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前天发了阅读张楚廷校长《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中的一个片段“韦穗问我的两个问题”,引起诸多同学或师大人的反响。今天继续推送我阅读该书的札记,并且为每一段札记拟了一个标题,只是近似,不一定能够完全概括,敬请谅解!
另外,有几处错误,估计是编辑对情况不了解所致,都在括号里予以了订正。
湖南师范学院曾经的办公楼
我用扁担挑着行李,从车站到湘江边,乘轮船过渡,一段路程后,到了自卑亭。再由自卑亭去校办公楼报到时,扁担不知如何丢了,就两手提着两个包艰难前行。那时,学校的办公楼设在御书楼。(第15页)
苦难与爱国主义教育
父母一回来,就经常逃难。母亲曾叙说道:有一次,日本人打来,她一边夹着一个包,一边抱着我,在向前跑动时,日本鬼子一枪从后面打来。待(第18页)片刻停下时,一看,打掉的是那个包。而我,则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存活下来了。
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的母亲在讲述时几乎自言自语,肯定没有想到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这肯定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列。那些正在对年轻一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朋友们,还是多说说故事吧。
这种教育需要有理论,需要讲历史,讲我们的民族史、文化史、奋斗史。即使如此,也需要故事。故者,故去也,故去了的事即故事。有了故事理论就更有感染力。我的母亲没有对我讲理论,这个理论在我后来的学习中日益增多,但母亲所讲的故事强有力地支持着我的理论学习。
……
常言道,理论是苍白的,生活是多彩的。所谓苍白,指的是理论就那么几条筋,而与原理相关的是无数的故事,这就是生活,无数的故事打点了它。
但我不认为苍白的理论是无力的,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人的力量得以最充分显示出来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理论和哲学引领了我们。这些由人所揭示出来的理论,又使得人更为有力,更为强大。人让人自己日益强大。
我相信生活中藏着理论,但它还藏在那里,需要去挖掘。生活的彩色并不是人人都看得很清楚。
母亲所讲的故事把我和自己的民族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19页)
那时候的“全面发展”
那时候,也没有天天念“全面发展”,但真的就发展得比较全面。自由地学习,没有什么偏科;班上有一个“小海军”篮球队,有合唱团,喜欢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
今天,我常常把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个性发展、协调发展联系起来,并且,我认为,全面只具有量的意义,而自由、个性、协调,这才是实质性的。于是,我的教育理论是与我的实际经历相联系的;同时,也可以说,是良好的中学教育为我后来的教育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第31页)
岳麓山下三大学
在湖南,最早的大学士湖南医学院,即湘雅医学院,建立于1914年,也晚于许多中学。湖南大学建立于1926年,湖南师范大学则始于当年的“国师”,是时1938年。中南大学更晚,它始建于1952年。(第33页)
何谓优秀教师?
我从许多方面明白了,最高水平、最有经验的老师宜于教一二年级的课程,反倒是三四年的专业课程可由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去讲授。(第41页)
优秀的教师,其主要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这比学知识本身更重要。学知识是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善于学更重要。(第43页)
二元还是三元
各领域的知识都大体上分三层,事实或现象,理论或原理,第三层就是哲学或形而上。这就是必需的一分为三,一分为二已不足以表达知识的发展变化了。(第45页)
那时候北大学生的素质
记得以前,我在阅读数学论文时,遇到参考文献里有一篇是德文的,我不懂,便告诉李老师。他后来用了一天不到的功夫就为我翻译出来了。从此,我知道他懂英、德、俄、法四国文字。这就是北大的学生,这就是李盛华教授。(第47页)
行政化
我任数学系系主任一职,是由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孙国治颁发的任命书。后来,这一级的任命权就改属于学校自己了。当我任学校副校长时,又有孙国治的一纸任命书,我正好经历了这一权力转变过程。当然,在许多国家,政府是根本不管学校里的这些事的,连校长也与政府无关,而由董事会任命。如今,我们这里已发展到把大学当政府机构来对待了,这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去行政化”的口号喊了一二十年,大学依然故我。(第63页)
与林增平校长合作
我任党委书记时,林增平教授任校长。也可能是我自己的领悟,我决不会介入校长的行政工作,只是支持,绝无非议。因此,我与他合作也毫无问题。
林先生很有学问,那时,对于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两位权威。一位是章开源(是“章开沅”)先生,一位是林增平先生。章先生和林先生都是文人,却丝毫没有什么“文人相轻”。(第66页)
规矩是人定的
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昨天,2014年8月30日,一位教师找到了我。1986年至1987年期间,他毕业于生物系后留校任教,其间,他跑到深圳另谋他业,不假外出半个月之久。文端开任处长的人事处根据条例给他除名处分,即开除。
我得知后,建议人事处免于处分,把他的档案寄到他新找到的单位,并在档案中不做任何处分的记载。文端开都不折不扣按我的意思办了。
文端开是按规矩办的,那我岂不是违规了吗?实际上,规矩都是人定的。我认为,有些规矩、有些条例就应当修改。对于学校,我几乎是废除了开除处分的。学校在维护自己的办学理念时,自身越严格要求自己,就越不需要依靠处分。
这位教师后来成为湖南师范大学校友会深圳分会的会长,为学校的发展做了很多事。但我当初建议免去对他的处分,不是基于为了他将来更多支持学校的目的。(第70页)
两个“千方百计”
上任学校行政岗位之初,我提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千方百计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千方百计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第71页)
流动合理
我们这里的大学,对于人才流动曾很忌讳。后来,不得不提出一个“合理流动”的说法。但我立即将其改为“流动合理”。不流动,一潭死水,人才可能失去很多机会。实际上,不流动,一些单位的当局者不知道人才的珍贵。一旦另外的单位想要这个人时,当局者才意识到这个人竟如此珍贵。
大约二十年前,南京师范大学想要凌宇。师从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凌宇,当时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排行第二。南京师范大学给他十万年薪、一套住房、妻子随调。这很有吸引力,那时的十万是很值钱的。加之,他妻子是上海人,往南京走的愿望也很强烈。
怎么办?问题提到了校长办公室。讨论了一番之后,大家还是说“张校长,你看怎么办吧?”当时,我分析,凌宇在我们这里年薪只四万元,与十万元差距太大了。但涨到十万有困难,特别是还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于是,我建议将凌宇的工资提到七万元。问题马上来了:“七万元打得住吗?”我估计,差不多了。接着,各位就顺水推舟:“张校长,就由你出面去谈吧。”
我约了凌宇,他不敲门就进来了。“凌宇,我们打算把你的年薪提到七万元。”“张校长,我知道了,就别说这个了吧。”很快我们就聊别的事去了。但是,话锋不知怎么又转回来了。“我去了南京,能够有你这样可以随便聊天的校长吗?近校长的办公室能这样'破门而入’吗?”这就是他的想法。
凌宇走路时,一脸傲气。而我深知,这就是知识分子可贵的傲气。真正的知识分子,十个有八九个是这样的。我也算知识分子,可能在那一两个当中,我可能是目中无人,甚至文质彬彬的,但我内心的独立性或傲气,一点也不少。否则,何以为知识分子?
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否愿意到你这里来,我觉得是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适当的物质条件,这不能不有,却并非最重要的;第二,他的学术成果能得到公正对待;第三,学校,尤其是校长,心中须有他。校长目中有人。
我为什么估计提升三万元就够了呢?不是还有三万元的差距吗?我姑(第75页)计,感情也是值钱的,至少值三万。如果不是我与凌宇有如此良好的关系,就很难说了。
后来,刘筠院士知道了这件事,碰到我就问:“张校长,你知道我的年薪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凌宇都到了七万,你的五万年薪不会变化更快吗?”刘筠院士很信任我,他有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长期的合作共事以及他深知我的办事风格,使他对我深信不疑。
提了凌宇,水涨船高,一系列的后续效应会陆续出现。相应的一些措施也就跟着来了。管理也是需要有想象力的。我并非料事如神,但我时刻思考着未来。
“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训语,在那个斗争哲学盛行的年代受到批判。但我从未放弃过,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亦跟着吼吼,但那种哲学跟我是格格不入的。不仅我自己喜欢“和稀泥”,我还特别喜欢那些“和稀泥”的人当干部。学术上坚持己见,待人上后退一步。我也用错过人,但那些过于强硬的人,在我任职时也不得不收敛许多。
我相信,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有利于学校发展。我明白知识分子的特点,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我能将心比心,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第76页)
榜样与时代变化
罗谦怡在高中时就是我的好朋友,我向他学了很多,他待人厚道,温文尔雅。我的父亲十分厚道,我的师长中亦不乏厚道者,如李盛华、杨少岩等。他们都是我的榜样,罗谦怡也是我的榜样。高中毕业后,他上了武汉大学,我来到了长沙,读师范,读数学。从此没有再(是“在”或“再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过了。
可能这正是距离美、距离情。然而,这种友谊中没有任何的功利。这是最珍贵的。
如今,时代大变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不为过分。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到这种深刻的变化。从此,中国真正打开了国门,真正与文明世界可以并肩而行了。
首先是,人可以自由地说话了。那些当年可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一两句话,今天可以自由说出了,何止一句,百句,千句,随你说了,只有法律这一条线。还有些话,昔日可以送你上断头台的,今天说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出版业大大地繁荣起来了,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办起来了。……
如今,牛棚没有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歧视没有了,而且收到了特别的尊重。不过,我觉得尊重知识分子是必要,但不能忘了尊重供人、农民。甚至,也有不值得尊重的知识分子,但已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是伪知识分子。
我想还补充说一下。中国设立了一个教师节,为什么设呢?因为教师地位不高。(第78页)……
打球
我读大学时,主要是打篮球、踢足球。……
做教师之后,打大球的条件差了,就转打小球了。小球中,乒乓为首选。乒乓球的场地要求相对不高,两个人就可捡场,风雨无阻,没有身体对抗。
大学期间,同班同学李家齐喜欢打乒乓,偶尔邀我打,但水平相差太远,他觉得没有味道,就很少打了。毕业后,他才大量做数学题,此刻,又常跟我往来,不是为乒乓,而是为了做题了。……
1991年,我被派去中央党校学习,许多人是去党校学习,好提拔。我被派去,是受训。被派去,我无法抗拒,除非同时辞去校长职务,但是,派去后,怎么学,学什么,我就可以掌握了。
在党校,是编班的。我所在的班的班主任姓黄,他很喜欢打乒乓。在班里找不到别的搭档,就找上我了。我没有球拍,为了培养对象,他送给我一块球拍。从这时开始,我才有了自己的专用球拍。每天下午就开始打了。他是绝对的赢家,我只是偶然拿下一两局。那时还是每局21分制,拿下一局的机会更少。正因为如此,我的进步也特别明显。这就是跟强手过招的好处。
从中央党校回来后,我们一些五十岁上下的人常在一起打乒乓。那时,打球的地点在所谓专家楼。我还提议打杯赛,命名为“天命杯”,“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命名的缘由。第一届,我拿了冠军。这得益于在党校时黄(第85页)老师的带动。比赛过程中,只有易仲良胜了我一局,2:1,其余都是2:0.
第二届的冠军还是我,我唯一丢失的一局是熊建国拿去的。第三届就不打了,再打估计还是我的冠军,没意义了,就为你拿冠军而打吗?第二届,决赛时我碰到的是马寅初,他心理素质极佳,就像“人来疯”,看的人越多,他发挥得越好。决胜局达到19:16了,我落后,此时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打到19平,喊声就基本平息了。(第86页)
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问题,准确地说,是去官化。
对于“去行政化”,关键是去那个“化”字。学校不是不需要行政,但不能“化”了。
……
师生员工,生字第一;教职员工,教字第一;一切活动,教学第一。……
我们曾实实在在为去行政化而做过很多努力。有一次,我和陈钧、罗维治三人到省委组织部,正式请求去掉我们的厅级待遇。我们带上了书面报告,这种事,按惯例若没有文字报告,谁也不会理睬你。我们带上了一份,还有两份备用,估计一次是不行的,第二个月再递一次,第三个月还递一次。结果怎样,就不管了,也管不了,至少我们真情实意地表达了。(第99页)
我们去行政化的工作是基于对历史与逻辑的理性对待,因而是自觉的行为,我们在校内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大力精简行政机构。把寺庙拆了,和尚必然要少下来。首先是行政机构,还有党的机构。我在任校长兼书记时,整个领域都进行精简。
行政方面,是三处一室:教务处、总务处、人事处和办公室。每个处室负责人只设一正一副,干部也大量减少。我还有一个办法:让机关待遇普遍低于院系,愿意收入高一点的,都到教学一线去。这几招还相当有效。(第100页)
……
很多人,包括当局的某些人,都在喊去行政化,但是,能去掉吗?殊不知,还有一些已得到(“到”字多余,删)利益者维护它啊。那些甚至因强化行政、设立了副省(部)级待遇的教授们也不吭声了。什么原因?知识分子还需要摸着良心再问问自己吗?(第102页)
蒋翼骋1985年杭州大学博士毕业,随即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那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硕士是在江西师范大学念的。杭州大学是浙江省内文理最强的大学,后来与以工科为主的浙江大学合并。现在,蒋翼骋已是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在蒋翼骋升任教授后不久,我在党委会上建议由他出任组织部长,此建议被采纳。组织部长传统上被认为是由政工人员出身的人担任。蒋翼骋是一个纯教师,什么行政工作也没做过。说不上创意,至少也是我们出其不意的一着吧。曾有大学任命一位无任何行政经历的纯教师担任组织部长的吗?
蒋翼骋上任后,他首先结合自己的教师资源,把组织工作做到教师中去(第06页)了。这就是变化。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谁来管读书人?这个“管”字用得不很恰当,实质上是一种组织服务工作,为说话方便起见,还是用这个大家习惯了的字吧。
读书人,教授们,需要别人去管吗?他们为什么而读书和教书,需要别人去提醒和督促吗?课程如何设置?专业如何发展?学科如何提升?这些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不也是应当由那些读书人、教书人来筹划的吗?
蒋翼骋进入到了“管”者的行列,他是读书人,也是教书人。由他来管,这是我对常常思考的那个问题的一个经典的回答。我的更一般的结论是:由读着书、教着书、爱读书、会读书的人,来领导读书人,或者说,由读书人自己领导自己。这些领导人中,最好还有能写书、会写书的人。(第107页)
小钱办大事
我们的行政开支,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仅仅十几万元。我招待喀山大学来宾的一顿饭,吃的是豆腐、豆腐捞(估计是“豆腐脑”)、臭豆腐干、油炸豆腐、豆芽菜,喝的是豆浆,他吃得津津有味。总共不超过一百元。我不搞大宴席,就两人一起吃。
还有一次招待数学家侯振挺,一餐饭只花了三十八元。吃起来很寒酸,但我们在教学、科研和师资建设的投入上毫不含糊,全力筹钱、用钱,用在刀刃上。
我在校长任上十八年,二楼那间办公室里,我坐的是20世纪50年底啊添置的桌子、椅子,夏天一把电扇,冬天一个烤火炉,十八年我未用过空调。但是,各院系以及其他院领导不必按我这样子做,并且,确实都比我好,我乐意他们比我好。
我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难道不可以做出高水平的管理吗?我不能否认在良好条件下也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只是,我觉得工作条件的优劣与工作效率、效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我要求于自己,却不苛求于别人。(第116页)
来去自由
我还坚持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第117页)
“来”是一个方面,但“去”的自由更重要。
英语教授张京豪(是“张经浩”)将要离开学校,去上海。我派了一辆车送他去机场。当车快要开动时,我出现在车旁,他十分惊讶:“我要离开了,张校长还来送行。”
海南大学要调著名画家黄柯教授,他冬天耳朵总要冻伤,想往南方走。我不仅为他送行,还派了一辆卡车,把他全家的行李一直运抵海边、
我还特别能想起周定芝(是“周定之”)教授,她毕业于武汉大学。在一次去美国访问时,美国客人听她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便问她是否留学英语国家。她从未熬过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张文庭、赵甄陶和周定芝是我们老一辈中杰出的英语教授。几位教授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如今大都已花甲上下了,我能说出一大串名字来。学校在他们心中,他们在我心中。
周定芝老师尚健在,已九十三岁高龄了。她六十岁那一年患心脏病,住湖南中医研究院,我去看望她。那很可能不是器质性吧,不然,会十分艰难。(第118页)
曾经的中南工业大学,今日之中南大学,英语教授稀缺,大多是教英语公共课的。王淀佐任校长时想发展文科,包括外国语。于是想把周定芝老师调去。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周老师已是古稀之年。我觉得,她可以去帮助中南工业大学,教学科研都在中南工业大学,但关系都留在湖南师范大学。为湖南师范大学工作几十年了,我们有义务安排好周老师。周老师执意不肯,其中有一个想法:“你张校长卸任后,谁能保证后继者也能善待我?”没办法,我就专门送周老师去了当年的中南工业大学,但我对中南工业大学王校长说:“周老师的档案还是放在湖南师范大学。”王校长同意了。
大约不到一个学期,周老师对我说:“我要回湖南师范大学去。”很快,我就知道了原因。她在中南工业大学,有敬,但无亲。然而,在湖南师范大学,则是有敬有亲。这就是差异。她很感谢我,档案没过去,办手续也很简单。她的两个女儿也很感谢我。其实,主要是我该感谢周老师,感谢她为学校做出的贡献。
当年,优秀的哲学教授卢风,被清华大学看中。学校领导层在谈论时,几乎一边倒地不同意放他去清华大学。此时,我竭力说服他们。不是来去自由吗?为什么“去”就不自由了呢?我还指出,清华居然也找我们要人了,这不说明我们已有很优秀的人才了吗?不也说明我们高度开放的人才政策的有效性吗?为什么在卢风身上这个政策要改变呢?一边倒的局面改变了,让卢风自由离开。(第119页)
湖南师范大学与我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任职十八年做了些什么呢?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湖南师范大学进入了“211工程”。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结果,且只是结果之一,过程更重要,也更丰富,我和师生员工一起,演绎了不少的故事,在一个看似神妙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
当时主持“211工程”的教育部副部长韦钰,第一次考察湖南师范大学时,看了两个文科基地。她对我说:“张校长,湖南省文科主要在你这里吧?”我当即点头。第二次,她考察了湖南师范大学的物理学、生物系。这一次她对我说:“张校长,湖南的理科主要力量好像也在这里?”我当然也认可,只是,我觉得,她能意识到,这更重要。为什么文理都变得很强呢?她也了解到了,这是我们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结果。
有一次,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俞以勤(是“俞汝勤”)教授对我说:“张校长,你那里的数学很强啊。”我心想,那时,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除化学我们第二外,其余我们在湖南都居首位。(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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