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线纬线编织了家乡的故事。勾起了游子的无限遐思，我们家在汉江河畔杨家河古老的汉正街上。我们几代人生活在那里，家的正对面，是谢家大巷。以前我们都把它叫火巷，因为它是一旦发生火灾的逃生通道。巷子不宽，大约有两百米左右长。从汉正街进谢家大巷，右边曾经是一所尼姑庵，由于香火的冷落，尼姑们生活开始困难，渐渐散去。最后，只有一位老尼姑，守庙门。庵堂不大，有几间禅房，只有依靠房屋租赁以为生计。老尼姑得到高寿。我见过她，经常坐在门口，不苟言笑。渐渐地，这座房屋，没有往日的模样。
过了庵堂往巷子后走，还有一个道观。我的爸爸还和这里有缘分。因为爸爸上面的哥哥姐姐们都夭折了。父亲成了独子。祖父母为了好抚养，起个小名叫道人，送进了道观。走一个过场，据说这样可以避难。满十岁以后。假装违反道规，赶出道门，还俗回到自家。这都是一个形式。这个道观里老道长有后人，并在这里定居下来。
巷子这一头就只有几户人家。后面是大有庆酱油，酱菜厂房的两堵高高的墙。一直延伸到巷子尾。没有住家的人。到了晚上十分冷清，就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夜间我们不敢走这条路。
回过头继续说庵堂。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进庵堂门是一个天井。中间有一个香炉，是烧香拜佛的，菩萨供奉在里面。尼姑庵堂没有了尼姑，便租了两户人家。一户姓周一户姓余，余当老板，临汉正街口开了一家鞭炮店，庵堂成了他的分装鞭炮的厂房。当然，这是不允许的。很快，鞭炮生产就搬家。到了郊区，成立了合作社。鞭炮销售的淡季就卖帽子草席。
别看一顶草帽，在五六十年代，还是很时尚的。老板把麦秆（草帽的原料）分给周围邻居编织成辫子，我们就经常接一些这样的手工活，当然他要付工钱，我们就赚点钱贴补家用。为了帮助父母，放了学做完作业，或者寒暑假，也加入进来辫麦秆。麦秆制作草帽有点讲究，先用麦秆辫成辫子，粗短的做帽顶，较粗的做内圈，最细的做外圈。用缝纫机一圈一圈沿着帽顶缝上，据说制作草帽最好的是燕麦秆，它又细又长，是制作草帽的佳品。洁白的草帽是用硫磺熏蒸过，白白的草帽，好在上面写字作画。于是庵堂又成了他的帽子工厂。
五六十年代，人们不管男女老少穿上件白衬衫，背后背一顶草帽，是很吸引眼球的。照相也忘不了拿一顶草帽，学“女民兵”那样。毛主席喜欢草帽，他有很多拿草帽的照片和绘画，是我们的偶像。
盛锡福的帽子。朱汉昌藏
我的父亲是高中生，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没有毕业。但是那个年代，在我们居住的一带还算是有文化的人。他的字写得好，画也画得不错。老板经常约我的父亲给他的帽子写字画画，我最喜欢看父亲给草帽点缀字画。只要老板来请父亲，我一定要跟在后面。父亲从来不阻挡我，而且搬一个凳子让我站在上面看。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他是用油漆在帽子上书画，基本上是红油漆，写的通常是“东方红”“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好”“和平万岁”；五十年代初还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喜欢用“隶书”，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认为“隶书”是最好看的字。而后再加上一个红五星。还可以在帽子的内沿写自己的姓氏，如：李记、王记什么的。
父亲十分友善，有时，应买家要求，现场为他们写字作画。有时也在帽子上勾画一些兰草、梅花的。油漆作画不能厚，厚了油漆干了起皱；也不能薄，薄了不好看。他的字画经常得到客人的称赞，当然老板也要意思意思，父亲是酸、腐气较重的文人，所以每每此时，他总是感到不好意思，甚至脸也会红。不收啊，家里确实等着钱。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巷子居民多起来。西边的墙拆了。装卸公司在这里建了个灯光球场，开展职工文体活动，一下子热闹起来。夏、秋两季，还放映露天电影。票价五分，很便宜，我家门口就是一个售票点。这可高兴了我们，小孩子早早吃饭，不等天黑，搬个小板凳儿，去占好的位置。
装卸公司还有一个业余楚剧团，经常演出。我印象最深的，他们移植昆曲的《十五贯》。扮演况钟的演员，就住在我们那里。舞台上威武端庄，一身正气。唱得真好，演得真好，令人起敬，我是他的粉丝。特别有一句台词“这支笔千斤重，一落下丧二命”。我揣摩了很长时间。
卸妆以后，这个演员其实很平常。个子不高。他看见我总是看着他，笑了一笑，我也笑了一笑。后来这一片地改成了装卸公司的职工住房，巷子前后，都成了居民区，更加热闹起来。我上学，后来上班，这是一条近路，我喜欢穿这条巷子。现在，我离开这里，也有二三十年呐，它的变化我总不能忘怀。
生活不乏酸甜苦辣。但他是味道，生活中的味道。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清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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