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的教室在三中西南角有个天井的灰色四合院内。这是阳高时的校舍，现在是三中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东边实验室库房关闭，西边几间教室正好安排初一的四个男生班。我们班主任是唐柔明老师。
数学老师李德川当年风华正茂，像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课讲得精炼通俗，很快与学生打成一片。我在课间常问他一些难题，他总习惯用手扶扶他那黑色的方框眼镜，给我一个很好理解的解答。我成为他喜欢的学生。他缜密而灵动的思维，启发思考、触类旁通、层层递进和化繁为简、化难而易的一些数学思考方法使我受益匪浅。
黄翠贞老师教俄语，她轻言细语，平易近人。我俄语书写还跟得上，发音老过不了关，她不厌其烦地反复教我们俄语中那个所谓的大舌音，由气流冲击舌头上下颤抖。我们刚进入角色，一本练习本的作业还没做完，因中苏关系破裂，学校就取消了俄语课。
不光俄语课取消，全部课都停了。全校师生投入到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的班主任，又由时任校团委书记、教导处副主任的朱荣舫老师担任。这不是“朱霸天”吗！从大字报开始，朱老师就以“走资派”等罪名被揪斗。他夫人韩德荣老师也难幸免，被称为“韩横地”，一个“霸天”，一个“横地”。其实韩老师是一位十分端庄善良的女老师，学生背后议论她比某某电影明星还“清爽”（漂亮）。
当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电话。朱老师凭着学生登记表上的地址，从显正街找到南城巷，从五医院找到区委大院，把班上的学生一个个找回学校上课。一天我在街上玩，一位高大英武、满脸严肃的男子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你是麻建雄！”，“不消谈得”（没什么好说的），我也回到学校。但上课随着运动的节奏时上时停，学生也稀稀拉拉，有时来有时不来。当时工厂也是这样：“七上八下九走光，中午来喝酸梅汤。”学校可没酸梅汤喝，但倒像流水席，老师总是守在班上，有几个学生上几个学生的课。
有一天，是苏圣佑老师的政治课，十个学生不到，苏老师见状，就只好教我们写美术字。苏老师风度儒雅，宽严有度，美术字的一横一竖，讲究方正端庄，一撇一捺，追求均衡稳定，通篇排列既整齐划一，又穿插灵活。与他的为人一样，字如其人，一点不假。
又一天，上课仍没几个学生，曾任班主任的唐柔明老师是教地理的，记得第一次上课，她就在黑板上疾速狂书了一行大字：“向山川求索，向大江大河要知识。”龙飞凤舞，大气洒脱。这堂课她又在黑板上画起地图来。唐老师是位上海来的中年女教师，既有武汉人的豪爽与热情，也有上海女人那种细腻和精明，仪态雍容大气，讲课神采飞扬。
讲课时，她脑袋里就像放了个地球仪一样，不要讲义，粉笔一挥，黑板上就从亚洲到了欧洲，又从欧洲到了美洲。她画到哪，讲到哪。学生问到哪，她讲到哪。她画到南美洲的秘鲁，说这是个产鸟“粑粑”（大粪）的国家，鸟粪曾使秘鲁成为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争夺鸟粪又引起秘鲁的战争，因过度开采鸟粪，秘鲁又成为穷国家……
她每堂课都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浮想联翩，并心驰神往。“文革”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们随她那支粉笔“周游列国”，放眼世界，看四海翻腾，观五洲震荡。她的地理课我每堂必到，成为她的铁杆粉丝。
后来，唐老师调到华中师范大学教地理去了，苏老师当了一届三中党委书记又到区委党校任校长，韩老师当了一届三中校长，朱老师也到外校当校长了。
1969 年初，三中老三届学长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逐步到宜昌和其他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中国一代青年那场史无前例、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
我们初三四个毕业班共 223 人，36 人继续升高中，我们班有 8 人，其余同学也下放到农村。我与这 36 位当年的“小屁伢”终于熬成了“学生元老”，加上汉阳铁中、大寨、永革、永东等五所学校招来的共203人，组成了老三届后的第一届高中。三年没有女同学的学校，开始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混校学习生活。
年级按部队编制改称连队，班改称排。我们为一连，共四个排，我分在一连四排。后来初中又陆续进校，共有八个连。
学校配备了大量木质训练刺杀用枪。物理、化学、生物课都被取消，代之以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课程。我们将之戏称“公鸡”“母鸡”。汉阳纸厂工宣队撤离，汉阳轧钢厂工宣队进驻，工人阶级继续领导学校“斗、批、改”，贯彻“五七指示”，推动“复课闹革命”。
当时学校的教学主线，是按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的要求，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为此，学校在我们上高中的第一学期，就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由学校排演《东方红》的总指挥许瑶卿老师负责，能写能画的师生都集中在东门老楼的一楼腾开的三间大教室展厅。我和张宪华、魏光焰等同学被选拔出来参加办展。
2010年4月2日，许瑶卿在日本京都岚山瞻仰周恩来诗碑时留影
说到许瑶卿老师，三中无人不知，就连老三届的两派学长都“服他的周”（佩服他）。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他样样精通，学校排演《东方红》和校宣传队的总指挥是他，学校毛主席巨幅油画的绘制是他，学校活动拍照、冲印、放大摄影作品是他。这位从小在显正街朗星巷长大的才子老师，文章、书法、小提琴、足球样样行，在华师读大学时就崭露头角。
许老师身材中等，五官棱角分明，黑发飘逸后飞，阳刚中散发一些俊秀，帅气中带有一抹温柔。总是习惯双唇轻抿，双眸沉思，双眉微锁，两个鼻孔也会随情绪变化发出大小不同的哼哼声。指挥乐队时这些丰富的表情又随那根银色的指挥棒起伏变换，潇洒自信。
师生们日夜加班，版式、文字、插图、照片，分工合作。我创作了几张学校师生学工学农、战天斗地的插图，就被许老师那挑剔的目光盯上了，这一盯上，开始了一个在三中师生和朋友中流传的，50年还在延续的师生故事。
虽然是教育革命展览，可许老师从来不跟我们讲“革命”，而讲的是光线、色彩、布局。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他讲的“灰色理论”。在一个泛滥着“红海洋”，突出政治的年代，他敢跟你讲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他说绘画、摄影中最丰富的是灰色，最难表现的也是灰色，灰和黑白是世间万物的总和。老师知道我们不会告发他，他很懂自己盯上看中的学生。我绘画、书法、摄影的启蒙来自于小学，提高于三中，是许老师又助我攀登上一块新高地。
同学郑开顺也参与自制了一台土照片放大机，我们用它完成了展览的全部照片。用照相机的镜头当照片放大机镜头，机身上下滑动决定相片大小，镜头左右转动调整焦距清晰。暗室布置在教室里，借助夜晚的黑暗曝光显影。暗室的黑暗和红色工作灯，常常会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激情和诗意，一种开阔的创意和想象，也不惧困倦，经常赶制照片通宵达旦。我后来又被招进校篮球队，因常常不能参加早训练，受到批评，当时也不知道请许老师与分管男篮的祁再元老师协调一下。
展览后，许老师就火线把我和张宪华提拔为校宣传组成员，我们于是成为同学们羡慕的许老师的得意门生。两人在高中期间负责进校大门侧面24张纸的专栏，跟着许老师画画、写字、拍照，又被同学们议论为他的“哼哈二将”。
高中期间教我们文化课的老师也都是才高八斗、通才硕学。
夏述焕老师教我们“工业基础”中的物理部分，他那时年轻，像个邻家大哥，随和宽厚，淡定平和。讲起课来满腹经纶，触类旁通，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通俗易懂的事例，把生硬难懂的物理讲得学生易懂爱听。他告诉我们：“物理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说：“'鼓子’（钢精锅）不要太讲究卫生，反复擦，反复擦，'鼓子’的壁就薄了，反而寿命短。”他的一节课内容刚讲完，解答一下学生的问题，下课铃就响了，每堂课都这样干净利落！
后来弟弟建伟、妹妹建美都分别成为他的学生，夏老师告诉我，他们的成绩都很好。我那时很遗憾，只学了点“公鸡”（工业基础）的皮毛。
何兴楚老师教我们数学，讲课幽默风趣，深入浅出，能随同学们的心理变化，用通俗事例论证。他讲到递进关系时，随口就会举例说明：“你红哨兵都没入，还想入团。”他强调数学思维的灵活，就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说：“1234567 是什么？烦死了是壹贰叁肆伍陆柒，美极了是哆唻咪发唆拉希。”
陶宏宽老师教我们语文，他像个“五四”时代青年，冬天系一条蓝色长围巾，一头搭在胸前，一头甩在背后。多几个女生围着他问点题，有时都会脸红。他是位很纯粹、很文艺的老师。他讲课激情四射，感染力极强，妙语连珠中闪现思想火花，绘声绘色里蕴含智慧光芒。
离校十多年后我还听说，陶老师语文讲得越来越精彩，学生们都喜欢听。学校那些会抓题、猜题、研究各种考试技巧的老师只研究解决学生的分数，而陶老师那种教学生发现美的眼光、陶冶美的情操、除了知识还有诗和远方的教学，与高考的应试教育有点冲突。其实真正影响人一生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高考的重点。我们需要传授知识的老师，更需要像陶老师那样，既传授知识，更能通过语文的听说读写传输给学生中国精深的人文精神，用美的雨露滋润我们心田的老师。
王明毅老师不知是教哪一门课的，学校体育运动会检录总见到他不高而灵活的身影，他不到一分钟，就会把多只码表测出的结果汇总到司令台。他还有一顿饭吃八两“王八两”的雅号。早上总是拿着个不新的小“鼓子”（钢精锅）买过早的，总用一辆旧自行车，送他那蛮小的儿子上幼儿园。他才思敏捷，精通五国语言，这个班的学生情况，他用英语做笔记，那个班用俄语，还有个班用拉丁文。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这位昔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大才子，原来在武汉三中蛰伏了这么多年。他被速调北京，马上任了一个比他领导的领导还大的官，一下升为司局级，任中央司法部、联合国等机构法律顾问，还在联合国大会上用英语发言，为中国妇女维权。
肖秀仕老师与三中体操队队员在双杠上造型，左边双杠倒立的是肖秀仕
肖秀仕老师教体育，他的体操教学成为学校的传统特色项目。1960年代初，学校逢运动会，都会请省、市队表演。军号声、锣鼓声、呐喊声传到街上，我们站在三槐岭，趴在三中院墙上看得好高兴。体操队的学生抽到省队的不少。学长叶汉思任中国体育运动技术协会副主席，曾培养技巧世界冠军 6 人，在全国重大比赛中获金牌百余枚。肖老师住晴川巷那片红房子中，1980 年代初，比较早地购了一台 9 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学生和街坊挤满他那间小房，他和夫人伍老师总是不厌其烦，把业余的时间也奉献给学生了。
还有杨秀春、周琪、邬冬生、郑懋业、张克壮、王光中、陈志清、骆寿延、王茂才、杨祥驹、袁修柏、祁再元、陈伟生、王培灵等老师教过我们，王红、李盛友、范建国、王活飞、李正鑫、章大勋、董柏华等老师，也带过我们的课和班级活动，这些老师们都使我们终生难忘。
他们是继1950年代三中名师群体之后的名师队伍，保持着做贤人型、学人型、哲人型三中教师队伍的传统。他们是这块高地上的园丁，辛勤耕耘，播种理想、文明、智慧、力量，使高地满园桃李，大树参天。他们是高地上的台阶，甘当人梯，承载着学子一步步踏实地向上攀登，是学子攀登中相搀的巨手、前进中指路的明灯。是他们，构筑起这块高地的荣光和尊严。
在校时，就有住显正街的学子成为全国理科状元，还有学子打破全国短跑少年纪录，获全国学运会女子百米冠军……走出三中的学子，在党政机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工业农业、经济商贸、教育体育、新闻出版、医药卫生等界别都大显身手。
2005年，我与时任三中校长杨吉芳、副校长何兴楚到重庆拜访老学长，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程贻举先生。又在武昌拜访了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宏树先生。后分别陪他们回母校，三中老校址已是一幢幢新楼。近几年，出了多名省、市文理科状元，高考重点大学升学率居武汉前五位。当年的水杉已长成参天大树，与新植的花木一起，生机蓬勃，满园春晖。
2005年三中百年校庆时，程贻举先生和曾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吴玉梅女士那一届老学长，送了尊温润、坚硬的磐石给学校，请我书写“百年树人”四字，现存校大门口草坪。
2018 年，我陪程贻举先生再度回校时，三中建于四新地区规模宏大的现代化新校区已经落成。老校区仍是三中分校，更名“晴川中学”，“晴川”二字，经三百年风雨后，又回到了老校园。而“晴川书院”文脉，还在校园内延续，它源远流长，泽润着一代代的学子，桃李芬芳，英才辈出。
我们毕业后，许瑶卿老师不久也调离三中，曾任武汉杂技团副团长、武汉电视台副台长。张宪华成为汉商集团董事长。我与张宪华持续搭档50年，从1966年开始，我们就一路画下来，从画刊头到画蓝图——汉商银座、汉商21购物中心、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我们感恩遇到这些好老师，又有幸遇到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带领汉商干部员工把一家59万资产、年销售额2000万元的区属商场，发展成年销售额50多亿，市值50多亿，集零售业、会展业、商业地产业等于一体的大型商业集团，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中国服务业500强，省、市100强企业。
彭瑞儒、陶宏宽老师，后来一直是三中高考的把关老师，周治良老师后调家乡重点中学随州一中任校长，杨秀春、夏述焕老师也分别担任过三中校长，邬冬生、何兴楚老师担任过三中副校长。我有幸在离开学校的 40 多年间能得到他们，包括后来曾任区政协主席的王红老师，上篇提到的韩德荣校长、苏圣佑书记，以及后来调入三中的校领导的关心、支持、帮助。我还常能得到夏述焕、邬冬生、何兴楚、许瑶卿、陶宏宽、杨祥驹、唐柔明等老师面授珠玑。
我作为显正街这块高地上的一名终生学子，不断吸收着这块高地的养分、温暖和气息。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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