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华文文学评论》
曹顺庆、张放 主编
201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31-38页
余光中（1928—2017）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或直接、或间接关于生死问题的描写，折射出了他的生死观。关于他作品中的生死观，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但是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余光中文学作品中的生死观作初略的研究。
一、对死亡的惧怕
说到余光中的生死观，惧怕死亡是其核心要素。
人是无法摆脱始而必终、生而必死的命运的，所以很自然，“生死是人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庄子·德充符》载：“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诗经·唐风·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华兹华斯《追思》：“年轻时叱咤风云，心高气傲，/到头来却难逃一死。”余光中也把生死问题作为其哲学思考的命题，并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于是，他“诗歌中的'死亡’意识随处可见，其中有怀恋母亲、童年和故乡的'小乡愁’，有缅怀故国盛世文化名人、控诉分裂苦难的'大乡愁’，有对自然、人生的悲剧性感受。”他在《鬼雨》中说：“千古艰难惟一死，满口永恒的人，最怕死。”其实，他就是这样一个“满口永恒”而却“最怕死”的人。在他看来，死亡是无法避免的，死亡是惨痛的，死亡是令人恐惧的，这样的心理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一览无余，《森林之死》即是一例：
白血流下，自钢齿钢齿间
所有的年轮在颤栗，从根须
从纵横的虬髯到飒爽的叶尖
每一根神经因剧痛而痉挛
对于这首诗，蒋林欣评论说：“余光中不但善于从'美’中发现'死亡’，而且还常常对其进行烘托渲染，增强'死亡’的恐惧效果。”“砍伐树木本为司空见惯之景，人们对此多怀痛惜之情，而余光中却写出了'白血’汩汩、'尸体’颤栗、'神经’痉挛，最后'在族人的巨尸堆中，哗然倒下’等可怖的画面，以此渲染'森林之死’，使本来'痛’而不'惧’的事上升到了一种'惨烈’的程度。”这样的评论是很到位的。余光中对生死问题进行探讨的作品除了《森林之死》外还有很多，比如《乡愁》、《舟子的悲歌》、《月光光》、《星之葬》、《火浴》、《中元月》等，皆是显例。
人生而必死是一条任何人也无法超越的、铁定的规律，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是余光中对死亡产生恐惧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他同李白、陶渊明、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等伟大的诗人并无二致。与其他诗人稍微不同的是，他漂泊飞散、亲人离世与暮年意识等个人生活经历又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
（一）漂泊飞散对死亡恐惧的强化
余光中漂泊“飞散”（Diaspora）的生活经历对他死亡的惧怕有着强化的作用。“飞散”原指“散播开来”，后用来表示“在家园以外生活而又割不断与家园文化种种联系”。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1937年到重庆求学。1949年初，内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兵荒马乱，人若飘叶，命运难于自主，于是随母亲自南京逃往上海，俄而转到厦门，入厦门大学，7月跟父母亲迁至香港，失学一年。1950年5月离港入台，9月考入考入台湾大学，从此长时间同祖国大陆隔绝。1958年远赴美国，进入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学习，这可是典型的漂泊飞散的生活。需要一提的是，在美国学习期间，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让他时常笼罩在一种撕扯的、隔裂的痛苦之中，与身居中国大陆的母亲望不见尽头的隔裂又衍生出一种“暗恐心理”，这加重了他对死亡的惧怕，让他惧怕自己直到死亡的那一天其躯体和文化仍然还处于“无根”的状态。他在《舟子的悲歌》中说：
昨夜，
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
渡我的梦回到大陆。
在那淡淡的月光下，
仿佛，我瞥见脸色更淡的老母。
我发狂地跑上去，
（一颗童心在腔里跳舞！）
啊！何处是老母？
荒烟衰草里，有新坟无数！
这里，余光中一方面借“梦”回到故土，展现了对祖国、对母亲的眷恋和归依，另一方面也用“坟”这个意象显露出他怕回到故乡见到“老母埋于荒草”中的画面。余光中常常将死亡的渲染与故土、母亲融为一体，共同凝练成他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愁与忧虑。在现实生活中，在孤寂的黑夜里，台湾海峡阻隔大陆与台湾，也阻隔他与母亲，这种“无根”的状态强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之感。
（二）亲人离世对死亡恐惧的强化
对余光中而言，亲人的相继离世对他的死亡恐惧也有强化作用。一般来说，人最重要的亲人莫过父母亲了，这对余光中来说也是如此。然而，不幸的是，1958年，他母亲乘仙鹤西去了，那年他才30岁，可谓早年丧母。2008年，他父亲又故去了，那年他已80岁，可谓耄耋之年丧父。至此，在人世间，他再也没有父母为自己遮风挡雨了。他在《失帽记》中凄凉地写道：
寒流来时，
风势助威，
我站在岁末的风中，
倍加畏冷。
他直言说，他已经失去了与父亲相连的帽子，从此再也体会不到寒流来袭中帽子带来的一抹暖意，于是，他渐渐承受不住天寒地冷了。
如果说父母的相继离去是人老而必去的、岁月流逝无法阻止的自然定律所决定了的话，那么儿子的夭折则是有悖于常情因而无论如何也难于接受了。儿子的夭折是余光中心里最难平复的伤痕，这是死神冰冷无情的极好佐证。余光中在《鬼雨》中写道：“医生说实在太危险了……再不来，恐怕就……你的孩子已经……你就来办理手续？”他在这里记录儿子死亡事件时，并未直接使用“死亡”字样，取而代之以省略号。“死亡”二字像尖刀利刃直逼心脏或者像盐巴直撒伤口一样，他是完全无法直面的，于是只好略去，可见，他内心的悲痛是多么的深刻。面对儿子死亡的现实时，他措手不及。他无法陪伴儿子，只能办理冷冰冰的死亡证明手续，此悲此痛，非言辞能够表述。从此，余光中困在森冷的雨季之中，忍受无尽的荒寂和震惊，雨里充满了鬼魂，“湿漓漓，阴沉沉，黑淋淋，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亲人遭遇死亡的偶然性、突发性与残酷性大大强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
（三）暮年意识对死亡恐惧的强化
人之衰老，谁其能挡？1978年，余光中50岁，进入了老年期，给他带来了越来越浓烈的迟暮之感，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1980年之后，他作品里逐渐增多了“白发”与“碑石”等意象，他在《五十岁以后》中说，“五尺三寸，顶上已伸入了雪线/黑松林疏处尽是皑皑，触目惊心这一片早白”。这分明在感叹自己年届半百，岁月流逝给他带来了“白发”的焦虑。他在《两相惜》中希望“赠我仙人的金发梳/梳去今朝的灰发鬓/梳来往日的黑发丝”，更直白地传达出了对白发的焦虑乃至惧怕之情。他在《老来》中讲，“任海峡无情的劲风/欺凌一头寥落的白发”，显露出因年迈而渐渐无力抵抗风寒的脆弱。
2000年，余光中72岁，已进入古稀之年，暮年意识更加浓厚了。他在《风筝怨》中写道：
正惊心于老境
而无情之大限已隐隐相催
碑石是从来不开玩笑的
在这样的诗句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更加直露、坦诚地倾吐的、愈到暮年愈深感死亡将近的恐惧与隐痛。流沙河等学者认为，余光中的这类作品已显现出叹老的“向晚意识”，认为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不免对生死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忧虑。据记载，余光中在最后的那一年，因为身体流血严重而住院，形消体瘦，身体已经有些变形了。黄维樑2018年10月29日在四川大学演讲时回忆说，他那年去看望老朋友余光中，在搀老朋友下楼梯时，“我抓住他的手，感觉手臂好像都没什么肉了”。分明灯火辉煌，但是余光中却视力极差，因此轻声地抱怨：“为什么这里这么黑？”声音中透露着恐惧感。可见，死亡如黑影一般已经笼罩在他心里。他愈到暮年，愈觉得自己体力不支，愈哀叹前方无路，而唯有黑暗，唯有死亡。人之将死，痛何如哉。
二、对死亡恐惧的消解
对于人生而必死的、铁定的规律有清醒认识所带来的死亡恐惧和个人经历对死亡恐惧的强化，余光中采取了坚持积极进取、从事文学活动、胸怀祖国统一、珍惜现世生活、看重亲情友谊、纵情日月山水等方式加以消解，从而让内心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和与宁静。
（一）坚持积极进取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积极入世，积极入世意味着不断进取，《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离娄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诸葛亮《诫子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余光中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价值观的影响的，而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能够让他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出无限的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死亡恐惧。他进金陵大学，转厦门大学，入台湾大学，赴爱荷华大学学习、深造，完成学位攻读走上工作岗位后，又奔走于大陆各地以及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之间，或培养学生，或进行研究，或阅读图书，或从事创作，或登台演讲，或交朋结友，展示出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昂扬奋斗的风貌与威武不屈的意志，从而有了一个比常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生。
在余光中的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勇敢对抗死亡的斗士形象。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1886—1967)有一句名言：“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余光中把它翻译为：“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他解释道：“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也就是说，人生奋斗何其艰难，唯有猛虎才有战胜挫折的气魄与意志，才能更好的面对死亡，挣脱“五行”的阻挠。所以一方面他在《老来》中宣言，“无论海风有多长，多强劲/不已仍是暮年的壮心/一颗头颅仍不肯服低”，直到老去，他都要坚定“守夜人”的姿态，任岁月无情催生白发，海风劲劲呼啸，内心亦如壮年的斗士一样永不低头。
生命是有限的，生命的长度是难于延长的，而人生的奋斗却是无限的，人生的价值是易于增加的，因此，余光中坚持积极进取，自然也就成了他消解死亡恐惧的重要手段。
（二）从事文学活动
张叉说：“文人学士在人生不得意的情况下，常转而从事文学活动，借以派遣心中的苦闷，化解心理矛盾。”陶渊明说“乐琴书以消忧”，明确表明读书能够消解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余光中也不例外，从事文学活动成为了消解死亡恐惧的一个途径。他热爱书籍，热爱读书，承认“读书极大地丰富了精神世界，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他不仅推崇读书之道，而且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驱散死亡的黑影。
1、从事文学阅读
读书能使文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一定的乐趣。余光中曾在《失帽记》中提到，父亲“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因此，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他从小就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他说，即使“在书荒的抗战时代，我也曾为了喜欢一本借来的天文学入门，在摇曳如梦的桐油灯下逐页抄录。”可见他对阅读的喜爱程度之浓厚、之深切。余光中喜欢读书，喜欢徜徉在浩瀚的书海里，读尽人间书。他若有得意，便可像李白那样高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可见，他自有一种豪情。他若有失意，亦能像陶渊明那样畅吟“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总之，文学阅读成为了他的一种乐趣、一抹慰藉，可以冲淡其死亡恐惧。
2、从事文学创作
张叉说：“文学创作对于化解文人心理矛盾、抒写感时情怀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见，文学创作是可以让人不朽的。莎士比亚用“他的蓝墨水冲淡死亡的颜色”，写下“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的妙语警句，用诗歌传递“生命有限，艺术无穷”的思想。余光中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力图以此对抗死亡，获得永恒。他在《五行无阻》中用诗行为自己壮胆：
任你，死亡啊，谪我到至荒至远
到海豹的岛上或企鹅的岸边
到麦田或蔗田或纯粹的黑田
到梦与回忆的尽头，时间以外
当分针的剑影都放弃了追踪
任你，死亡啊，贬我到极暗极空
到树根的隐私虫蚁的仓库
也不能阻拦我
回到正午，回到太阳的光中，
余光中要跟死亡拔河。无论死亡有多么可怕，有多么力大无穷，将他贬谪到“至荒至远，极暗极空”，也阻挡不了他用五彩笔写下壮丽的诗文，追寻绚烂明媚的正午之光。他在《守夜人》中以“挺着一枝笔”的姿态宣告，将“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黄维樑评价说：“余氏一人同时手握'璀璨的五采笔’，以紫色笔写诗，以金色笔写散文，以黑色笔写评论，以红色笔编辑，以蓝色笔翻译。”余光中用“璀璨的五采笔”挥洒了数十年，从不倦怠。
的确，余光中一生勤于笔耕，绝无懈怠，纵横于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的“四维空间”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他写下诗歌1000多首，出版诗集 21 种，散文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产量非常丰硕。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创作成为了他与死亡斗争的一大武器。余光中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留下的文学作品却成为一笔巨大的、可资共享的精神财富，他也将因此而不朽，这正好证明了为什么他要把文学活动特别是文学创作作为与死亡抗争从而消解死亡恐惧的方式。
（三）胸怀祖国统一
余光中对死亡的消解还体现在他胸怀祖国统一上。对个体生命的爱惜是小爱，对国家的热爱才是大爱，对于有些人来说，大爱可以压倒小爱，余光中就是这样的人。徐学说：“对大众的深厚同情，对民族命运的无限关切，是中国诗史上许多大师的创作特色。”“余光中诗作继承了这一传统。”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余光中在诗作中感叹，“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中国中国你逼我发狂”，“中国中国你令我昏迷”，“中国中国你令我早衰”，没有对祖国深沉的热爱，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他胸怀祖国统一大业，对祖国怀有深沉的热爱，是非常具有“对民族命运的无限关切”情怀的，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属其家喻户晓的诗作《乡愁》中最后四句了：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这首诗作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民族感，是余光中渴望祖国早日统一良好愿望的酣畅淋漓的表达。即使在因一湾海峡隔绝而无法重回大陆母亲怀抱的现实下，他也并未选择逃避，反而“把'精神家园’建立在深沉的爱国热忱和美好的文化想象之上，以此来'驱逐’死亡的黑影”。他畅吟祖国大好河山，书写对祖国的热爱和美好企盼，《白玉苦瓜》：
久朽了，你的前身，哎，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祖国虽遭遇诸多苦难，“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如一个味涩的苦瓜，但经岁月的打磨，苦瓜也能变得甘甜，获得永恒。因此余光中虽然一生漂泊多多，死亡黑影环绕着他，但是他相信，经过生命的积淀，是能得到永恒的。大爱之下，小爱黯然失色，因此余光中热爱祖国、胸怀祖国的统一稀释了他对个体生命终将消亡的恐惧。
（四）珍惜现世生活
余光中的诗文里也有珍惜现世生活的凡人形象。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把萨松的名言“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翻译为“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时说：“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影显幽，体贴入微。”只有静下心来细致地观察生活才会获得纯真，看到美好的世界，《呼吸的需要》：
在死的背景上画生命，
更具有浮雕的美了。
因此，我是如此的
想把握这世界，
而伸出许多手指来抓住泥土，
张开许多肺叶来呼吸，
早春的，处女空气。
在对死亡的沉思中，余光中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抓住泥土”，“张开肺叶呼吸”，那就是要珍惜现世生活，珍惜身边的一切，切实把握住当下。
（五）看重亲情友谊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提到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在于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余光中珍惜生命，倾向于用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珍惜与亲朋好友的缘分与感情来直面死亡的消极与残酷，厚实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1、亲情
亲人给了余光中最大的关爱、帮助与慰籍。他的母亲在他30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但是关于母子之间的美好记忆永远保存
在了余光中的脑海中。他在《母亲的墓》中将母亲称为“可爱的女人”，母亲的“一种笑容，是我唯一的气候”，“凡颅所顶，凡足所履，凡身所衣”都来自母亲的巧手。为了感谢母亲的爱，余光中将这首诗作为“她永生的陵寝/保存一种美好的形象/防腐，防火，防盗，而且透明”。在他追述母子感情的作品中，《今生今世》也是情真意切、非常感人的：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余光中对于父亲也是情深意笃厚的。他在回忆父亲时说：“天气越寒，尤其风大，帽内就愈加温暖，仿佛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父亲的爱是不苟言辞的爱，但是它却像一座巍峨的大山为余光中遮风挡雨、提供庇护。
余光中对妻子也是一往情深的。1992年他应邀访问欧洲，非常想家，《风筝怨》：
风太劲了，这颗绷紧的心
正在倒数着归期，只等
你在千里外收线，一寸一分。
在《东京新宿驿》中，余光中寄托了“三十年一回头只成一驿/但愿一同上车，也一同到站”的美好希翼；在《红烛》中，余光中也提到即使死亡也要“一口气同时吹熄/让两股轻烟绸缪成一股/同时化入夜色的空无”。有妻子的陪伴，死亡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了。
2、友谊
余光中是十分看重朋友情谊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朋友四型》的文章，专门讨论朋友问题：“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他一生中有不少朋友，其中，著名的有周梦蝶、吴鲁芹、夏志清、黄维樑、王蒙、李镇东等。他非常看重同他们的友情，珍惜与他们相处的过程，用文字把生命中的每一份缱绻情谊、美好记忆都记录了下来。他的诗文作品中不乏对友人风骨的溢美之词，在《爱弹低调的高手》中，他高度赞叹吴鲁芹潇洒超然的大家之风，认同“人总归不免一死，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的道家自然态度，夸赞吴老宽己恕人，温厚可亲。他同周梦蝶相识、相交、相好数十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14年，周梦蝶去世，他非常悲伤，写下了《送梦蝶》，一反通常的“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你”、“音容宛在”与“万古流芳”之类的陈词滥调，而是别出心裁地发挥想象，说孤独王国降下了半旗，九重天的城阙一重一重地开闭，所有天使都加班迎接周梦蝶升天，仪式非常隆重。余光中用这种赞美的方式追悼周梦蝶，足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么的深厚。
余光中看重亲情友谊，而反过来，他的亲人、朋友也给了他不少帮助和安慰。在他晚年身体日渐虚弱之际，黄维樑等友人多次去探望他，陪他说话，宽慰他的心。亲人朋友给予他的关心爱护，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
（六）纵情日月山水
张叉说：“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失意文人通过采撷自然景物消解人生痛苦的现象。微风细柳、鲜花芳草、鸟鸣泉响、青天碧水、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风花雪月、长河落日等美丽的自然景物可为他们带来感官的愉悦与欢乐,还能转移他们的视线,让他们忘却内心的烦恼和痛苦,求得心灵的平衡和宁静。”余光中面对死亡，心中充满恐惧，内心不免痛苦，而在消解痛苦方面，他同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也有相同之处，这就是徜徉自然，纵情日月然风光。他出生于南京，江南的莺啼绿映、小桥流水陶冶了他的审美情趣，使他对自然有一种天生的热爱之情。他一生游历过很多地方，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山川草木，长河落日等旖旎的自然风光让他陶醉于感官享受，冲淡了死亡的黑影。他在《木棉花》中写道：
一场醒目的清明雨过后
满街的木棉树
约好了似的，一下子开齐了花
像太阳无意间说了个笑话
就笑开城南到城北
那一串接一串镶黑的红葩
看亮了行人道上的眼睛
这里,他用比喻的手法将“木棉树的开花”写作“太阳的咧嘴笑”，“城南到城北”，满城开花，满城人心花怒放，自然风光为全城的人带来了愉悦的感官享受，趋缓了人生的迷茫与忧愁，他也因之获得了巨大的心理愉悦，死亡恐惧潜意识地得
到舒缓了。
余光中还将对日月山水的热爱升华至加入到呼吁对自然环境加以爱护的队伍中来。在《控诉一枝烟囱》中，他化身“守护自然家园”的斗士形象，控诉工厂排放的废气使得“麻雀都被迫搬了家/风在哮喘，树在咳嗽”，让大自然生了病，斥责它们“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一口，肆无忌惮”,把工厂比喻成“流氓”，把自然比作“纯真的女童”，把废气比作“脏话”：“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喷涂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生动形象，抒发了对自然的喜爱与爱护之情，死亡恐惧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了。
三、生死观的文化根源
余光中诗文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死观固然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但是更主要的还与他的文化背景相关。粗略地说，他的生死观既体现了中国儒佛道文化的精神，又蕴涵着西方文化的思想，是中西方文化交错穿插、彼此糅合的结果。
（一）中国传统文化
韩雪评论余光中说：“他把'怀乡’以一种追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抒发出来，怀乡的情感内核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皈依。”李伟有类似评价：“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 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这些评论都是中肯的。余光中早在少年时期就广泛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古典散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唐诗、五代词与宋词等古典诗词, 觉得“性之相近, 习以为常, 可谓无师自通, 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 只是感性上觉得美”。成年后，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热爱、执着也是从未中断的。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文化的基因是深深植根于余光中的骨髓中的，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张积极入世，关注社会心忧天下，推崇慷慨豪气、“刚健进取”的士人风骨，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余光中曾在《失帽记》中提到父亲“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因此，他从小就接受古典文学的洗礼。他又受二舅孙有孚的影响和国文老师戴伯琼的指点，因而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从此，他在儒雅秀丽的散文和壮志飘逸的诗词中徜徉，领略到了“立言不朽”的儒家哲学精妙，坚定地将“立言”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势要一生做“守夜人”，思考个人及祖国命运，发出“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豪情壮言，抒发对祖国的深沉热爱。他在《淡水河边吊屈原》中说：“江鱼吞食了二十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这是在极力赞扬屈原的傲然人格。他在《五十岁以后》这里讲：
莫指望我会诉老，我不会
海拔到此已足够自豪
路遥，正是测马力的时候
自命老骥就不该伏枥
问我的马力几何？
且附耳过来，听我胸中的烈火
听雪峰之下内燃着火山
听低啸的内燃机运转不熄
几乎煞不住的马力
踢踏千里，还有四百匹
余光中直白吐露，不服年龄增长，仍老骥伏枥，如一匹悍马，内心潜藏“烈火、火山、内燃机”，展现出能“踢踏千里”的刚健进取精神。《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论语集注》注：“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余光中在《五十岁以后》中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就是《周易·乾》中“天行健”与《论语·子罕》中“不舍昼夜”这样的自强不息、只争朝夕的典型的儒家文化精神了。
2、佛家文化
佛家传统信仰因果轮回，重视人类心灵的觉悟，通过修行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得到解脱。余光中的诗文作品里常有佛家意象，《三生石》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首诗歌从题目到内容都提到“三生”，而“三生”来源于佛家文化。东晋王谧说：“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辩，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矣。”关于“三世”，方天立注释说：“'三世’，即前世、现世、来世。”这样，“三生”即前生、今生、来生了。三生石源于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余光中以此来表达希翼情定终身的美好企盼，也反映了即使是死亡也不能阻隔二人的感情，虽然“一过奈何桥就已忘记”，但是两人的爱意并未依稀，一句“我会等你”将穿越三生三世让两人的爱化为永恒。他在《三生石》中不仅说到了妻子梦到和他在前世“同靠在一棵树下”的事情，而且还记下了“让我们来世仍旧做夫妻”这一炽热的爱情誓言。其《莲的思想》也是一例：
当黄昏来袭
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
我的却拒绝远行，我愿在此
伴每一朵莲
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
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
心中有神
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台
佛教虔诚信徒认为“莲为神座”，相信到往生时，便有佛祖持莲花座来相接，刹那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获得永生。余光中亦将“莲”视为一种具有神性庄严之物，是“最富有人性与灵性的意象，是一种反抗和守护，寻得浮华中的宁静”，因此“心中有神”便进入了不着凡尘的空灵的人生境界。
3、道家文化
《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推崇顺应自然，泰然处之，不强而为，逍遥旷达。道家主张以平静心态对待死亡，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都应顺乎自然规律。潘水萍说：“余光中的宇宙化万汇是一种在万物有灵观念制约下的审美现象，相呼应于道家'和天地、齐万物’的逍遥境界。”这是有道理的。1982 年，余光中在《隔水观音》后记中自我总结说: “忧国乡愁大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为我的'基调’，但也不妨用道家的旷达稍加变调。”徐学认为：“这里所谓 '道家的旷达’，就是天人同构的人生领悟。”李伟说：“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 他尤其对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大为赞赏, 因此他的诗中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生情怀。”可以说，余光中的诗文里除了以积极进取的儒家精神同死亡抗争之外，还有恬淡旷达的道家精神，主张坦然面对死亡的黑影，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死亡恐惧。他在《逍遥游》中写道：“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表达了做悠然自在的隐者与天地日月合二为一的逍遥情怀。也在《沙田山居》中表明自己成了“小隐于野大隐于市”的山人，“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以空寂旷远的情韵，悠远神秘的禅意将纷乱而有限的生命纳入永恒完整的存在。他《夸父》中吐露，“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那只是落日的背影/也不必吸尽大泽与长河/那只是落日的倒影”,即不必去“挽救黄昏”和“吸尽大泽与长河”，要顺应生死规律，坦然面对“苍茫的暮景”。
（二）西方传统文化
余光中于1958年赴美国进修，先后于1964年和1969年赴美国担任客座教授讲学，这一段读书和工作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从而受到影响。余光中在《白玉苦瓜》自序中说：“少年时代笔尖所沾, 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 便是泰晤士的河水, 所酿也无非1842 年的葡萄酒。”他在《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诗中“通过华丽的词藻表达了对于西方文化的充满少年激情和浪漫情怀的向往”。西方传统文化根植于古希腊世俗文化和古罗马政治文化的土壤中，历经基督教文化等构成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基本精神，强调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彰显一种傲然于外物的刚毅与自信。
1、古希腊罗马神话
古希腊罗马神话是欧洲最早的文学形式，主人公大都是神与人的后代，聪颖敏睿、气宇非凡，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和顽强意志，是人民集体力量和智慧的化身。缪斯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称为学习之神，是艺术与文学的代表，余光中将“缪斯”比作是自己的才华灵感，《我的缪斯》：
我的缪斯，美艳而娉婷
非但不弃我而去，反而
扬着一枝月桂的翠青
绽着欢笑，正迎我而来
且赞我不肯让岁月捉住
仍能追上她轻盈的舞步
才二十七岁呢，我的缪斯
余光中自信地赞扬自己的缪斯“美艳而娉婷”，在与时间拔河的这场比赛中，即使70岁高龄仍不服输，执笔赋诗借“月桂的翠青”及“缪斯竟才二十有七”表达自己的艺术生命长青，征服岁月乃至死亡的豪情壮志。缪斯出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可见，余光中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的。
2、基督教文化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的生死同上帝有关。人死后若能升天复活，便能进入到天国，在到达彼岸的途中，由天使来引路，至此灵魂升华，永垂不朽。天使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上帝的使者，是灵魂的指引者。余光中在悼亡诗《送梦蝶》里不直接表明周梦蝶生前取得了多高的成就，而是用天使迎接周梦蝶升天来传达对朋友功成名就的敬佩。黄维樑2018年10月29日在四川大学演讲时点评说：“天使为了给友人灵魂引路也'加了班’，以此烘托对友人的重视及送别忙碌的气氛，愿友人在天使的引领下冲突死亡，到达天国，享受福乐。”天使、天国、升天等，都是具有浓郁的基督教色彩的。
（三）中西方文化融合
余光中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21岁时才离开大陆去香港、台湾，可谓生于大陆，长于大陆。他生于书香之家，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饱读诗书。他毕业于南京的原崔八巷小学、南京青年会中学，他19岁那年入金陵大学学习，21岁那年转入厦门大学学习，其学习的重要阶段都是在大陆度过的。况且，他离开中国大陆后长期生活、工作在台湾、香港，台湾、香港虽然社会制度同大陆相异，但是却与大陆同文同种，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可想而知，是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的。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中国文化的血液，这是他的根。但与此同时，他在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和台湾大学，学的都是外文专业，况且香港、台湾的大门是朝海外敞开着的，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其中，香港更是东西方文化汇集、碰撞与交流之地，他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同样重要的是他的海外经历。他30岁那年进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后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他36岁那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先后在伊利诺、密西根、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四州授课。次年，他任美国西密执安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他41岁那年应美国教育部之聘赴科罗拉多州任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及寺钟学院客座教授。他44岁那年，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暑假应邀访澳洲。可以想象，他也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的。李朝说：“余光中的诗歌是融合中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一个成功典范。”李伟说：“从他的诗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丰富多彩的'西方’——凡·高的梦幻世界、'五月画会’笔下的凝练和谐的美、艾略特的忧郁、弗洛斯特的亲和、摇滚乐的现代，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历久弥新的'东方’——人与自然的默契、天人合一的空灵简洁。”余光中的散文等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他左脚踩东方，右脚踏西方，是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大作家。不难理解，他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死观既体现了中国儒佛道文化的精神，又蕴涵着西方文化的思想，是中西方文化交错穿插、彼此融合的、高度的统一体。
（张叉，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余秋蓉，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注释
(1)张叉：《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生死观》，《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第226页。
(2)《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1页。
(3)华兹华斯著：《华兹华斯诗歌精选集》，杨德豫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
(4)蒋林欣，《殊途而同归的“死亡”抒写》，《名作欣赏》2009年第4期，第89页。
(5)余光中：《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页。
(6)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
(7)蒋林欣：《殊途而同归的“死亡”抒写》，《名作欣赏》2009年第4期，第88—89页。
(8)童明：《飞散》，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9)余光中：《乡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0)段舒：《置之死地而后生—余光中诗歌中的死亡意识和渲染》，曹顺庆、张放主编，《华文文学评论》第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11)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43页。
(12)余光中：《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3)余光中：《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页。
(14)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15)余光中：《乡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16)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17)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70页。
(18)史言：《“泥香”与“土香”的辩证——论余光中诗歌的休息之梦与抵抗意志》，《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4期，第18页。
(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页。
(2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27页。
(21)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页。
(2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8页。
(23)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
(24)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25)张叉：《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92页。
(26)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79页。
(27)余光中：《开卷如开芝麻门》，《我来过，我爱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28)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29)余光中：《我来过，我爱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页。
(30)李白：《将进酒》，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第179页。
(31)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5页。
(32)张叉：《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93页。
(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9页。
(34)莎士比亚著：《莎士比亚诗歌全编：十四行诗》，屠岸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62页。
(35)余光中：《五行无阻》，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36)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37)黄维樑：《文化英雄拜会记—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与生活》，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38)徐学：《余光中诗作与华夏诗学传统—以沙田时期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第76页。
(39)转引自：周毅、王蓉：《生死焦虑与文化乡愁 —一枝独秀的表现主义诗人余光中》，《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第24页。
(40)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41)吴鵾：《论余光中诗歌创作中的中华文化因子——以文化身份认同为参照》，《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56页。
(42)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二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30—331页。
(43)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
(44)余光中：《乡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45)史铁生：《我与地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46)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
(47)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三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63页。
(48)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49)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50)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51)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52)余光中：《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25页。
(53)余光中：《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1页。
(54)张叉：《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91~92页。
(55)余光中：《乡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56)余光中：《乡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57)韩雪：《余光中留美诗作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名作欣赏》2014年第20期，第73页。
(58)李伟：《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语文学刊》2006 年第10期，第59页。
(59)阚淑侠：《浅析余光中先生诗歌的文化内涵》，《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32期，第241页。
(60)徐学：《余光中诗作与华夏诗学传统—以沙田时期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第74页。
(61)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62)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63)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64)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6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1页。
(66)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67)王谧：《答恒太尉》，《鸿明集》卷12，《四部丛刊》影印本。
(68)方天立：《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123页。
(69)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70)余光中：《乡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71)柳飔：《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论余光中诗歌二元文化的结合》，曹顺庆、张放主编，《华文文学评论》第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9—50页。
(72)《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4页。
(73)潘水萍：《余光中与“中国新文学”精神的生发》，《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第121页。
(74)余光中：《隔水观音》，台北: 洪范书店，1983年，第180 页。
(75)徐学：《余光中诗作与华夏诗使学传统—以沙田时期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第76页。
(76)李伟：《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语文学刊》2006 年第10期，第60页。
(77)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78)余光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第84页。
(79)余光中：《风筝怨》，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80)转引自：梁丽明：《一株西望的向日葵 －余光中的诗歌及其创作心理初探》，《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第65页。
(81)李伟：《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语文学刊》2006 年第10期，第60页。
(82)余光中：《我来过，我爱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83)李朝：《中西双重融合的典范—评余光中的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1期，第55页。
(84)李伟：《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语文学刊》，2006 年第10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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