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汉英（1929—）先生195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航天专家孙家栋是大学同学，擅长俄语，为武钢的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俄语翻译，后来从武钢到武汉钢铁学院（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教俄语。我们是同一个家属院的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对他的独特经历十分好奇，多次到他家里听取他讲述1958年毛主席视察武钢的细节、武钢苏联专家组组长巴杜洛夫在武汉青山工作情况。
毛主席视察武钢细节
武钢建设一直得到毛主席关怀。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武钢。陶汉英对当时的具体情景历历在目，与通常的官方报道相比，在细节上更为鲜活。大家现在看到的毛主席来武钢视察的照片和文字，都没有说毛主席先长江游泳再视察武钢的过程。资料显示，1956-1966年，毛泽东10年间42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只不过1958年这次长江游泳报道甚少，现在也难以搜索到当时的信息。
陶汉英供图
1958年9月13日，武钢正式投产，毛主席前来视察。这实际上是毛主席见证武钢第一炉铁水正式生产的壮观场面，属于武钢正式开业庆典“剪彩”。当时还没有“剪彩”这个今天流行的说法。
那天，毛主席畅游长江，从武昌中华路到达青山蒋家墩，“极目楚天舒”，神采奕奕。武钢公司领导李一清、韩宁夫专程去蒋家墩码头迎接毛主席，俄语翻译陶汉英随行。陶先生特别强调当时地名为蒋家墩，应该还原历史，实事求是地回到当时的名称，而红钢城为文革期间的产物，我查阅1990年版的《武汉地名志）看到红钢城街道是1967年才有这个名称的。
毛主席长江游泳后兴致勃勃在青山蒋家墩上岸时，身着睡袍，脚穿布鞋，十分随意。视察武钢前，毛主席才到厂前的武钢公司办公室更衣，听取韩宁夫（当时的武钢副总经理，后来为武钢总经理、湖北省省长）汇报工作。毛主席说武钢办公室的平房很简陋，总经理李一清回答说要“先生产、后生活”，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武钢
武钢高炉现场都完全准备好后，特别电话给公司办公室，毛主席才身穿正规的服装前往，与苏联专家、广大干部和群众见面，一时间群情激昂，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响彻云霄。陶先生指出，当时有报道说有一个女孩在高炉风口看到毛主席连忙高呼“毛主席万岁”，既不真实，而且不符合常规钢铁企业安全常识。因为高炉风口温度高达1000度，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当炉前工还要不断换人，出于安全也不可能让一个女孩“到此一游”。
毛主席在武钢接见了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等专家。巴杜洛夫从国际政治高度的层面对毛主席说：“高炉出铁是个胜利，以此来问候毛主席。帝国主义说武钢这个高炉1958年出不了铁，但我们今天就出了铁。这是一个胜利。”毛主席感谢苏联专家的贡献：“这是中苏两国合作的胜利。” 巴杜洛夫热情地向毛主席介绍武钢投产情况：“武钢是个非常大的钢铁厂。武钢要建设8个500吨的平炉，而这样大的平炉，全世界只苏联有三个，美国有两个。”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还关心苏联专家生活条件，问巴杜洛夫工资多少，巴杜洛夫说有535元工资，毛主席说和他一样多。那时这样的工资是翻译的5倍。
1958年毛主席65岁，巴杜洛夫63岁，陶汉英30岁。这些细节，一般新闻报道都没有，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亲自近距离地参与毛主席的具体接待过程。为了纪念毛主席9月13日视察，武钢在正门口矗立了毛主席塑像，高度为9.13米,武钢职工每月13日发工资。
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
巴杜洛夫（1895- ？），1955年初任援建武钢专家组组长时，带领的专家人员有18位。他毕业于苏联哈尔科夫工学院（现在属于乌克兰），1920年代毕业。由于是钢铁专家，尤其是在“二战”苏德战争中研究军事特殊用钢，贡献卓著，他获得“列宁勋章”两枚、“红旗勋章”一枚、“劳动勋章”一枚。他在冶金界威望很大，担任过几个工厂总工程师，例如在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钢铁厂当过总工程师。后来他担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工业部副部长。作为武钢专家组长，巴杜洛夫非常“亲华”，为了武钢提前投产，想尽办法，全力催促、协助大型机械设备从苏联运输，完好无损，提前到位。
在武钢工作期间，巴杜洛夫乘坐的专车牌子，有“莫斯科人”、“伏尔加”（武钢总经理座车）、“华沙”（巴杜洛夫常坐）、“吉斯”（斯大林汽车工厂制造，现在在武昌东湖宾馆毛泽东故居就展出有此牌子的轿车）、“吉姆”（莫洛托夫汽车工厂）。他工作非常认真，兢兢业业，早晨八点准点出门上车，翻译也必须八点前到达，一点也不等人。他注重现场解决问题，每天早晨8--11点都在高炉、平炉、焦炉、初轧厂等现场，而不是听汇报，11点后回办公室，才把裤子灰刷掉。每个礼拜武钢进行一次苏联专家碰头会、领导碰头会，集思广益。
巴杜洛夫生活上很规律，与人友善。苏联人喜欢喝酒，但是巴杜洛夫不喝酒、不吸烟，他是纯正的男中音，讲地道的俄语，擅长唱歌和跳舞，每个周末都参加交际舞会。他对人非常客气和讲究礼貌，包括对一般工人，都彬彬有礼，为人处世的美德深受苏联专家和中国方面的一致好评。巴杜洛夫为人善良、友好。
起初，武钢、武重、武锅、武船、武汉肉联厂、铁道部大桥局等单位的苏联专家，基本住在汉口江汉饭店（解放前为德明饭店），为湖北省外事主要酒店之一，接待了胡志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尼赫鲁、苏加诺、西哈努克、范文同等国际知名人士，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宋庆龄、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等也在此下榻。毛主席两次在此参加舞会、观看文艺节目。
为了照顾苏联专家和家属们，江汉饭店特地从北京饭店请来了谢师傅做西餐、陈师傅做面包糕点。后来，武钢建成了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招），专门为在武钢的苏联专家服务，方便到武钢上班。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巴杜洛夫每周都主动请客，慷慨埋单，邀请翻译陶汉英家庭，与他自己的家庭一起到东湖客舍（现在东湖宾馆）吃饭，有时吃西餐，有时吃俄罗斯风味餐，有时吃中餐，他特别喜欢中国的鳜鱼。1950年代物价便宜，鳜鱼两斤重的一条4毛钱，茅台酒一瓶4块钱，竹叶青一瓶2.8元，一餐饭起码八菜一汤，花费大约在10-15元人民币，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武汉钢铁学院苏式建筑餐厅
在武汉钢铁学院俄语教师陶汉英家中，客厅墙壁上的照片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武钢接见苏联支援武钢专家组组长巴杜洛夫等的合影，他担任翻译也在其中，成为家中的珍宝和骄傲。这张照片除《武汉钢铁公司50周年厂庆画册》外，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新闻记者很多，拍摄的照片也很多。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有苏联专家的照片都故意回避，“销声匿迹”了。中国和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确立，才使珍贵的历史照片“水落石出”。
苏联专家们离开武汉的大幅合影，《武钢志》就是依据陶老师收藏的照片翻拍的，也是在汉口德明饭店拍摄。苏联专家回国前，从武汉到北京坐高级包厢，热爱武汉和武钢的巴杜洛夫恋恋不舍。周总理亲笔写《感谢信》，表达对巴杜洛夫在武钢贡献的高度赞扬，特地委托冶金部副部长高阳文将《感谢信》送给巴杜洛夫。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大多不敢与中国联系，可是巴杜洛夫仍然不断来信给翻译陶汉英，保持民间友好关系，留下了美好记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陶汉英对钢铁工业那个的如火如荼的时代，记忆却历久弥新。陶汉英是仅有的几个直接近距离的参与人，而且其他人大多已经作古，陶先生认为应该把历史事实真相、珍贵细节告诉人们。前苏联外交解密档案已经公开，《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12卷）已经在2015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内容丰富，洋洋大观。《亲历中苏关系》（1957-196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亲历者的身份再现了历史原貌，特别珍贵。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当年的“蜜月期”的情况，任人评说了。
武汉市青山区苏式建筑，主要是办公用房（一冶办公楼、武汉科技大学校园建筑）、电影院、居民建筑（红钢城红楼房、工人村和厂前红色平房），有大量的苏式建筑，非常值得保护，让其成为建筑遗产和历史文化记忆。苏式建筑在武汉大量兴建，有的成为历史标志性建筑，承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着几代人的城市记忆。陶先生认为在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的时代，应该珍惜这些历史建筑，起码应该有所保留，选择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苏式建筑，留下标本，加以保护。
（本文写作得到了亲历者陶汉英的口述资料和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北大博士、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85年来武汉，出版有《荆楚佛寺道观》、《长春观丛谈》。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马克·吕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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