绘媛: 《论古典诗词中典故英译》，见 汪榕培、关 兴华主 编: 《典籍英译研究 ( 第 3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9—92 页。
㊹ 王宏: 《〈牡丹亭〉英译考辨》，《外文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84 页。
㊺ 参见霍跃红: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比较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张婉丽: 《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军事术语英译研究》，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文娟:《〈黄帝内经〉四个英译本调查问卷分析研究》，南宁: 广西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王维波、 刘丽萍: 《对从事典籍英译研究作者群的文献计量分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㊻ 穆雷: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7 页。
㊼ 通过对近 20 年来国内博士论文的调查，穆雷发现，40 篇典籍英译研究中仅有 2 篇是科技类作品，即对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和《伤寒论》的研究。
㊽ 据统计，仅中国古代医药学的著作就有万种以上，数学著作也有上千种，农学著作近 400 种。( 屈宝坤: 《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典籍》，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3 页。)
㊾ 笔者曾在“中国首届翻译史高层论坛”提出撰写《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两条原则: 1) 以翻译事件 为线索，反映中国典籍英译自身发展演进历程，通过对典籍英译重大事件的考察和对理论发展脉络的梳 理，使读者对典籍英译史有较为全面了解，引导读者探讨典籍英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规律; 2) 以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为对象，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考察典籍英 译在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等，通过纵横两轴、线面结合，较好地展示典籍英译史的 全貌。
网络编辑 / 刘湘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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