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青年京剧团成立于1953年12月，持续到1969年底。该团创始成员皆由女性组成，活跃在武汉戏码头，深受观众喜爱，是武汉京剧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民众乐园
武汉解放后，汉口民众乐园有两个专业京剧团体长期驻场表演，一是武汉京剧团在“大舞台”（后更名为江夏剧院）演出，一是青年京剧团在二楼剧场演出。由于我国京剧界男女分班的规矩由来已久，男班称之“大京班”，女班称之“小京班”，而这一时期“大京班”指的是武汉京剧团，青年京剧团就被亲切称之“小京班”了。
目前，“小京班”成员大多离世，在世的几位也病痛缠身、记忆含混。2017年，一个机缘巧合，我们认识了曹文慧女士，初晓了这一段历史。曹文慧是青年京剧团首任团长、老生坤伶焦淑良的次女，也是该团并入武昌县京剧团时期的重要老旦演员，至今仍和丈夫、武生演员周友芳活跃于武汉京剧圈，在京剧票房担任艺术指导，从事京剧教学与推广工作。
由此，我们运用口述研究方法，对曹文慧、曹文敏（焦淑良三女）、周友芳，创始成员张明霞、胡文珠，后任团长宋庆生、副团长卜玉兰等知情人，进行深度抢救访谈，为武汉京剧史积累口述史料，填补这一具有重要价值课题的研究空白（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2019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武汉青年京剧团(1954—1970)的历史记忆挖掘与研究（19G030）结题成果）。
此处中心百货为银都旧址，50年代上书“银都”。关耳摄
银都茶园“髦儿戏”
清末民初，汉口的戏曲演出形式逐渐演变成“茶园戏院”。1899年，大智门外的如寿里出现了第一家茶园——丹桂茶园演出京剧。
1903年，后城马路与歆生路（今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出现了一座群仙茶园，1907年改称怡园，是最早的京剧坤班演出场所。那时，京剧演员男女不许同台，坤班来汉只能在特定的几个茶园演出。坤伶地位低、受歧视，演出的戏被称之“髦儿戏”，多少带有轻蔑的意味。
本来，京剧要在汉口“打码头”，没有过人的真本事是很难立足的，坤班更是难上加难。但“髦儿戏”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如老生孟小冬就在汉口连演三个月，花脸云中雷在老圃茶园唱戏“声震如雷”，因而有着良好的戏迷基础。她们的招式不输须眉，又很少摆谱，更有亲和力，更受武汉人的追捧。怡园之外，后城马路北京街（今中山大道北京路）附近的“新民”等几家茶园均有坤班专门演出。
坤伶多是苦出身，青年京剧团首任团长焦淑良生于1934年，身世悲凉。战乱年代，为躲避日军轰炸汉口，她随家人沿长江逃难至重庆万县，途中走失，由一张姓木匠家庭短暂收留，但因其没有抚养能力，最终被转卖至长江上一户焦姓跑船人家，名字也为焦姓人家所起。
焦淑良十二三岁初识京剧，教戏先生是跑船途中遇到的一个琴师票友，以学习马派老生唱腔为主，唱得最多的便是马派经典《甘露寺》《法门寺》《三娘教子》的唱段。1949年解放，焦姓人家结束漂泊生活定居武汉，住在民众乐园附近的后花楼街。焦淑良参加了政府主办的识字班，才有机会学写字、学文化。
武汉市青年京剧团1963年巡演节目
青年京剧团的女演员出身大多如此，其中孤儿很多，均未进过正规科班，以“家学”为主。为了生计，她们学会一些唱段后，便去茶园慢慢磨炼，直至小有名气。解放初期，这些女演员慢慢聚集起来，在江汉路与江汉二路交汇处（今武汉中心百货商店旁）的银都茶楼固定演出。
银都茶楼起初并非京剧演出场所，解放前是舞厅，解放后逐渐成为京剧茶楼。一些女演员因扮相儒雅、演技熟练、唱腔地道而迅速蹿红，她们分别是马派老生焦淑良、杨派老生周韵琪、武生汤筱华、小生廖明珠、青衣张明霞、铜锤花脸胡文珠、花旦郑美君、小花脸李少芬，名噪一时。
1950年代初，这8位名角以女扮男装的特色，在京剧界占了一席之地。据老戏迷和老街坊回忆，银都茶楼的老板专门请了一位教戏先生训练她们，以“唱”“念”为主，主要满足茶客吃茶点戏的需求，故多是唱折子戏，整本演出几乎没有。
这一时期，女演员的收入方式和解放前类似，拿包银，拿赏钱。茶客点戏最多、包银最多的当属铜锤花脸胡文珠、马派老生焦淑良、杨派老生周韵琪和大青衣张明霞了。在北京、上海京剧坤班走向没落之际，武汉这个京剧坤班异军突起，成为我国京剧史上诞生较晚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京剧坤班。
民众乐园“小京班”
解放初，武汉较为有影响的戏曲剧场共有15个。1951年1月，武汉市戏曲改进协会成立，下设京、汉、楚、评、豫、越等分会。1951年5月，根据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推进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中心的“三改”工作，由周信芳任总团长的中南京剧工作团，将武汉的京剧事业再一次推向巅峰。1952年，因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中南京剧工作团划归武汉市文化局管理，改名为武汉市京剧院，从此开启了民众乐园改革的序幕。
在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冈的领导组织下，武汉戏曲曲艺演出团体陆续组建，民众乐园形成了京、汉、楚、评、豫、越六大剧种齐备的戏曲演出场所。随着私营剧场公有化的推进，银都茶园于1953年12月完成公有制改造，定名武汉市青年京剧团，整体迁入民众乐园，演出场所定于二楼靠中山大道一侧。与其他驻场演出团体略有不同，青年京剧团经营“自负盈亏”，采用与民众乐园折账的方式，规定了茶钱的标准，所有演职人员实行薪金制。
青年京剧团阵容初具规模，宋庆生等回忆整理了一份难得的名单：
主要演员:焦淑良（老生）、周韵琪（老生）、汤筱华（武生）、廖明珠（小生）、张明霞（青衣）、胡文珠（铜锤花脸）、郑美君（花旦）、李少芬（小花脸）、王蔷（龙套）
其他演员:卜玉兰（老生）、李韵虹（老生）、李惠芳（青衣）、胡美玉（花旦）、马玲玲（花旦）、王玉萍（武旦）、范云奎（花脸）、陈慧平（花脸）、李少芳（花脸）、龚寿华（小生）、伍巧云（老旦）、郑丽君（老旦）、范秋雯（青衣）、张婉秋（彩旦）、陈丽珍（小生）、王美英（小花脸）、陆翠英（老生）、曾琴芬（龙套）
乐队：马炳泉（司鼓）、张瑞庭（司鼓）、憨广兴（大锣）、王先汉（钹）、赵鸿全（京胡）、陈雪朋（二胡、月琴）、王秋生（三弦）、朱连甫（京胡）、管式达（大锣）
工作人员：许连生（大衣箱）、徐万高（二衣箱）、姚老三（三衣箱）、李文钊（刀枪、把子）、李会中（灯光布景）、顾树堂（会计）、沈文鼎（出纳、字幕）等。
此时，青年京剧团组成了第一届领导班子，团长焦淑良，副团长周韵琪、汤筱华和王蔷，焦淑良年仅19岁。至此，二楼剧场挂上了剧团8位头牌的16张大海报（每人各一张戏装剧照与生活照），来往观众时常驻足谈论：这剧照真的是女同志吗？16张大海报成为“小京班”的名片，无论是驻场演出还是外出巡演，都成为吸引观众捧场的重要宣传手段。8位主演更在戏迷的心中扎下了根，去民众乐园听“小京班”的戏愈发成为乐事。
青年京剧团由民众乐园演出公司负责运营，每月分得固定收入3200元，几年后上涨到4000元。因效益出色，全团40多名职工的工资是相当可观的，其中小生廖明珠最高为每月68.5元，其余主角均在60元以上。
从左至右：前排李少芬、廖明珠、汤筱华，伍巧云、焦淑良、胡美玉、曾琴芬、陈雪朋，后排陈惠平、范秋雯、卜玉兰、龚寿华、范云奎等。
摄于武汉东湖
据老戏迷回忆，“小京班”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场戏，演出很敬业，非常受欢迎。剧场常常坐得满满当当，想要个好位子必须提前占座儿，一些熟悉的观众会偷偷塞些糖果给演员的孩子帮忙占座，若是碰上她们的拿手戏，走道上都站满了人，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当家青衣张明霞回忆说：我最喜欢听焦淑良团长和铜锤花脸胡文珠的唱。我进团时十七八岁，焦团长只比我大一岁，既是管理者又是主演，非常不容易。在我的记忆中，团里非常忙，每天都是不停地排戏、搭戏、赶戏。我们团1953年12月一成立，就开始准备元旦演出，忙完元旦又忙春节，一场接着一场，红红火火的。每次终场都有观众舍不得走，好多拉着剧院经理或服务员的手：“请你一定真实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男同志唱的？这声音怎么可能是女同志唱的？”经理总是耐心回答：“舞台上确实没有男同志，台下的工作人员倒有男同志。”说完哈哈大笑。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总是感到满满的欣慰。
民众乐园介绍青年京剧团的戏报很多，以第138期为例，除封面外还有整整四版。日戏夜戏连轴转，折子戏全本戏都能演，多是看家戏，三国、红娘、杨家将三大系列最受欢迎。女须生、女花脸与男旦类似，有着程式化的舞台语汇，通过自身别具一格的表演风格，争取到大批戏迷的青睐。
青年京剧团每年都要去外地巡回演出，起初由市文化局或民众乐园安排，由于观众反应热烈而多了起来。巡演途中，陆续自行接一些演出，依靠长江这一黄金水道跑“水码头”，上至荆州、宜昌，下至长沙、岳阳，转战九江、南昌、铜陵、芜湖，“小京班”名气越来越大。
后期担任团长的琴师宋庆生回忆：剧团坚持跑大码头赚名气，跑中小码头提高收入，一个月有八九千块的进账。每年在外演出的时间有五六个月之多，快乐又辛苦。女演员舞台上神采飞扬，转场路上拖儿带女，常有背上捆着没有断奶的孩子，照样抬衣箱、扛道具四处奔忙。
现代戏挑战““女扮男”
论传统的做工与唱工，“小京班”大多演员无论本工、应工演来得心应手，各种角色也栩栩如生，但在武戏方面就力不从心了，即使戏中遇到相关情节也只能掐头去尾改掉。张明霞回忆，若武汉京剧团在四楼贴出拿手好戏《大闹天宫》的海报，我们二楼就可以放假休息了，因为观众肯定上楼看热闹去了。
1963年，对青年京剧团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从武汉戏校分来了14名学员，尤其有武生唐幼麟、童康麟等8名男学员，开始上演《十字坡》《三岔口》等精短剧目，武戏也有些看头了。
演员阵容的壮大，使青年京剧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据宋庆生回忆：新成员都是科班出身，功底是好的，整个剧团的演出更具专业化。1963—1964年期间，接到外地的演出邀请无数，尤其是1963年创下了巡演8个月的记录，我背着胡琴随剧团全国到处跑。最值得自豪的是1964年在安徽铜陵，与杨秋玲老师的中国京剧四团相遇“打对台”，剧目同为《杨门女将》（中国京剧四团原创），可当天他们只卖出9张票，我们卖到满场，最终四团把卖出的票退了，杨秋玲亲自来看我们的演出。
进入1960年代，戏曲界倡导“三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从民众乐园的戏报可以看到，1964年3月11日至3月20日，青年京剧团上演的剧目，以《春草闯堂》《包公智斩鲁斋郎》《赤桑镇》《望江亭》等传统戏为主，也出现了《江姐》《芦荡火种》等现代戏。国庆期间，全是现代戏——《革命自有后来人》《两个队长·送肥记》《红色联络站》。到1965年，演出已完全没有传统戏了，当年4月的戏单上是《江姐》《党的女儿》《红管家》等。
京剧坤班饰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一套传承下来的表演程式，可谓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是，用坤角塑造现代人物，尤其是男性英雄人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个年代的女性较少剪短发，更没有人剃光头，女演员只能将一头秀发塞进头套里，试图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戏坤角演出形式——这是“小京班”在生存与发展中的艰难选择。
“文革”开始不久，“女扮男”难以为继，加之民众乐园歇业，境遇每况愈下。1970年元月，青年京剧团大部分演员下放至武昌县（今江夏区），与武昌县楚剧团合并组建新的武昌县京剧团，宋庆生任团长。这个中国最后的京剧坤班，就这样结束了历史使命。
1980年代 ，市文化局有恢复青年京剧团的想法，组织原主要演员汇演，赢得了老戏迷的热烈反响。但由于全国京剧出现下滑之势，武汉又有武汉市京剧团和湖北省京剧院两个专业团体，本地市场过于饱和，最终未能重建。
从左至右，前排：京剧名家许连生，后排廖明珠，李少芬，焦淑良
武汉市青年京剧团这个京剧坤班，与武汉的码头文化、戏曲茶园文化、城市音乐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汉派京剧”的创造者之一。本文首次梳理了其发展历程，初步还原它打下的文化烙印，希望能抛砖引玉，触发对武汉戏码头及坤伶相关历史记忆的进一步挖掘。
作者：龚宝珣，江汉大学音乐学院讲师；胡萍，江汉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