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娜：妮基·桑法勒与尚·丁格利

　　1．连神父都省略了的婚礼

　　“我发现戏剧更多的是无病呻吟的让人从痛苦里满足自己的幸福，或者从笑声中体会痛苦。有关抵抗世界的方式，戏剧并不是最好的。”有一天晚上，桑法勒这样对丈夫说。

　　那是1952年，二战已经结束了好几年，全世界都欣欣向荣充满了春天般的欢声笑语，她已经不再只是《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还即将登上法国《风尚》杂志的封面，她是名满天下的超级名模，更主要的，她已经是劳拉的母亲了。

　　名声、地位、爱情、孩子，年纪轻轻却已经红透半边天，让那些朝九晚五赶地铁上班的白领们嫉妒得跺脚但她却声称开始讨厌戏剧了，但是她的丈夫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神情。丈夫哈利还是哈佛大学音乐系的学生，她学的则是戏剧和表演--当一个女人已经是世界名模了之后，她曾经想按步就班的和其他模特一样从事演艺，哪个女人不想成为电影明星呢？但是她显然后悔了，就像发现生活的苍白一样，她看到了戏剧的无力，而戏剧最终还是要靠演员去完成，明星梦对她来说也失去了磁性。

　　更主要的是她刚刚从精神病院出来。因为精神分裂，她被强制治疗了两个月，按照惯例，没有谁还有兴趣请一个疯子走上T台了。

　　“你准备转行？想做什么？”正在做饭的丈夫回头问。

　　“还没想好，但医生说我之所以这么快痊愈，是因为在医院里，医生建议我画画，说美术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我感觉不错。”

　　哈利轻轻地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忘了告诉你，我也从音乐学院转到文学院了，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这让夫妻俩大吵了一次。吵到天昏地暗，她躲在卫生间里哭到天亮。戏剧的最初形态就是小说，几乎一半的戏剧都是改编自小说，自己放弃了戏剧，而他居然要写小说。她发现从小到大，生活跟自己开的玩笑都有点大。

　　那个不眠之夜给了桑法勒安静回忆和反思的机会。前半生，她奔波得太忙了，甚至忘了停下来好好品味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她本是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个银行家，母亲则是美国上流社会的精英。虽然三岁时父亲破产，但父亲的积蓄仍然足够这个家庭好好活上几十年。问题出自父亲的风流成性，未破产的时候身边总有成群的美女环绕，母亲则整天关注父亲身上的香水味根本无暇照顾这个家，她更是要扛得住弟弟们的拳头才能抢到一碗饭吃。直到11岁，因事业失败而变成酒鬼的父亲兽性大发强暴了自己的女儿，母亲知晓后竟然漠视，只是告诫她不要说出去，自己还要忍受弟弟们因此事而嘻笑的指指点点和恶语相加。

　　她太知道一个幸福的家庭的重要性了，而讨厌戏剧的自己居然有个放弃了音乐家梦想而要转为小说家的丈夫，这太可笑了。

　　丈夫是自己的高中同学。高中是她的最后学历，因为小时候那些晦暗留下的创伤激发了她个性中最离经叛道的因子，也把报复世界做为一种使命来看待，她在日记里写，“谁是魔鬼？是我本能的天性，无法驯服的部分，它让我害怕，也吸引我；让我恐惧，却又是我的保护神。”她把学校裸体的希腊雕像遮羞的无花果叶涂成了红色，因此被学校开除。被父母痛骂了一顿后，19岁的桑法勒拉着哈利私奔到波士顿，举行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甚至连神父都省略了的婚礼。

　　一切的拯救都只能靠自己，她把自己打拼成世界名模，光鲜明媚惹人嫉妒，但是内心的脆弱甚至是连丈夫都不理解的，看看吧，只是一个记者随口的一问，“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的您的童年一定也是如鱼得水的幸福吧”就让她住了两个月的精神病院。

　　所有的矛盾都从丈夫要改写小说开始并像刚刚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愈演愈烈。几年以后，桑法勒全家搬到了巴黎，但是旧日祥和的气氛却再也找不到了，她在巴黎近郊租到了一间可以兼做画室和住所的小民居后，给丈夫留了一张纸条，然后就搬到自己的画室去了，纸条上只有一句话，“这世界已经离我们想付出那么多牺牲而苦苦挣扎着想要得到的那个世界越来越远了。”

　　1956年，她平生第一次画展在瑞士举行，画展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自那间三十平米的画室。也正是在这间昏暗得阳光都照不到的画室里，她结识了包括波普艺术之父的贾斯伯·琼斯等雕塑大师，并由此成为巴黎现代艺术界的新成员和骨干。

　　2.没有死者的谋杀

　　虽然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但贵族的基因还是让桑法勒很快就成为业内知名的印象派画家，当那些苦学多年的同仁们嫉妒这个女画家成名太快的时候，她却像一个武林高手声称自己不再玩刀了一样放下了手中的画笔。

　　美国前卫艺术已经渗透入巴黎，她对自己的美术作品产生了疑问，“我第一次看到波洛克、德库宁等人的作品时我就知道我又错了。画笔太软了，而我需要一种坚硬的艺术，比如浮雕或者与之类似的锋锐的东西。”

　　她遇到了另一人贵人，尚·丁格利。那是个瑞士籍的美男子，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雕塑艺术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品夸张而神奇，主题特征很符合她恰恰缺少的“坚硬和锋锐”，哦，他还有一个名叫伊娃的美貌妻子。

　　当时她的第一件雕塑作品的内核已经搭好，正在寻找合适的外壳材料，而丁格利给了她很多建议。这让两位艺术家有很合适的理由在一起研究作品，他们常常去街角的酒吧喝上一杯。第一次，双方都带上了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就不带了，整个晚上只有他们两个。他们无话不谈，而且经历相仿，“我和你一样也曾是个画家，”丁格利说，“我画啊画啊，但却从未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完成一幅画作，我感觉力不从心。那感觉就像自己瘫痪了一样，我闯进了一个死胡同，然后我发现了雕塑，别人的雕塑都是凝固不动的，可我想让自己的作品动进来。运动状态的作品让我逃脱了这种瘫痪的无力感，给了我终点，运动可以让我说，’好吧，现在总算完成了'。”

　　丁利格给她的建议是用变形来完成精力充沛而富有攻击力的魔鬼般的雕塑作品。丁格利已经是著名的雕塑家了，他的传奇之处在于其作品是“可以自毁的”，他的雕塑材料甚至用到了炸药。他习惯用一些垃圾废料焊接出结构混乱、可以自由运动的疯狂的动态雕塑，比如他的代表作《向纽约致敬》就是用各种金属垃圾组装成十余只机械手臂，这些手臂靠电机驱动，它们张牙舞爪地疯狂敲打着一只钢琴键盘，半个小时之后，这件作品散架了，而散架本身也是作品的主题之一；《世纪末习作》中他甚至运用了半磅炸药，这样作品的视觉效果就更剧烈和恐怖，也更代表着艺术对现实世界的冲击和抵抗力量。

　　桑法勒受到了启发，也想让自己的作品在展览过程中参与形变和运动，但她的运动更刺激，她的《我情人的肖像》是一件衬衫和一只飞镖，每一个参观者都可以拿起飞镖投向那件男衬衫，如此她让自己的作品每一分钟之后都呈现出动态的变化，以此来展现压抑和苦闷，更神奇的是她想到了枪。

　　她把自己的作品先在展览位上竖好，然后在作品上挂上装满各种颜料的石膏球，中空的作品内部也装上。展览开始之后她就举起事先准备好的一支步枪开始射击，每两分钟射击一次，看那些颜料崩裂、流淌、飞溅。她会精心选择射击的角度和先后次序，她说，“毁灭才是艺术的本质，因为与这世界对抗的过程中，你随时都可能中弹。我开枪射击我的父亲、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我自己，画面在流血，而死亡让我感觉迷茫。绘画流泪了，绘画被它的作者重新创作了，然后绘画死去，我杀死了绘画，但它重生了。枪击是原始与现代、自然与野蛮、文明与秩序的一次重新组合。“

　　她不停的发表新作品，在每一个作品的展览现场都让人惊悚地拎着一支枪，她望着作品上飞溅的血色颜料大喊大叫陷入一种彻底的癫狂之中，她高喊，“我杀死了它，但是作品出现了，这是没有死者的谋杀，破坏原来如此完美。”

　　她找到的最直接的破坏方式还有离婚，像她19岁那年的私奔一样决然。1958年11月，两个人合作完成的《纯粹的速度，稳定的单色画》在伊利斯画廊展出。他们在蓝色的唱片上作画，然后固定在电机上，通过不断的加速旋转让精心设计的画呈现出流动状的变化无穷的动态形象，而唱片飞速的转动，似乎要把那些累赘的作品甩出去一样。

　　“看，这唱片无能为力了，它不可能让那些线条脱离。“丁格利微笑。

　　桑法勒扭头看他，昏暗的灯光下，这个男人帅得出奇，“就像，你甩不掉我一样，是吗？“

　　随后两个人都经历了一次离婚和一次结婚。

　　3.娜娜

　　1960年，他们结伴出游，在艺术大师达利的家乡费格拉斯合作了《火之牛》。那是一件用旧报纸制作的牛，大小和真牛差不多，牛肚子里填满了烟花，然后在一个斗牛场里引爆。

　　“请问，这件作品的主题该如何理解？反对斗牛这种残忍的运动方式？”

　　记者们的提问让夫妻俩对视一笑。“不，我们主要是用来纪念我们的相遇和相爱，像牛一样强壮的道德、现实、社会，被我们亲手毁掉，而我们的幸福，像烟花一样灿烂。“

　　“桑法勒女士，有人说您已经是这世界上最传奇的女人了，名模、演员、作家、画家和行为艺术家，还是电影导演和雕塑家，您几乎是无所不能的。您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我已经很有名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男人的妻子。”她回手挽住丈夫。“其实他在家里叫我娜娜的。”

　　“娜娜”（NaNa）在法语里就像中国名字中的”丫蛋“一样，是”最普通的女性的统称“。桑法勒随口一说之后突然灵机一动，”哦，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的下一个作品不再用枪射击了，它将是一个系列，名字就叫“娜娜”。“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起研究娜娜，灵感来自社会上各种底层平民女性工作或是休息着的形象。她们体形丰满，衣着绚丽，动作夸张而兴奋，热情洋溢，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满足。他们一起绘制草图，有时候，他会调皮在在草图上留下一句“我需要吃减肥药了，又长了五磅肉。“而她会回他，”如果我长成这样了你还会爱我吗？“

　　娜娜系列作品是桑法勒挣脱世界之后唯一一个快乐的系列，除此之外她所有的作品虽然都名动天下，但是主题表现得都是与这世界的决裂，对亲情、政治、伦理的拷问和破坏。

　　因为各自都经历过离婚，于是艺术界开始在嫉妒他们的成功之余，从“婊子”和“花花公子”这两个词汇上入手，因为那些苍白的画匠们无法真正从艺术上打败这个夫妻组合。他们太优秀了，他们的每一个作品都堪称完美，苏黎世火车站大厅、艾斯康迪多的提克卡森公园、圣地牙哥会议中心，这对夫妻太多的作品成为世界级的经典，当然了，在那些画匠的揭露和批判下，夫妻二人也成了道德法庭的常客，他们的风流韵事和作品一样为人津津乐道。

　　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他们有娜娜，那就足够了。有几次桑法勒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她每天拼命的洗澡，似乎身上永远是脏的，永远也洗不净；在圣地亚哥，她本来有十分钟的演讲的，在第六分钟，观众群里飞来一只鸡蛋砸在即将展出的作品上，这让桑德勒当场晕倒。有大半年的时间，她不接任何需要自己出场的活动邀请。

　　丁格利也从他任教的学校辞职了，“我得陪着她，免得她忘了吃晚饭。”他们去阿尔卑斯山，去墨西哥，甚至还爬过长城，他们隐入没有欢呼和掌声也没有谩骂的角落里，去人最多的景区，隐姓埋名在人群里，直到她精神状态完全恢复。她每天晚上总要躲开他在本子上记点什么，他以为她在构思新的作品，静静地给她点灯、烧菜，沏咖啡。当她合上本子，他就领着她出去吹风，她说，我想到过死，一闪而过的想到过。他说，你死了，我怎么办？所以，你得陪着我，我的娜娜。

　　娜娜无论是艺术里的虚构人物还是生活里活生生的桑法勒都是幸福的，虽然普通平凡，但快乐满足，就像她嫁给他之后的如鱼得水的艺术状态。丁格利让她得到了一个女人能得到的幸福的全部含义，当初那个挑衅世界的随时保持警惕和备战状态的强势女人不再了，她成了为娜娜一样乐观开朗、亮丽自信而又活力四射的女人。过去的她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叛逆和终结的方式变成了对这世界的微笑面对和感恩。

　　4. 我用终止艺术本身来纪念他

　　1991年，66岁的丁格利走了，和他的运动着的作品的结局一样，散落成一地碎片，他一生创作了数百件作品，大多因为“运动和自毁“而无法保存，这一次，他同样没留住自己的生命。

　　”我最后上交的作品是一件不会动的作品，但我留下了我的爱，和一个漂亮到无法形容的女人。感谢世界。“他的遗书在追悼会上才公开，牧师念到这一段的时候，桑法勒把自己以丈夫的名义制作的作品《世纪末习作》系列的第三部展现给大家，”这件作品就是我自己。我才是他最好的作品。是他带我走上了艺术之路。他走了，我就不再雕塑了，他带走了我全部的灵感，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大多是破坏的，所以我用终止艺术本身来纪念他。“

　　其后整整十年的时间，她只导演了两部戏剧，闲暇时她就翻看那些和丈夫合作的“娜娜“的草图，微笑或者落泪，然后在每一张草图都加上一两句短语，有的是一句问候，有的只是一个叹号或者是省略号，这是她唯一的休闲。

　　临终时，她把那支”射击艺术“时用的枪抱在怀里，然后艰难的举起来扣了一下扳机，”这是射击艺术的最后一件作品，我自己。这件作品只留给我的丈夫。“

　　其实枪膛里是空的。

　　在丈夫去世后的第二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秘密》，书中第一次披露了她那个高贵的家庭里乱伦式的伤害和暴力。她当初之所以觉得戏剧太过柔软转而成为艺术家，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扼杀那涂抹不去的童年；而更多的笔墨她留给丈夫，留给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和互相支撑，“没有他的出现，我不会在戏剧之外找到合适性格和命运的表现切入点和方式，我的作品也不会从枪击式的破坏转成娜娜式的快乐。而经历了无以名状的童年阴影之后，如果没有他，我想我的后半生会是在疯人院度过的而不是在鲜花和掌声里。他让我在制作作品时所暴露出来的每一个感情、思想、回忆和感受，转化成色彩、质地、运动着的破坏力，这里面包含着我的乐趣、欲望、悲哀和痛苦，以及满足。”

　　2002年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她开始了一次低调的旅行，去那些自己与丈夫合作创作的艺术品的展览地，在每一件作品前驻足，冥想，落泪，然后离开。那些从她身边经过的游客们叹为观止于如此惊世骇俗的作品，却从没注意到这些作品的主人此刻就坐在旁边微笑着流泪。

　　2002年之后，她不再出现在任何场合，上帝收留了她。

　　人物小传：

　　妮基·桑法勒：（1930-2002），法国雕塑师，画家、作家和电影导演，20世纪现代行为艺术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以枪击艺术和“娜娜”系列享誉国际，一扫雕塑作品固定不变的表现形式，将雕塑与现代行为艺术合二为一，使作品“随时都呈现出变化的生命力”。早期作品充满了变化中的痛苦、压抑和挣扎，以暴力的目标和破坏坏为特色，比如枪和刺刀；从“娜娜”系列开始，其作品阳光、活力而富有激情，带着强烈的乐观主义色彩。

　　尚·丁格利：（1925-1991），20世纪下半叶世界最著名的瑞士籍雕刻家及实验艺术家，达达派的杰出人物，以机械式动态雕刻著称。这是艺术界全新的形式革命，他既不雕也不塑，完全用齿轮、车轮、塑胶管等生活和工业废物为材料，用无生命、无色彩的冷性材质创作出独有的立体艺术，并由机械式的转动化腐朽为神奇的展现现代工业革命的夹缝中尴尬生存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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