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回母亲
母亲1929年生人，出生地武汉。母亲幼年丧父，姐妹俩人被外婆拉扯长大，很多年靠亲戚接济，日子过得苦涩艰辛。
母亲一辈子教书，教过书的学校有好几个，建国前在汉阳教书，在汉阳六小待过，在汉阳八小也待过。后来迁居到汉口，任教的学校有洪益巷小学（原先叫二十三小），花楼街小学，水塔小学。母亲三十几岁时，当校长，后来还当过几个小学的联合支部书记。
1972年，我母亲在维安里七号家中留影
退休后，母亲几乎足不出户。直到八十多岁时，每年都会有一些老同事来看她。很多人都是约好一起来的。来了，一起吃一顿饭，有时还会凑一桌麻将。记得那时，我母亲早已没有力气下厨了，都是我妹妹招呼。
每年春节，与母亲同辈的几位表亲会来来看母亲，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不怕走很远的路来，还要爬六层没有电梯的楼，亲情之浓郁令我们这些后辈见后惭愧汗颜。母亲自然很感动，如果我们偶尔没碰到这些亲戚，母亲会大声地告诉我们：“昨天你转运叔叔来了的！”
八十岁以后，母亲最惦记的，是我们每周什么时候回去看她。她最喜欢我们坐在她床前说闲话，说过去的事。这时，她总是微笑，很少插嘴，就是我们明明白白地说错了，她也只是笑笑，从不纠正。有时候，她也会在我们长久的唠叨中安静地瞌睡。
2016年，母亲因病去世，享年87岁。在她的家族中，母亲算是长寿。她的父亲离世时，才三十几岁，我外婆去世时，大概刚过五十，母亲唯一的妹妹我的姨妈病逝时，没到六十。因此，我有时候想，人的生命长短，也许并非基因遗传，而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宿命。
前几天，无意翻阅旧像册，忽然看到了一大堆母亲年轻时的旧照，照片中的母亲年轻、端庄、娴淑、美丽。我忽然想到，每一个人最后都会老而不堪，但每个人也都有过自己光彩夺目的青春靓影。
现在，当我长久地凝视着母亲这些青春袭人的旧照时，我猜想，这些照片中蕴藏的青春故事，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的年轻时的往事更可爱更有趣。我自觉，我的道德情操品性比不上母亲，没法比。
那一年，母亲去世时，我曾悲恸万分。今天，当再一次看到这样多年轻的母亲时，我只有热泪涔涔。
我想“三太”
在朋友圈里晒了好几张童年时期的旧照，没想到其中这一张，引起了一位朋友的好奇。他倒是立刻认出照片中站在后面的是我母亲，却问我：中间抱我的那个女人是谁？并称赞道：不但人长得漂亮，且气质非同一般，极像三十年代的影星。
听到朋友的称赞，我不禁一笑莞尔，告诉他，这个抱我的女人年纪虽然不大，但在我母亲娘家一大堆的亲戚中，辈份却大得吓人。她是我外婆的婶娘，亦即是我外婆三叔的妻子。记得小时候，我不知怎么称呼她，只得跟着大人一样瞎叫“三太”。另称外婆的三叔为“胡子爹爹”，当然也是乱叫一气。
其实我看照片中的三太，岂止是漂亮，更是周正端庄得不得了。 三太原是北平人，大户人家出生，不知怎么就来到武汉嫁给了胡子爹爹。不过我知道，解放前，胡子爹爹可是在汉口开油坊的大佬，同时还在黄冈乡下置了许多田地，正所谓资本家兼地主，有钱得很。
其时，三太一家住在武昌新风前街一座三进的大宅子里。小时候，我会隔三差五过江去看三太，还记得，宅子后院枝蔓着好大一片葡萄架，还有好大一口有常年水波飘荡的老井。
说起来，胡子爹爹要比三太大好多，文革前几年，胡子爹爹就己仙逝，之后，文革完结，三太又活了好多年。三太没有子嗣，后来抱了胡子爹爹幺弟的一个男孩做儿子，叫万迪勇，年纪很轻，我们却规规矩矩地叫他“迪勇爷爷”。而我母亲她们，则称他的亲爸叫“幺爹”。有时我想，在中国，这辈份的事，虽然繁琐却乱不得套。
晚年，三太的日子过得不算开心。那时，迪勇爷爷从部队的一名军官，沦落到街道一个房屋维修队打工，爱人是汉阳小拖的一名工人，一家人上班下班紧捱日子，生活过得不算宽裕。那时，早年单门独户的大宅子，此时已挤进了好几家外户，三太一家人只好萎缩在楼上两间小屋里。
年轻时的风花雪月，就这样飘散而去，曾经的好日子，也如过眼云烟幻成记忆。我想，早已沦为草根的三太，那时心里一定很凄凉悲苦。后来我还猜想，三太之所以喜欢我，也许我是母亲娘家亲戚中最早出生的第四代，并且是一个男孩。其实，我看她手里襁褓中的我，并没有多少非常可爱之处。
到我母亲晚年，同辈的亲戚日渐凋零稀疏少了来往，但“迪勇爷爷”总会隔不多久，乘公汽从武昌到汉阳去看我母亲。“迪勇爷爷”是个木讷寡言的人，有时，我看他与母亲相对无言，却会一直坐很久。
我知道“迪勇爷爷”其实比我母亲还小几岁，但就辈份而言，他比母亲大一茬。比起“迪勇爷爷”浓郁的亲情，我很惭愧，自惭不如，想到我这个后几辈的人，为什么三太在世时，不会去多看她几次。此刻，当我再次凝视照片中的三太，不免想起当年她对我的许多好和喜欢。我想三太。
打捞江城记忆 串起散落的珍珠
钩沉三镇往事 回眸过眼之烟云
维安里。王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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