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前天发了阅读张楚廷校长《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中的一个片段“韦穗问我的两个问题”，引起诸多同学或师大人的反响。今天继续推送我阅读该书的札记，并且为每一段札记拟了一个标题，只是近似，不一定能够完全概括，敬请谅解！
另外，有几处错误，估计是编辑对情况不了解所致，都在括号里予以了订正。
湖南师范学院曾经的办公楼
我用扁担挑着行李，从车站到湘江边，乘轮船过渡，一段路程后，到了自卑亭。再由自卑亭去校办公楼报到时，扁担不知如何丢了，就两手提着两个包艰难前行。那时，学校的办公楼设在御书楼。（第15页）
苦难与爱国主义教育
父母一回来，就经常逃难。母亲曾叙说道：有一次，日本人打来，她一边夹着一个包，一边抱着我，在向前跑动时，日本鬼子一枪从后面打来。待（第18页）片刻停下时，一看，打掉的是那个包。而我，则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存活下来了。
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的母亲在讲述时几乎自言自语，肯定没有想到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这肯定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列。那些正在对年轻一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朋友们，还是多说说故事吧。
这种教育需要有理论，需要讲历史，讲我们的民族史、文化史、奋斗史。即使如此，也需要故事。故者，故去也，故去了的事即故事。有了故事理论就更有感染力。我的母亲没有对我讲理论，这个理论在我后来的学习中日益增多，但母亲所讲的故事强有力地支持着我的理论学习。
……
常言道，理论是苍白的，生活是多彩的。所谓苍白，指的是理论就那么几条筋，而与原理相关的是无数的故事，这就是生活，无数的故事打点了它。
但我不认为苍白的理论是无力的，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人的力量得以最充分显示出来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理论和哲学引领了我们。这些由人所揭示出来的理论，又使得人更为有力，更为强大。人让人自己日益强大。
我相信生活中藏着理论，但它还藏在那里，需要去挖掘。生活的彩色并不是人人都看得很清楚。
母亲所讲的故事把我和自己的民族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19页）
那时候的“全面发展”
那时候，也没有天天念“全面发展”，但真的就发展得比较全面。自由地学习，没有什么偏科；班上有一个“小海军”篮球队，有合唱团，喜欢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
今天，我常常把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个性发展、协调发展联系起来，并且，我认为，全面只具有量的意义，而自由、个性、协调，这才是实质性的。于是，我的教育理论是与我的实际经历相联系的；同时，也可以说，是良好的中学教育为我后来的教育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第31页）
岳麓山下三大学
在湖南，最早的大学士湖南医学院，即湘雅医学院，建立于1914年，也晚于许多中学。湖南大学建立于1926年，湖南师范大学则始于当年的“国师”，是时1938年。中南大学更晚，它始建于1952年。（第33页）
何谓优秀教师？
我从许多方面明白了，最高水平、最有经验的老师宜于教一二年级的课程，反倒是三四年的专业课程可由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去讲授。（第41页）
优秀的教师，其主要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这比学知识本身更重要。学知识是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善于学更重要。（第43页）
二元还是三元
各领域的知识都大体上分三层，事实或现象，理论或原理，第三层就是哲学或形而上。这就是必需的一分为三，一分为二已不足以表达知识的发展变化了。（第45页）
那时候北大学生的素质
记得以前，我在阅读数学论文时，遇到参考文献里有一篇是德文的，我不懂，便告诉李老师。他后来用了一天不到的功夫就为我翻译出来了。从此，我知道他懂英、德、俄、法四国文字。这就是北大的学生，这就是李盛华教授。（第47页）
行政化
我任数学系系主任一职，是由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孙国治颁发的任命书。后来，这一级的任命权就改属于学校自己了。当我任学校副校长时，又有孙国治的一纸任命书，我正好经历了这一权力转变过程。当然，在许多国家，政府是根本不管学校里的这些事的，连校长也与政府无关，而由董事会任命。如今，我们这里已发展到把大学当政府机构来对待了，这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去行政化”的口号喊了一二十年，大学依然故我。（第63页）
与林增平校长合作
我任党委书记时，林增平教授任校长。也可能是我自己的领悟，我决不会介入校长的行政工作，只是支持，绝无非议。因此，我与他合作也毫无问题。
林先生很有学问，那时，对于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两位权威。一位是章开源（是“章开沅”）先生，一位是林增平先生。章先生和林先生都是文人，却丝毫没有什么“文人相轻”。（第66页）
规矩是人定的
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昨天，2014年8月30日，一位教师找到了我。1986年至1987年期间，他毕业于生物系后留校任教，其间，他跑到深圳另谋他业，不假外出半个月之久。文端开任处长的人事处根据条例给他除名处分，即开除。
我得知后，建议人事处免于处分，把他的档案寄到他新找到的单位，并在档案中不做任何处分的记载。文端开都不折不扣按我的意思办了。
文端开是按规矩办的，那我岂不是违规了吗？实际上，规矩都是人定的。我认为，有些规矩、有些条例就应当修改。对于学校，我几乎是废除了开除处分的。学校在维护自己的办学理念时，自身越严格要求自己，就越不需要依靠处分。
这位教师后来成为湖南师范大学校友会深圳分会的会长，为学校的发展做了很多事。但我当初建议免去对他的处分，不是基于为了他将来更多支持学校的目的。（第70页）
两个“千方百计”
上任学校行政岗位之初，我提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千方百计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千方百计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第71页）
流动合理
我们这里的大学，对于人才流动曾很忌讳。后来，不得不提出一个“合理流动”的说法。但我立即将其改为“流动合理”。不流动，一潭死水，人才可能失去很多机会。实际上，不流动，一些单位的当局者不知道人才的珍贵。一旦另外的单位想要这个人时，当局者才意识到这个人竟如此珍贵。
大约二十年前，南京师范大学想要凌宇。师从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凌宇，当时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排行第二。南京师范大学给他十万年薪、一套住房、妻子随调。这很有吸引力，那时的十万是很值钱的。加之，他妻子是上海人，往南京走的愿望也很强烈。
怎么办？问题提到了校长办公室。讨论了一番之后，大家还是说“张校长，你看怎么办吧？”当时，我分析，凌宇在我们这里年薪只四万元，与十万元差距太大了。但涨到十万有困难，特别是还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于是，我建议将凌宇的工资提到七万元。问题马上来了：“七万元打得住吗？”我估计，差不多了。接着，各位就顺水推舟：“张校长，就由你出面去谈吧。”
我约了凌宇，他不敲门就进来了。“凌宇，我们打算把你的年薪提到七万元。”“张校长，我知道了，就别说这个了吧。”很快我们就聊别的事去了。但是，话锋不知怎么又转回来了。“我去了南京，能够有你这样可以随便聊天的校长吗？近校长的办公室能这样'破门而入’吗？”这就是他的想法。
凌宇走路时，一脸傲气。而我深知，这就是知识分子可贵的傲气。真正的知识分子，十个有八九个是这样的。我也算知识分子，可能在那一两个当中，我可能是目中无人，甚至文质彬彬的，但我内心的独立性或傲气，一点也不少。否则，何以为知识分子？
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否愿意到你这里来，我觉得是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适当的物质条件，这不能不有，却并非最重要的；第二，他的学术成果能得到公正对待；第三，学校，尤其是校长，心中须有他。校长目中有人。
我为什么估计提升三万元就够了呢？不是还有三万元的差距吗？我姑（第75页）计，感情也是值钱的，至少值三万。如果不是我与凌宇有如此良好的关系，就很难说了。
后来，刘筠院士知道了这件事，碰到我就问：“张校长，你知道我的年薪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凌宇都到了七万，你的五万年薪不会变化更快吗？”刘筠院士很信任我，他有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长期的合作共事以及他深知我的办事风格，使他对我深信不疑。
提了凌宇，水涨船高，一系列的后续效应会陆续出现。相应的一些措施也就跟着来了。管理也是需要有想象力的。我并非料事如神，但我时刻思考着未来。
“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训语，在那个斗争哲学盛行的年代受到批判。但我从未放弃过，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亦跟着吼吼，但那种哲学跟我是格格不入的。不仅我自己喜欢“和稀泥”，我还特别喜欢那些“和稀泥”的人当干部。学术上坚持己见，待人上后退一步。我也用错过人，但那些过于强硬的人，在我任职时也不得不收敛许多。
我相信，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有利于学校发展。我明白知识分子的特点，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我能将心比心，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第76页）
榜样与时代变化
罗谦怡在高中时就是我的好朋友，我向他学了很多，他待人厚道，温文尔雅。我的父亲十分厚道，我的师长中亦不乏厚道者，如李盛华、杨少岩等。他们都是我的榜样，罗谦怡也是我的榜样。高中毕业后，他上了武汉大学，我来到了长沙，读师范，读数学。从此没有再（是“在”或“再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过了。
可能这正是距离美、距离情。然而，这种友谊中没有任何的功利。这是最珍贵的。
如今，时代大变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不为过分。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到这种深刻的变化。从此，中国真正打开了国门，真正与文明世界可以并肩而行了。
首先是，人可以自由地说话了。那些当年可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一两句话，今天可以自由说出了，何止一句，百句，千句，随你说了，只有法律这一条线。还有些话，昔日可以送你上断头台的，今天说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出版业大大地繁荣起来了，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办起来了。……
如今，牛棚没有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歧视没有了，而且收到了特别的尊重。不过，我觉得尊重知识分子是必要，但不能忘了尊重供人、农民。甚至，也有不值得尊重的知识分子，但已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是伪知识分子。
我想还补充说一下。中国设立了一个教师节，为什么设呢？因为教师地位不高。（第78页）……
打球
我读大学时，主要是打篮球、踢足球。……
做教师之后，打大球的条件差了，就转打小球了。小球中，乒乓为首选。乒乓球的场地要求相对不高，两个人就可捡场，风雨无阻，没有身体对抗。
大学期间，同班同学李家齐喜欢打乒乓，偶尔邀我打，但水平相差太远，他觉得没有味道，就很少打了。毕业后，他才大量做数学题，此刻，又常跟我往来，不是为乒乓，而是为了做题了。……
1991年，我被派去中央党校学习，许多人是去党校学习，好提拔。我被派去，是受训。被派去，我无法抗拒，除非同时辞去校长职务，但是，派去后，怎么学，学什么，我就可以掌握了。
在党校，是编班的。我所在的班的班主任姓黄，他很喜欢打乒乓。在班里找不到别的搭档，就找上我了。我没有球拍，为了培养对象，他送给我一块球拍。从这时开始，我才有了自己的专用球拍。每天下午就开始打了。他是绝对的赢家，我只是偶然拿下一两局。那时还是每局21分制，拿下一局的机会更少。正因为如此，我的进步也特别明显。这就是跟强手过招的好处。
从中央党校回来后，我们一些五十岁上下的人常在一起打乒乓。那时，打球的地点在所谓专家楼。我还提议打杯赛，命名为“天命杯”，“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命名的缘由。第一届，我拿了冠军。这得益于在党校时黄（第85页）老师的带动。比赛过程中，只有易仲良胜了我一局，2:1，其余都是2:0.
第二届的冠军还是我，我唯一丢失的一局是熊建国拿去的。第三届就不打了，再打估计还是我的冠军，没意义了，就为你拿冠军而打吗？第二届，决赛时我碰到的是马寅初，他心理素质极佳，就像“人来疯”，看的人越多，他发挥得越好。决胜局达到19:16了，我落后，此时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打到19平，喊声就基本平息了。（第86页）
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问题，准确地说，是去官化。
对于“去行政化”，关键是去那个“化”字。学校不是不需要行政，但不能“化”了。
……
师生员工，生字第一；教职员工，教字第一；一切活动，教学第一。……
我们曾实实在在为去行政化而做过很多努力。有一次，我和陈钧、罗维治三人到省委组织部，正式请求去掉我们的厅级待遇。我们带上了书面报告，这种事，按惯例若没有文字报告，谁也不会理睬你。我们带上了一份，还有两份备用，估计一次是不行的，第二个月再递一次，第三个月还递一次。结果怎样，就不管了，也管不了，至少我们真情实意地表达了。（第99页）
我们去行政化的工作是基于对历史与逻辑的理性对待，因而是自觉的行为，我们在校内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大力精简行政机构。把寺庙拆了，和尚必然要少下来。首先是行政机构，还有党的机构。我在任校长兼书记时，整个领域都进行精简。
行政方面，是三处一室：教务处、总务处、人事处和办公室。每个处室负责人只设一正一副，干部也大量减少。我还有一个办法：让机关待遇普遍低于院系，愿意收入高一点的，都到教学一线去。这几招还相当有效。（第100页）
……
很多人，包括当局的某些人，都在喊去行政化，但是，能去掉吗？殊不知，还有一些已得到（“到”字多余，删）利益者维护它啊。那些甚至因强化行政、设立了副省（部）级待遇的教授们也不吭声了。什么原因？知识分子还需要摸着良心再问问自己吗？（第102页）
蒋翼骋1985年杭州大学博士毕业，随即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那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硕士是在江西师范大学念的。杭州大学是浙江省内文理最强的大学，后来与以工科为主的浙江大学合并。现在，蒋翼骋已是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在蒋翼骋升任教授后不久，我在党委会上建议由他出任组织部长，此建议被采纳。组织部长传统上被认为是由政工人员出身的人担任。蒋翼骋是一个纯教师，什么行政工作也没做过。说不上创意，至少也是我们出其不意的一着吧。曾有大学任命一位无任何行政经历的纯教师担任组织部长的吗？
蒋翼骋上任后，他首先结合自己的教师资源，把组织工作做到教师中去（第06页）了。这就是变化。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谁来管读书人？这个“管”字用得不很恰当，实质上是一种组织服务工作，为说话方便起见，还是用这个大家习惯了的字吧。
读书人，教授们，需要别人去管吗？他们为什么而读书和教书，需要别人去提醒和督促吗？课程如何设置？专业如何发展？学科如何提升？这些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不也是应当由那些读书人、教书人来筹划的吗？
蒋翼骋进入到了“管”者的行列，他是读书人，也是教书人。由他来管，这是我对常常思考的那个问题的一个经典的回答。我的更一般的结论是：由读着书、教着书、爱读书、会读书的人，来领导读书人，或者说，由读书人自己领导自己。这些领导人中，最好还有能写书、会写书的人。（第107页）
小钱办大事
我们的行政开支，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仅仅十几万元。我招待喀山大学来宾的一顿饭，吃的是豆腐、豆腐捞（估计是“豆腐脑”）、臭豆腐干、油炸豆腐、豆芽菜，喝的是豆浆，他吃得津津有味。总共不超过一百元。我不搞大宴席，就两人一起吃。
还有一次招待数学家侯振挺，一餐饭只花了三十八元。吃起来很寒酸，但我们在教学、科研和师资建设的投入上毫不含糊，全力筹钱、用钱，用在刀刃上。
我在校长任上十八年，二楼那间办公室里，我坐的是20世纪50年底啊添置的桌子、椅子，夏天一把电扇，冬天一个烤火炉，十八年我未用过空调。但是，各院系以及其他院领导不必按我这样子做，并且，确实都比我好，我乐意他们比我好。
我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难道不可以做出高水平的管理吗？我不能否认在良好条件下也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只是，我觉得工作条件的优劣与工作效率、效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我要求于自己，却不苛求于别人。（第116页）
来去自由
我还坚持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第117页）
“来”是一个方面，但“去”的自由更重要。
英语教授张京豪（是“张经浩”）将要离开学校，去上海。我派了一辆车送他去机场。当车快要开动时，我出现在车旁，他十分惊讶：“我要离开了，张校长还来送行。”
海南大学要调著名画家黄柯教授，他冬天耳朵总要冻伤，想往南方走。我不仅为他送行，还派了一辆卡车，把他全家的行李一直运抵海边、
我还特别能想起周定芝（是“周定之”）教授，她毕业于武汉大学。在一次去美国访问时，美国客人听她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便问她是否留学英语国家。她从未熬过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张文庭、赵甄陶和周定芝是我们老一辈中杰出的英语教授。几位教授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如今大都已花甲上下了，我能说出一大串名字来。学校在他们心中，他们在我心中。
周定芝老师尚健在，已九十三岁高龄了。她六十岁那一年患心脏病，住湖南中医研究院，我去看望她。那很可能不是器质性吧，不然，会十分艰难。（第118页）
曾经的中南工业大学，今日之中南大学，英语教授稀缺，大多是教英语公共课的。王淀佐任校长时想发展文科，包括外国语。于是想把周定芝老师调去。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周老师已是古稀之年。我觉得，她可以去帮助中南工业大学，教学科研都在中南工业大学，但关系都留在湖南师范大学。为湖南师范大学工作几十年了，我们有义务安排好周老师。周老师执意不肯，其中有一个想法：“你张校长卸任后，谁能保证后继者也能善待我？”没办法，我就专门送周老师去了当年的中南工业大学，但我对中南工业大学王校长说：“周老师的档案还是放在湖南师范大学。”王校长同意了。
大约不到一个学期，周老师对我说：“我要回湖南师范大学去。”很快，我就知道了原因。她在中南工业大学，有敬，但无亲。然而，在湖南师范大学，则是有敬有亲。这就是差异。她很感谢我，档案没过去，办手续也很简单。她的两个女儿也很感谢我。其实，主要是我该感谢周老师，感谢她为学校做出的贡献。
当年，优秀的哲学教授卢风，被清华大学看中。学校领导层在谈论时，几乎一边倒地不同意放他去清华大学。此时，我竭力说服他们。不是来去自由吗？为什么“去”就不自由了呢？我还指出，清华居然也找我们要人了，这不说明我们已有很优秀的人才了吗？不也说明我们高度开放的人才政策的有效性吗？为什么在卢风身上这个政策要改变呢？一边倒的局面改变了，让卢风自由离开。（第119页）
湖南师范大学与我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任职十八年做了些什么呢？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湖南师范大学进入了“211工程”。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结果，且只是结果之一，过程更重要，也更丰富，我和师生员工一起，演绎了不少的故事，在一个看似神妙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
当时主持“211工程”的教育部副部长韦钰，第一次考察湖南师范大学时，看了两个文科基地。她对我说：“张校长，湖南省文科主要在你这里吧？”我当即点头。第二次，她考察了湖南师范大学的物理学、生物系。这一次她对我说：“张校长，湖南的理科主要力量好像也在这里？”我当然也认可，只是，我觉得，她能意识到，这更重要。为什么文理都变得很强呢？她也了解到了，这是我们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结果。
有一次，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俞以勤（是“俞汝勤”）教授对我说：“张校长，你那里的数学很强啊。”我心想，那时，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除化学我们第二外，其余我们在湖南都居首位。（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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