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经多方寻租，我家住进维安里7号。这一年，我父亲刚转业，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和汉口众多里份的房屋一样，维安里7号也是石库门样式。关于石库门称谓，据说最初出自宁波，后传至上海，被一路发扬光大，终于推广为全国此种建筑模式的统一称呼。
其实单个的石库门住宅，不过是浓缩了的江南四合院格局，简洁明快温柔亲切。石库门一般多为两层楼房，中间堂屋，边上前后厢房，后置厨房，楼上楼下格局雷同，共同围抱一处天井。
作者摄于维安里7号楼上
我家住楼上堂屋围隔成的房间，14平米多一点。开初，一家三口放两张床，之后妹妹弟弟相继出生，摆三张床。余下的位置，放了三样家具：吃饭的桌子，放衣服的五斗柜，塞杂物的双门柜。其拥挤憋屈到何种程度，今日无法想象。
房东姓孙，一家三口住楼下两间厢房，比租客们住得宽敞。后来几年，孙家处境日渐窘迫，为开源节流，孙家退缩一隅，无奈将后面的一间厢房出租。房东老俩口，老头身躯瘦小，面相精明，平日少与人言语，尤其不喜小孩玩闹。传说，老头旧社会开过金号当过老板。老太太同样清瘦，却总是面呈微笑，举手投足有大户人家气派。
一个在家的儿子，身材粗壮，高大威武，鼻上架一框眼镜，却是一副赳赳武夫形状，其时，高中将要毕业，正张罗报考大学。房东老头知其姓不知其名。倒是他儿子的名字，至今没有忘记，叫孙家润。另外还有个小名叫“鸭弟”，这小名古怪搞笑，因为武汉方言中，“鸭弟”又称“雀雀”，乃男性生殖器别称也。如此称呼，徒唤奈何，好在民间有种通俗说法，称名贱好养。
印象中，孙家润气质霸道，并不把父母的管教约束放在眼里，叛逆味十足。但这个孙家润又是一典型学霸，首次高考即榜上有名，因不屑专业为纺织系，放弃录取他的大学不去，自行在家复读。一年后，终于一举中的心仪专业，高高兴兴去了重庆，据说后来留在重庆那所大学当了教师。我妹妹后还听说，文革后期，孙家润从重庆调回武汉，娶了个妻子叫卢金玉，一个武汉姑娘，长得蛮漂亮。
除了孙家润，孙家还有两个不常回家的儿子，孙家润不过是家中老三。一个大儿子出自孙老头前妻（有人又说是原来的“大房”），一家人住花楼街顶头的一个里份里，家中有个男孩，常和他父亲来七号看他爷爷，天长日久与我混成了朋友。
老二孙家煌与孙家润一母所生，但身材消瘦，文质彬彬，相貌俊美，气质与壮硕的孙家润大相径庭。只是这个老二，脸色阴沉，寡言少语，似乎与七号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每逢回家，总是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老二在财政局工作，单身时很少归家，婚后双亲亡故，曾回到七号居留过少许日子，不久，与单位同事对调住房，匆忙搬出七号，从此再也没见他回来过。
老二成家时，人过中年，曾引起邻居闲话。老二最后果断从维安里迁出，不知是对邻居们的议论有所察觉，还是早就不喜欢维安里这块地方。老二的爱人是个纱厂女工，人生得丰满端庄，话语虽少，但待人温和，在气质上与老二的忧郁沉闷天差地别。
我家刚进七号时，一楼堂屋住了个“跑船”的家属，一个外号叫“疯子”的中年妇女。这女人热情豪爽，好管闲事，喜欢张罗，整日风风火火，我们都叫她“疯子伯伯”，她听到也不在意。不过，邻居多年，大家从未见过“疯子”的老公，不知他身在何处，在还是不在。
不久，“疯子”搬家迁走，楼下堂屋住进一对年长夫妻。男人精瘦，面容尖削，状似老头，也在长航“跑船”，听说还是个船长或是大副。女的姓雷，长得富态，一副弥勒佛模样，整日笑容满面，我们叫她“雷伯伯”。一般而言，“跑船”的人总是待在水上的时间多，回到地上的日子少。船长老头休假在家时，除了靠坐在藤椅上喝茶，就是找我们几个小孩下棋。尽管棋盘对面坐的是小孩，老头的棋却下得认真，赢了神气活现，输了神色沮丧。此时，若碰着“雷伯伯”啰嗦几句，他还会无端地发点脾气。
“雷伯伯”纯粹一家庭妇女，家务理得清爽，菜炒得有看相，屋子收拾得灵醒。天晴无风不冷的时候，她家堂屋对着天井的几扇门总是大开，看楼上的一群小孩，在自家的厅堂直穿横行，“雷伯伯”从不呵叱阻止，总是笑咪咪地看着我们欢快地跑来跑去。“船长”跑船的时候，“雷伯伯”多半日子，总是倚着一张竹椅独坐，偶尔透过敞开的堂屋看到她的面容，含蓄安详，一副悟透人生的样子，似乎并不寂寞。
与邻里交往，“雷伯伯”并不多话，一旦开口，分寸和道理自在其中。一次，她与人闲谈，说：“里波的女朋友长得好看”，我无意拣得一耳朵，高兴了好久。
房东让出的一间厢房，前后住过两户人家，两家男人都是跑船的。其时家在汉口，见过在长江上跑船或在长航工作的人如过江之鲫，几人闲聊，说起家中有人在长航工作，得意自豪之情自不待言。住进七号的这两家人，因是“跑船”圈中人，估计是“疯子伯伯”或“雷伯伯”牵线介绍过来。
先住进来的一家三口，夫妻二人带一个儿子。儿子长我几岁，正上高中，体格健壮，冬天敢在天井里放一盆冷水搓澡。高中没毕业，儿子参军入伍，居委会来家中贴喜报放鞭，让我们一群孩子好生羡慕。20多年后的1982年，我和这位小时仰慕的小哥哥，在武汉市机械局电大班不期邂逅，两个人站在一起，我比他高了不止半个头。同学之后，才知道他叫张淑渝。其时，他一眼认出了我，我回忆了半天，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维安里七号那个敢在冬天洗冷水澡的小哥哥啊。
后来租住厢房的那一家，夫妻二人，无儿无女。女主人姓段，我们叫她段伯伯，对人也还和蔼可亲。男人姓刘，生得粗壮，满脸络腮胡须，面相凶猛。这男人常年在汉江上跑驳船，活路辛苦，下船回家，终日瞌睡，听不得吵闹，碰到楼上的一群孩童上下楼跑动，耐不得烦时，会亮起嗓子吼两声。
比起楼下的人丁稀疏，楼上的三户，家家人口饱满。我家五口，父亲母亲妹妹弟弟和我，另两家，一家六人，一家七位。
楼上住前厢房的一家，男主人叫张义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一所小学当校长。张校长平日进门出门上楼下楼，罔顾左右，不苟言笑，一副威猛庄重姿态。女主人叫宋惠清，当年与我母亲同在洪益巷小学教书，当过教导主任。我读四年级时，宋主任代过我班一堂地理课，照本宣科的场景，至今都记得清楚。在维安里七号，宋主任也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上班下班，来去匆匆，走路脚重，会把楼板踏得咚咚作响。
张校长五个孩子，三女二男，长女长男二妹三妹的名字我都记得，分别叫传芳、传鹏、传芬、传英，惟独二弟的名字忘了。最小的那个妹妹，先天智障，由孩子的姥姥看管。宋主任的母亲，也是教师出身，常来维安里七号走动，见人都会客气寒喧，主动打招呼。有一次我看见她停下来与母亲攀谈，口气熟络，好像知根知底。
张校长有一个叫童大毛的侄子，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算起来，他家应住着8个人。他们住的前厢房，我进去过几次，面积比我家稍大一点，也是除了几张床铺之外，家具寥寥无几。那时，童大毛已在读中学，人长树大，如果一人占有一床，其他几个孩子晚上往哪儿挤？
不过，那时维安里人家，无论人丁多寡，一户一室，家家如此，即使身为房东，亦无例外。譬如，七号房东原住前后两厢房，后厢房出租后，一家三口就龟缩到前头一间。隔壁八号房东，家大口阔，住两间厢房本就不宽裕，又将另一间租出，自家八九口人在前厢房挤成一团。人多屋小，白天大人上班小孩上学，尚可将就，晚间睡觉，满屋是人，无处支床，只得打地铺将就。
我家五人，算是中度拥挤，父母一张大床，妹妹一张竹床，天热正好，天冷竹床上就得多加两床棉絮。我和弟弟挤一张铺板，白天拆一扇免得磕碰了饭床桌，晚上挪动桌子，再将拆掉的铺板加宽。
那时，最喜欢夏天，没有小家仄屋的拘束，扛一张竹床，往巷子里和大街上一放，管他灯火闪烁人声喧嚣车来车往，只管伸开腿脚，一觉睡到晨星寥落天色放亮。睡觉的愁烦，深入骨髓，临到考高中，净盯着可以住读的学校不眨眼，最后考上离市区老远的十二中，终于找到了可以搁下自己身躯的一张床铺。从此，除了周日回家蹭饭，再也没回家睡过那张需要每日拆卸的铺板了。
楼上后厢房，住着另一家六口，夫妻二人四个子女，男主人也姓张，名叫张家昌，我们叫他张伯伯，女主人沈阿翠，我们喊她张妈妈。夫妻二人老家宁波，也是那时武汉人叫的“下江”人。四个孩子，二男二女，顺序称呼为：汉清、惠琴、汉勤、玉琴，还记得其中两个人的小名，惠清叫妹妹，汉勤叫毛毛。
旧时，江浙人逆江而上到武汉落脚谋生，做裁缝的不少，恰巧张伯伯就是个裁缝。他所在的那家裁缝店在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处，名叫“首家”，因西装做得讲究，是当年汉口大牌的服装店。其时，张伯伯为八级裁缝，算是这个店里的顶级师傅。做学生时，有一回，张伯伯在家里给我量好尺寸，为我定做了一套“学生蓝”制服。做好后穿上，果然合身得不得了，小心翼翼地穿了好多年。可惜那个年代不时兴西装，没看到张伯伯的看家本事。
那个年代，日子过得单调贫乏，男人的嗜好不过烟酒茶，我父亲抽烟喝茶，从不喝酒，张伯伯偶尔小酌两杯，自在心情大好时，或张妈妈炒了好菜的时候。下江人钟爱绍兴酒，张伯伯饶是如此，有时，两杯绍兴下肚，微醺脸红，也会摇头晃脑哼两句谁也听不懂的戏文，与平日稳重收敛少言寡语的状态判若两人。
后来，八级裁缝张伯伯竟然当了“首家”的经理，让我吃惊不小，心想要做到这种单位的一把手，该是需要何等样的权谋和城府呵。张妈妈初时为家庭妇女，持家精打细算，烧的下江菜，常让我们垂涎欲滴。那几年，我们家仿效张家，不知道吃了几多螃蟹和海鲜，但醉炒螺蛳，却始终没学会。张妈妈嗓门响亮，说话声大，好话坏话都不会曲折隐讳，有时会让听者一时哽噎呛到。几年后，张妈妈忽然也有了工作，就在张伯伯的“首家”食堂帮厨做饭，直到退休。
六十年代初，与孙家老二调房的，是他财政局的同事小王，小王和他的爱人小严住进七号时，刚刚新婚。之后生下二女一子，算是美满家庭。小王为人谦和待人客气，见了楼上楼下邻居，都会停下来打个招呼，尤其喜欢孩子。我那时刚上初中，不过十三、四岁年纪，但他每与我碰面，总会停下脚步攀谈几句，且从不戏言敷衍，态度之认真如同对面是一位成人。
那时自行车稀罕，恰好小王有辆每日骑行上下班的自行车。那时，我学骑自行车正在半生不熟之际，瘾头正足，每天只要小王的自行车归家，我都会推上街溜达一圈，每回借车，从未见小王迟疑，总是笑容满面地为我找钥匙。有年除夕深夜，我借小王自行车远行踏过长江大桥，下坡时带刹太急，连人带车翻了一个跟头，回家后，小王只问我摔伤没有，并不看自行车有没有损坏。
小王爱人小严，比小王矜持内敛，但并非一副拒人千里面相。小严在江汉区商业局工作，当年我妹妹面临中学毕业分配，在安排工作单位时，小严出面帮了大忙。小严后来官至江汉区商业局副局长，但逢到邻居求助，从未拒绝。
小王二女一子都为单名，名称为王进、王飞、王跃，子女聪明伶俐，读书用功，皆一帆风顺升至大学。正在七十年代，小严职务上升迅速，住房条件得以改善，分到新居。搬出维安里七号那天，小王一家与邻居惺惺惜别，彼此之间还有点依依不舍。
现在，我弟妹与小王子女一直有联系，因此，我知道小王退休时，已是审计局纪委书记，长女王进在海关供职，二女王飞在省教育厅工作。我弟弟告诉我，前些年为女儿上大学事情，还找过王飞。其实，小王的大名我早就知道，叫王增福，倒是他爱人小严的名字，是朋友的朋友圈中有人看了这篇帖文后告诉我的，叫严元梅。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民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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