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川汉铁路，虽然说只是一条有始无终的路，但它却是赫赫有名。说它有名，是因为它曾被称作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最终竟导至千年帝制寿终。但今不就此事作论，单说该铁路横跨川鄂两省，路有三四千里之遥，路线北依三峡之畔，途有“上青天”之险看，当初铁路选线之长之难，即是在技术财力雄厚的今日，也被会视为畏途。
川汉铁路的修建设想，表面上看是源自川督锡良的奏议，但是最初的动议，却又是“务宏大”的鄂督张之洞。
张之洞十分注重修筑铁路，在其得意之作《劝学篇》里，（1898年成书）就专列有“铁路”一篇，在其论及士农工商兵皆可得铁路之利时，其中“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寥寥数语，尽显铁路对富国强兵之作用。
1903年，锡良升任四川总督，离京时，张之洞就与他商谈过修建川汉铁路之事。在张之洞后来给皇上的一道奏折中曾追述：“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在都时，深知此事（川汉铁路事）情形日紧……四川总督臣锡良临行时，与之详切筹商……锡良深以臣言为然，甫出都门，即将川汉铁路与臣商定之大指奏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三《商定湖北境内川汉铁路接修办法折》，摘自《张之洞全集》，下同）
1905年1月，张在给锡的一封回电中也说：“川汉铁路，上年在京，鄙人抒其管见，即蒙采纳入告，深佩忠忱……”并表示“湖北虽财力薄弱，自不能处于局外”。
由于考虑耗资巨大，张认为，万县以上、宜昌以下都已通民船，唯万宜之间时为一交通瓶颈，因此建议先修万县至宜昌的铁路，“全工观成不易……必宜先从万县至宜昌一段下手……获利较易”。（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七《致成都锡制台》）
先修万宜段不与水路争货运
川汉铁路动议虽早，但却迟迟未能开工。线路的勘测选定、资金的筹措、各方的利益之争……皆一直困扰于始终。
初始，张、锡拟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兴建，宜昌以上，经兴山、巴东接四川巫山。自宜昌以下由湖北修筑，“再由宜昌经当阳县、荆门州、襄阳府以达应山县属之广水驿，与京汉大干线接通”。张解释道，宜昌至武汉已经有了一条长江水道，若再沿长江修筑铁路至汉，“则是江轮与铁路平行，并驰争利，适足自挤自妨”。（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三《商定湖北境内川汉铁路接修办法折》）
另外，张早在修筑卢（京）汉铁路时，就有绕开武胜关之险，从汉口经襄阳、河南再至北京，以便今后再从襄阳修筑至西安铁路的想法，故此次又拟绕道至襄阳。因此可以看出，最初方案中的川汉铁路东端并非武汉，而是在武汉以北的广水驿（今广水市广水街办）。
时过六个月后，张因考虑尽快与粤汉铁路接轨，又上奏对原方案予以更改：“川汉一路，大致现拟由汉阳取道沔阳州属之仙桃镇以达沙市，为第一段；由沙市取道荆门州属之当阳以达宜昌，为第二段；由当阳取道宜城以达襄阳，为第三段。”此方案中川汉铁路湖北段呈一倒“T”字形，除东端可抵汉阳外，在当阳仍有一路至襄阳。(似考虑日后去西安之铁路)
同时，张在此奏折中还计划到了粤汉、川汉、京汉三大铁路在武汉三镇交汇时的轮渡、桥梁布局：
“粤汉之路造成至鄂后，由武昌省城之北渡江至汉口，以接京汉一路，（今武昌徐家棚至汉口江岸火车轮渡码头遗迹尚在）由武昌省城之南渡江至汉阳，以接川汉一路。（拟自武昌鲇鱼套至汉阳鹦鹉洲，但终未建成，今为武汉长江大桥所替代）川汉一路到汉阳，并可作桥过襄河（汉水）以与京汉一路接通。（今有汉水铁路桥司其职）”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二《勘测粤汉、川汉铁路折》）
京汉粤汉川汉三路在汉的连接
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湖北的一些绅商、学生一直认为鄂省境内的铁路为什么要让外省来修？“鄂中绅士、学生坚不允让”，提出宜昌以上鄂境段也由湖北来修建。但由于湖北还在拟建粤汉铁路，同时修筑两条铁路，资金匮乏，假如湖北境内宜昌以上段也让湖北来修，势必迟迟难以完工，即便四川段铁路全部修通也难出川。川人对此颇为担心。
因此张之洞遂提出以象借洋人款项付利息的方法向四川借款，由鄂省自建：“而即以借洋款之法，改借川款……即以宜昌以上至边境铁路为抵押，二十年为期”。并说：“如此，则川自万县修起，鄂自宜昌修起，两端相接，约六年可成”。（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致成都锡制台》）
由于未见及时回复，张又提出仿照粤汉铁路湖南境内宜章至永兴段“让归粤修，地权概归粤中收管，以二十五年为限，湘可备款照原用工本给价收回”的先例，也将宜昌以上段交由四川修建，二十五年后，鄂省再按原工本价收回。（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致成都锡制台》）
鄂人反对川省修路至宜昌
1907年初，川人似有停建川汉线，而另建经陕西到河南铁路的想法，张急致电四川：“近见报纸颇传'川汉铁路拟改由川北经陕达汴之说，已于法（国）人议定借款包修’等语。窃思借款之害，人人皆知，我川人岂肯蹈其覆辙？”并说“栈（剑）阁、秦岭一带，施工恐亦不易……似与从前筹议川汉本意不合……”极力予以劝阻。（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十《致成都铁路公司胡太史雨岚》）
劝阻川人改道陝豫
1907年9月10日，张之洞离汉赴京入阁。川汉铁路仍在纸上论兵。1908年，清廷又先后任命张之洞为“督办粤汉铁路大臣”、“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会商邮传部、湖广总督，督饬在事官绅，认真筹款兴办”，并令“邮传部暨湖广总督（陈夔龙）均须实力协助，不得掣肘”。（《商定两湖境内粤汉铁路暨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折》定稿未奏）
这里顺便指出，张之洞的“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的职权是有限的，即四川的铁路建设、筹款仍由川督负责。张即为国人多发议论不干实事而无奈，对国力孱弱、资金匮乏又更是忧心。
张曾估计所负责之粤汉线、川汉线段“非有的款五千万两，难以观成”。（其中粤汉线由武昌至湖南郴州，长约1700里；川汉线干路则由宜昌经荆门、襄阳至广水，支路再由荆门经沙市至汉阳，长约1600里）但其中粤汉铁路收（赎）回自办后，“而时阅数年，筹拨官款为数甚微，招集民股亦仅百数十万元，毫不济事。”
即然国内官、商都无修建铁路的能力，因此认为只有同时向外国借款：“诚以中国财源枯竭，商力未充，欲成此纵横两大干路工程，舍借款无速能兴修之方……何如早日借款，同时并举，利源既开，筹还自易。”（《商定两湖境内粤汉铁路暨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折》定稿未奏。从文中内容知，此稿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后）
直到1909年，川汉铁路仍为画饼，张之洞即因病撒手西归。临终之日，张仍念念不忘粤汉、川汉铁路的兴建，仍建议官民各半兴办铁路。
其《遗折》最后述到：“……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未定，请拟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藉为利用厚生之资，此尤臣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仅口授遗折，叩谢天恩，伏祈圣鉴。”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遗折》）
张之洞至死未忘铁路事
应该说，兴建川汉铁路的动议是正确的，但当时国力枯竭、民力孱弱，张等似犯了类如“大跃进”激进的错误。至于官府先自办铁路推行股票，后又坚持向外国借款、铁路收归国有，令川民利益受损生怨，加之革命党的推波助澜，致使四川保路风潮骤起、武昌首义枪声惊鸣，大清王朝溃如雪崩，此则是张之洞生前所始料不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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