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经多方寻租,我家住进维安里7号。这一年,我父亲刚转业,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和汉口众多里份的房屋一样,维安里7号也是石库门样式。关于石库门称谓,据说最初出自宁波,后传至上海,被一路发扬光大,终于推广为全国此种建筑模式的统一称呼。
其实单个的石库门住宅,不过是浓缩了的江南四合院格局,简洁明快温柔亲切。石库门一般多为两层楼房,中间堂屋,边上前后厢房,后置厨房,楼上楼下格局雷同,共同围抱一处天井。
作者摄于维安里7号楼上
我家住楼上堂屋围隔成的房间,14平米多一点。开初,一家三口放两张床,之后妹妹弟弟相继出生,摆三张床。余下的位置,放了三样家具:吃饭的桌子,放衣服的五斗柜,塞杂物的双门柜。其拥挤憋屈到何种程度,今日无法想象。
房东姓孙,一家三口住楼下两间厢房,比租客们住得宽敞。后来几年,孙家处境日渐窘迫,为开源节流,孙家退缩一隅,无奈将后面的一间厢房出租。房东老俩口,老头身躯瘦小,面相精明,平日少与人言语,尤其不喜小孩玩闹。传说,老头旧社会开过金号当过老板。老太太同样清瘦,却总是面呈微笑,举手投足有大户人家气派。
一个在家的儿子,身材粗壮,高大威武,鼻上架一框眼镜,却是一副赳赳武夫形状,其时,高中将要毕业,正张罗报考大学。房东老头知其姓不知其名。倒是他儿子的名字,至今没有忘记,叫孙家润。另外还有个小名叫“鸭弟”,这小名古怪搞笑,因为武汉方言中,“鸭弟”又称“雀雀”,乃男性生殖器别称也。如此称呼,徒唤奈何,好在民间有种通俗说法,称名贱好养。
印象中,孙家润气质霸道,并不把父母的管教约束放在眼里,叛逆味十足。但这个孙家润又是一典型学霸,首次高考即榜上有名,因不屑专业为纺织系,放弃录取他的大学不去,自行在家复读。一年后,终于一举中的心仪专业,高高兴兴去了重庆,据说后来留在重庆那所大学当了教师。我妹妹后还听说,文革后期,孙家润从重庆调回武汉,娶了个妻子叫卢金玉,一个武汉姑娘,长得蛮漂亮。
除了孙家润,孙家还有两个不常回家的儿子,孙家润不过是家中老三。一个大儿子出自孙老头前妻(有人又说是原来的“大房”),一家人住花楼街顶头的一个里份里,家中有个男孩,常和他父亲来七号看他爷爷,天长日久与我混成了朋友。
老二孙家煌与孙家润一母所生,但身材消瘦,文质彬彬,相貌俊美,气质与壮硕的孙家润大相径庭。只是这个老二,脸色阴沉,寡言少语,似乎与七号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每逢回家,总是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老二在财政局工作,单身时很少归家,婚后双亲亡故,曾回到七号居留过少许日子,不久,与单位同事对调住房,匆忙搬出七号,从此再也没见他回来过。
老二成家时,人过中年,曾引起邻居闲话。老二最后果断从维安里迁出,不知是对邻居们的议论有所察觉,还是早就不喜欢维安里这块地方。老二的爱人是个纱厂女工,人生得丰满端庄,话语虽少,但待人温和,在气质上与老二的忧郁沉闷天差地别。
我家刚进七号时,一楼堂屋住了个“跑船”的家属,一个外号叫“疯子”的中年妇女。这女人热情豪爽,好管闲事,喜欢张罗,整日风风火火,我们都叫她“疯子伯伯”,她听到也不在意。不过,邻居多年,大家从未见过“疯子”的老公,不知他身在何处,在还是不在。
不久,“疯子”搬家迁走,楼下堂屋住进一对年长夫妻。男人精瘦,面容尖削,状似老头,也在长航“跑船”,听说还是个船长或是大副。女的姓雷,长得富态,一副弥勒佛模样,整日笑容满面,我们叫她“雷伯伯”。一般而言,“跑船”的人总是待在水上的时间多,回到地上的日子少。船长老头休假在家时,除了靠坐在藤椅上喝茶,就是找我们几个小孩下棋。尽管棋盘对面坐的是小孩,老头的棋却下得认真,赢了神气活现,输了神色沮丧。此时,若碰着“雷伯伯”啰嗦几句,他还会无端地发点脾气。
“雷伯伯”纯粹一家庭妇女,家务理得清爽,菜炒得有看相,屋子收拾得灵醒。天晴无风不冷的时候,她家堂屋对着天井的几扇门总是大开,看楼上的一群小孩,在自家的厅堂直穿横行,“雷伯伯”从不呵叱阻止,总是笑咪咪地看着我们欢快地跑来跑去。“船长”跑船的时候,“雷伯伯”多半日子,总是倚着一张竹椅独坐,偶尔透过敞开的堂屋看到她的面容,含蓄安详,一副悟透人生的样子,似乎并不寂寞。
与邻里交往,“雷伯伯”并不多话,一旦开口,分寸和道理自在其中。一次,她与人闲谈,说:“里波的女朋友长得好看”,我无意拣得一耳朵,高兴了好久。
房东让出的一间厢房,前后住过两户人家,两家男人都是跑船的。其时家在汉口,见过在长江上跑船或在长航工作的人如过江之鲫,几人闲聊,说起家中有人在长航工作,得意自豪之情自不待言。住进七号的这两家人,因是“跑船”圈中人,估计是“疯子伯伯”或“雷伯伯”牵线介绍过来。
先住进来的一家三口,夫妻二人带一个儿子。儿子长我几岁,正上高中,体格健壮,冬天敢在天井里放一盆冷水搓澡。高中没毕业,儿子参军入伍,居委会来家中贴喜报放鞭,让我们一群孩子好生羡慕。20多年后的1982年,我和这位小时仰慕的小哥哥,在武汉市机械局电大班不期邂逅,两个人站在一起,我比他高了不止半个头。同学之后,才知道他叫张淑渝。其时,他一眼认出了我,我回忆了半天,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维安里七号那个敢在冬天洗冷水澡的小哥哥啊。
后来租住厢房的那一家,夫妻二人,无儿无女。女主人姓段,我们叫她段伯伯,对人也还和蔼可亲。男人姓刘,生得粗壮,满脸络腮胡须,面相凶猛。这男人常年在汉江上跑驳船,活路辛苦,下船回家,终日瞌睡,听不得吵闹,碰到楼上的一群孩童上下楼跑动,耐不得烦时,会亮起嗓子吼两声。
比起楼下的人丁稀疏,楼上的三户,家家人口饱满。我家五口,父亲母亲妹妹弟弟和我,另两家,一家六人,一家七位。
楼上住前厢房的一家,男主人叫张义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一所小学当校长。张校长平日进门出门上楼下楼,罔顾左右,不苟言笑,一副威猛庄重姿态。女主人叫宋惠清,当年与我母亲同在洪益巷小学教书,当过教导主任。我读四年级时,宋主任代过我班一堂地理课,照本宣科的场景,至今都记得清楚。在维安里七号,宋主任也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上班下班,来去匆匆,走路脚重,会把楼板踏得咚咚作响。
张校长五个孩子,三女二男,长女长男二妹三妹的名字我都记得,分别叫传芳、传鹏、传芬、传英,惟独二弟的名字忘了。最小的那个妹妹,先天智障,由孩子的姥姥看管。宋主任的母亲,也是教师出身,常来维安里七号走动,见人都会客气寒喧,主动打招呼。有一次我看见她停下来与母亲攀谈,口气熟络,好像知根知底。
张校长有一个叫童大毛的侄子,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算起来,他家应住着8个人。他们住的前厢房,我进去过几次,面积比我家稍大一点,也是除了几张床铺之外,家具寥寥无几。那时,童大毛已在读中学,人长树大,如果一人占有一床,其他几个孩子晚上往哪儿挤?
不过,那时维安里人家,无论人丁多寡,一户一室,家家如此,即使身为房东,亦无例外。譬如,七号房东原住前后两厢房,后厢房出租后,一家三口就龟缩到前头一间。隔壁八号房东,家大口阔,住两间厢房本就不宽裕,又将另一间租出,自家八九口人在前厢房挤成一团。人多屋小,白天大人上班小孩上学,尚可将就,晚间睡觉,满屋是人,无处支床,只得打地铺将就。
我家五人,算是中度拥挤,父母一张大床,妹妹一张竹床,天热正好,天冷竹床上就得多加两床棉絮。我和弟弟挤一张铺板,白天拆一扇免得磕碰了饭床桌,晚上挪动桌子,再将拆掉的铺板加宽。
那时,最喜欢夏天,没有小家仄屋的拘束,扛一张竹床,往巷子里和大街上一放,管他灯火闪烁人声喧嚣车来车往,只管伸开腿脚,一觉睡到晨星寥落天色放亮。睡觉的愁烦,深入骨髓,临到考高中,净盯着可以住读的学校不眨眼,最后考上离市区老远的十二中,终于找到了可以搁下自己身躯的一张床铺。从此,除了周日回家蹭饭,再也没回家睡过那张需要每日拆卸的铺板了。
楼上后厢房,住着另一家六口,夫妻二人四个子女,男主人也姓张,名叫张家昌,我们叫他张伯伯,女主人沈阿翠,我们喊她张妈妈。夫妻二人老家宁波,也是那时武汉人叫的“下江”人。四个孩子,二男二女,顺序称呼为:汉清、惠琴、汉勤、玉琴,还记得其中两个人的小名,惠清叫妹妹,汉勤叫毛毛。
旧时,江浙人逆江而上到武汉落脚谋生,做裁缝的不少,恰巧张伯伯就是个裁缝。他所在的那家裁缝店在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处,名叫“首家”,因西装做得讲究,是当年汉口大牌的服装店。其时,张伯伯为八级裁缝,算是这个店里的顶级师傅。做学生时,有一回,张伯伯在家里给我量好尺寸,为我定做了一套“学生蓝”制服。做好后穿上,果然合身得不得了,小心翼翼地穿了好多年。可惜那个年代不时兴西装,没看到张伯伯的看家本事。
那个年代,日子过得单调贫乏,男人的嗜好不过烟酒茶,我父亲抽烟喝茶,从不喝酒,张伯伯偶尔小酌两杯,自在心情大好时,或张妈妈炒了好菜的时候。下江人钟爱绍兴酒,张伯伯饶是如此,有时,两杯绍兴下肚,微醺脸红,也会摇头晃脑哼两句谁也听不懂的戏文,与平日稳重收敛少言寡语的状态判若两人。
后来,八级裁缝张伯伯竟然当了“首家”的经理,让我吃惊不小,心想要做到这种单位的一把手,该是需要何等样的权谋和城府呵。张妈妈初时为家庭妇女,持家精打细算,烧的下江菜,常让我们垂涎欲滴。那几年,我们家仿效张家,不知道吃了几多螃蟹和海鲜,但醉炒螺蛳,却始终没学会。张妈妈嗓门响亮,说话声大,好话坏话都不会曲折隐讳,有时会让听者一时哽噎呛到。几年后,张妈妈忽然也有了工作,就在张伯伯的“首家”食堂帮厨做饭,直到退休。
六十年代初,与孙家老二调房的,是他财政局的同事小王,小王和他的爱人小严住进七号时,刚刚新婚。之后生下二女一子,算是美满家庭。小王为人谦和待人客气,见了楼上楼下邻居,都会停下来打个招呼,尤其喜欢孩子。我那时刚上初中,不过十三、四岁年纪,但他每与我碰面,总会停下脚步攀谈几句,且从不戏言敷衍,态度之认真如同对面是一位成人。
那时自行车稀罕,恰好小王有辆每日骑行上下班的自行车。那时,我学骑自行车正在半生不熟之际,瘾头正足,每天只要小王的自行车归家,我都会推上街溜达一圈,每回借车,从未见小王迟疑,总是笑容满面地为我找钥匙。有年除夕深夜,我借小王自行车远行踏过长江大桥,下坡时带刹太急,连人带车翻了一个跟头,回家后,小王只问我摔伤没有,并不看自行车有没有损坏。
小王爱人小严,比小王矜持内敛,但并非一副拒人千里面相。小严在江汉区商业局工作,当年我妹妹面临中学毕业分配,在安排工作单位时,小严出面帮了大忙。小严后来官至江汉区商业局副局长,但逢到邻居求助,从未拒绝。
小王二女一子都为单名,名称为王进、王飞、王跃,子女聪明伶俐,读书用功,皆一帆风顺升至大学。正在七十年代,小严职务上升迅速,住房条件得以改善,分到新居。搬出维安里七号那天,小王一家与邻居惺惺惜别,彼此之间还有点依依不舍。
现在,我弟妹与小王子女一直有联系,因此,我知道小王退休时,已是审计局纪委书记,长女王进在海关供职,二女王飞在省教育厅工作。我弟弟告诉我,前些年为女儿上大学事情,还找过王飞。其实,小王的大名我早就知道,叫王增福,倒是他爱人小严的名字,是朋友的朋友圈中有人看了这篇帖文后告诉我的,叫严元梅。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民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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