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 心中的宜昌小溪河

宜昌江景

苦涩的小溪河

下放到宜昌县小溪塔公社近两年的时间了，却没有尝过一次小溪河的水。不知道它是甜，是苦，还是涩的。不过，我总觉得它像我们知青的生活一样，是又苦又涩的。

当地农民每年辛辛苦苦地养一头猪，腊月间杀掉。一半上缴国家，剩下的一半便吊在火厢上，管一年呢！这哪里是吃猪肉，完全是看着猪肉咽饭。对于我们知青来说，一年到头却吃不上猪肉。自己喂养一头猪吧，可给它的饲料是饥一餐，饱一餐。猪总不见长大，被人称为“壳郎”猪。最后只好卖掉。

蔬菜奇缺。一年里头多半时间是吃的用来喂猪的莴玛菜或南瓜。将肚皮内仅存的一点点油水几乎刮干净了。有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一点豆瓣酱、辣酱什么的，首先得打听他的家庭成份，只有贫下中农送来的才敢吃。

有一次，知青陈菊香不知从哪里讨来点黄豆。唱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喜滋滋地走进门。我们几个知青，看到黄豆就像看见亲娘一样地兴奋。有的要炒着吃，说炒着吃香，解馋；有的要煮着吃，煮着吃易吸收。正在争执不休的时候，房东申大妈从里屋走出来：“娃儿们，别争了，大妈教你们做懒豆腐吃。

“懒豆腐？”知青们个个大眼瞪小眼。

申大妈让我们把磨子搬到堂屋里来，搁好。将黄豆磨碎。又让知青方纫珍找来一些南瓜叶，与豆渣、豆汁搅拌在一起。煮上一大锅，洒上点盐。热腾腾，香喷喷，懒豆腐做好了。

那天，我们五个知青，你一勺，我一碗，抢着盛懒豆腐咽完饭。你问我，我问你，“么味道？”“总算是尝了一次鲜。”但我总觉得这道菜，这回答，像有些苦涩味。就像我们从小溪塔镇上打来的橡子酒又苦又涩。这苦涩，是不是因为小溪河的水浇灌的结果呢？橡子酒是又苦又涩的，小溪河的水是不是又苦又涩呢？

有一次，从一家报纸上看到，宜昌市一些饭店、宾馆，甚至像桃花岭饭店，返朴归真，将农家小菜上席。其中便有“懒豆腐”这道菜。不知它的做法是否与我们当年的做法大同小异？

至于说到橡子酒，现在恐怕再也难以喝到口了。当时粮食统购统销，是绝对不充许随意将粮食用来酿酒的。而如今，粮食完全可以用来酿酒，还有谁去拿荒山野岭里灌木结出的又苦又涩的栗色小果子来酿酒呢？

如果到小溪塔去拜望那里父老乡亲们时，我一定要舀一勺小溪河的水尝一尝，也一定要尝一尝那家乡菜——懒豆腐。

宜昌天然塔

银色的小溪河

38前的一个中秋之夜，我们几个知青草草地吃完晚饭，小罗突然冒出一句：“今天是中秋节。”

这时，屋里一片沉静，只听见灶内余火的噼啪声和大家的呼吸声。油灯火苗跳动着，照在每个人脸上，明一下，暗一下，使大家的神色显得更阴沉。

“走，到小溪河边看月亮去。”我打破了沉静。于是，我们掩上门往外走。在路上，大家又活跃起来了，连蹦带跳地沿着窄窄的田埂向小溪河奔去。月光照在田地里，庄稼顶着银色的光华。

顺着山丘下到河滩，前面逐渐亮起来。三四十米宽的一片银闪闪的小溪河横在前面。团团的月儿在河面上飘浮，有时被动荡的水打得破碎。我们高兴地对着空旷的河谷呼叫着，直到声嘶力竭。最后，声音变得沙哑了，悲凄了，呜咽了。大家强忍住眼泪不让它流出来。坐在河滩上望着河里的明月被冲破，冲变形；再次被子冲破，冲变形……

小张静静地用纸叠好了小船.“这小溪河通着长江。”说着，他呼地一下爬起来，从松树上摘下一根松针。“这松针像支箭，让小船载着它到武汉，表白我归心似箭。”这时，河滩上又活跃起来了。我们将笑声洒向那浮着银光的小溪河，河水载着月光向前流去。

小罗找来一片团团的树叶，放在小纸船上。“亲人啊，我一定尽快与你们团圆。”我摘下了一片红色的树叶，无不感伤地说：“我跟你们不同，只能用这片红叶代表我'扎根’的心吧。”就这样，我们将小纸船放进小溪河，看着它消失在白晃晃的水面上。

回家的路上，大家反而显得轻松了。这时，月亮渐渐上升，田埂上像洒着一粒粒晶莹的碎银子，驱走着深夜的沉闷和阴暗。

宜昌下牢溪

和谐的小溪河

黄柏河用一汪碧波簇拥着小溪塔的山，小溪塔的水，小溪塔的人，组成一幅美丽而完整的长轴画卷，面我们这个青知小组，正是这画卷中的一抹色彩，一抹充满青春、充满真诚、充满友善的色彩。

我与罗汉平、张长林，虽说是一个学校里，但谁也不认识谁，一直到宜昌兵站，宜昌知青办宣布我们3人为一个知青组时，才相互认识。后来插进来的陈菊香、方纫珍，连一个学校都不是。可是，知青，这个大家所共有的名字，使我们友好相处，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同伴。没有因为出工的勤懒、家务做多做少等琐碎的事，红过一次脸，拌过一次嘴。

从儿时起，便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对粮食格外的珍惜。父母当时对我的教育相当严格，掉在桌上的一粒米饭，也让我捡起来吃掉。饭碗要扒得干干净净，不能剩一粒米饭，更不用说留碗底饭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弟妹难以下嚥的未吃饱又不愿意吃的大麦糊、萝卜羹之类的碗底饭，我总是认为倒掉了可惜。便接过来将剩下的扒光。有时还用舌尖将碗底舔一圈，咂咂嘴，再将碗放下。从这时起，便有了扒碗底饭的历史。

下放时，知青小组不缺粮食。没米了，找队长打个条子，直接到仓库里去领。三男二女生活在一起。每天一个锅里吃饭，倒像一家人一样的，我对粮食的珍惜已成习惯，有时也扒一扒女孩子的碗底饭。

一次乘船回汉探亲，知青坐的是统仓。所谓统仓，就是没有座位，更没有床位的船票，可以任意找一处甲板，铺上报纸、或垫上行李，席地而坐。那次，在船上遇到不少武汉三中校友。

用餐时，我端着饭碗找那些校友，边吃边聊。这时，我下意识地朝不远处的同知青组的小陈扫了一眼，发现小陈正用眼波向我发出一次紧一次的“SOS”的求救信号。她侧着头，摊开自己吃剩下来的碗底饭，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看那情景，我急了，偷偷地向她眨眼睛示意她，我不能吃她的碗底饭，这不比在知青组里。有很多校友在场，会闹出误会。

小陈的那脸上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分明摆出了一个“哭”字。我急得将憋了半刻的一句话掷出来：“我不吃你的碗底饭。”

一语既出，满堂皆惊。刹那间，整个船仓里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凝住了。紧接着，是一阵轰然大笑。要好的、熟识的、经介绍刚认识的，都在笑我“扒女孩子的碗底饭”。这哄然一笑，使我的脸更红了，一直红到脖根处。相信小陈此时也会感到十分尴尬。

成家后，作为丈夫和父亲，扒妻子和女儿的碗底饭成了天经地义之事。有时不仅是扒碗底饭，还将桌上的残菜剩汤一古脑全扫光，活脱一个“潲水缸”。可就这样，妻还不满意，为女儿做夜宵时总爱问：“吃不完怎么办？”

我便爽快地回答：“有老爸做后盾。”这时，妻回抢白一句：“你早就望着她那碗底饭。”

现做外公了，扒碗底饭的传统被捡起来了。能扒外孙的碗底饭，已成为一分荣耀。

三游洞（右）

清凉的小溪河

我数次过长江葛洲坝到长江三峡，无论是坐船从船闸经过，或是在坝上参观。看到葛洲坝，看到黄柏河宽阔的出口处，眷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使我想起那清凉的小溪河。

1970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黄金卡大队一小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严阵以待为建造葛洲坝的水利大军——省水利三团、四团、五团驻扎到卡上来了，兴办宜昌钢铁厂。

日本进口的绿色重型十轮大卡开过来了，推土机、压路机开过来了，我们原来做砖瓦的窑场被碾平了，被称之为卡子的原栽种柑橘的山岗被推平了。紧接着，工地上运来了许多竹子、棚席、铁丝。我被小队安排去打工，和当地农民一起搭建工棚。在这期间，我结识了省水利五团的与我年龄相仿的3位青年工人。是他们在我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给了我快乐，使我永远也忘不掉那朋友的情谊。

当时，已开始招工返城了。我所在的生产大队，知青走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人了，这其中就有我。没有欢笑，也没有眼泪。只有用上山下乡时的誓言来安慰自己。

水利五团的3位青年工人中，一位是水利专家谢戡武的儿子谢立谦。他送给我一帧在东风渠留影的照片。清癯的脸庞，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文静静的。这是我唯一记得姓名的一位。另一位身形略胖一点，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当时，他的未婚妻在县农科所工作。县农科所就在小溪塔镇上。他与未婚妻来往甚密，两人感情颇深。还有一位是驾驶解放牌吊车的驾驶员。

有一次黄昏时，我们4人挤在汽车驾驶室里。汽车顺着起伏的山间公路开到小溪河上游的河滩里，再沿着河滩开进溪河中。

啊，好美的小溪河啊！在那幽绿而朦胧的群山环绕下，叮叮咚咚的溪河水从那山脚下奔流过来，给这暮色的深山添了一份朝气与活力。

我们4人跳到水中。这水好清凉啊！伴着那山谷里吹来的凉风，赶跑了盛夏的酷热和暑气。水不仅清凉,而且清澈可见水底的碎石。轻风吹着,每一丝水纹里都饱含着笑意。我们舒畅地呼吸着这里的清新空气。

接着，我们拿起了抹布、刷子、洗把，蘸着这清凉的溪水，将吊车从里到外，从上到下，认认真真地清洗了一遍。洗完吊车后，这清凉的小溪河，便成了我们自由欢乐的天地了。我们相互往身上、脸上浇水，嬉闹着、玩耍着。在河滩上寻找美丽的鹅卵石。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与知青年代越离越远，记忆反而却越来越清晰。当年在小溪河嬉闹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到如今，似乎还能感觉到那小溪河的清凉。

素华的小溪河

不知为什么，在我脑子里，总将学友文年的大妹素华的离去，与我们下放的宜昌县小溪塔扯到一起，还扯上小溪河。我常常想，是不是因素华的美丽动人而感动了三峡神女，聘她为黄柏河的河神，去护佑小溪河的清纯和美丽，三峡神女也好有个玩伴。

对于素华的美，我将她定格在那小溪河畔，我下放的黄金卡大队一小队那通往小溪河渡口的一条劳作之道上，另一边连着公路到宜昌市12公里的界碑处。说那是一条劳作之道，是因为从小溪河上岸后，这条道十分陡峭，一级级的往上爬，根本不能走车马。道两边全是生产小队的田，只是为放便挑秧担谷才修筑的。

以前在学校时，常常去文年的家里。他的家在距武汉三中不远的汉阳青石桥，那是一个大杂院。说是大杂院，实际上是一座有着徽式建筑风格的老房子，大屋脊吻，高墙深宅。过度的人口繁殖，使居住户的增多，改变了它原有结构和庄重。

到了青石桥后，我们往往不从正门进去，而是横穿一条小巷，从其侧门进出。一进侧门，迎面是一天井，天井里有些阴湿，上面顶着的是一小方块的天空，天井内的麻石上似乎还有些青苔。进门后，右侧是茂华的家。茂华的父亲常常躺在天井内一把躺椅上，我们与他老人家打招呼时，他便欠起身来，与我们扯上一两句。

侧门的左侧，有一个颤颤巍巍的楼梯，上完楼梯，正对着的房门便是文年的家。进屋后，文年的父母每次都是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让文年的妹妹素华或者三（文年的小妹）给我们倒茶。到了吃饭的时候，常常留我们吃饭。

在那物资匮乏的时期，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孩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饭碗就吃。伯母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口里还不住气地说：“伢，莫讲客气，只管吃饱”。从那时，便认识素华，但却没有将她与“美”联系起来。甚至下放后，同处于一个公社，知青会上也从来没有将素华与“美”这个字眼联系起来。

那一天，我戴着草帽，穿着蓝粗布学生装，正卷着袖口和裤腿在田里干活时，远远地看见从小溪河方向，那仅只三五米宽的一条劳作道上，走来几个挑着担的年轻人，仔细辨认，便看见是素华与她同下到一起的知青挑着带回汉的土产，从轻曼的河雾中走来，从淡紫色的山岚中走来，我一下子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感受到了她那少女的胴体所散发出的青春活力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并向四周射出无数根极强的磁力线。她的美，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种补实的美，自然的美，毫无雕饰的美。我被素华的美深深地吸引住了，凝神地看着她。那情景，可能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惊艳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的美丽一般。

这时，素华看见我正注视着她，便与同伴一起歇下担子，用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微笑着向我打了一声招呼。我才回过神来问了一句“回武汉吧？”，她微笑地答道“是啊，回武汉。”接着，便挑起担子继续赶路，顺着公路下坡去了。

我望着素华她们远去的背影，心一直“嘭嘭嘭”地跳过不停。歇工时，我坐在田头，用树枝在地上胡乱地画着，写下了无数个“素华”，大大小小、重重叠叠，有功整的、有草率的，写了满满的一地，不让地面上留有哪怕一丁点空隙之处。素华的身影、笑貌唤起了我对美的憧憬，对美的向往，对美的追求，几乎不能自拔。

我一边写一边想，难怪有那么多人围在她身边转呢？但我决不能像绿头苍蝇在她身边“嗡嗡嗡”地叫过不停。再说，她的名字，那个“素”字，与我母亲的名字中的“素”字相同；从姓氏上来讲，“陈”与“程”读音相同。更何况，我有一个虽未确定任何关系，长得谈不上美的却处处关心我、处处体贴我的红颜知己——正军，不能再想别的心思了。这时，我释然了，就这样，我将素华的美定格在小溪河畔那起伏的山峦之间。

返汉工作后，有一天突发奇想。下早班后，顺着江汉北路的碎石马路，找到市财政局汽车修理厂，她正在那儿上班，与同分到该厂的知青，戴着极普通的蓝工作帽，穿着极普通蓝工作服，工作服上还有些油污，但仍掩饰不住她那美的神韵，美的姿态，美的笑靥。我们互相问候过，闲聊了一阵，我便匆忙与她们告别了。

素华所嫁的丈夫小蒋，是一个长得十分俊朗的骨科医生，我们有了腰酸背痛的毛病，常常咨询他，他都非常热情地向我们解答。一个十分美满的三口之家，不知怎么的，素华却突然去了。走得那么匆忙，走得那么急切，三峡神女也似太不近人情了。

夜幕中，我似乎听到三峡神女向我解释着什么，我不听，我不听。我只想对三峡神女说：黄柏河的黑夜太凄凉，河风太凄冷。务必在万叶悲鸣，秋风萧杀之际，莫让素华一汪心水凝成寒露。

永恒的小溪河

我所下放的黄金卡大队与蔡家河大队仅隔着小溪河。而我，却仅到过一次蔡家河大队的地界。那是刚下乡的那年，文年、显刚、启志、诗平他们还没有下乡之时。

快临近冬天了。我们借住的小队长申光卫家一下子就添了三个能吃的知青，最主要是过冬的柴草问题，于是申队长给我们知青安排了一个工，要到河对岸的蔡家河地界去砍柴草。

他派了一个老农作指导，让我们专拣带硬剌的荆棘砍，因只有这种柴草才耐烧。于是，我们全副武装，带上厚厚的帆布手套，冲担、绳子，还有头天磨好了镰刀，扎紧裤脚，跟着老农渡过小溪河，爬上长着半人高的茅草的山岭上，下乡时还半新的棉袄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

在老农的指导下，我们夹裹着荆棘砍茅草。那手套根本不顶用，不仅手套被剌划破了，而且手掌也被长满硬刺的荆棘刺得只流血。砍了半天只砍了一小堆，捆的时候，因为里面夹裹着荆棘，也不敢用膝关节去抵死将柴草捆紧，松松垮垮的。那冲担，两头尖尖裹着铁皮的剌，却挑不上柴草，一挑柴草堆就滑落了，我只好背着一小捆带剌的柴草过河回队。因手、肩、背被剌痛了，吃了苦头，所以印象特别深。

知青文年他们四男三女被分配到蔡家河大队后，我再也没有到蔡家河大队去了，但我对这些文革中一起厮混的学友们却保留着一份情感。我想，到那里只会给人添麻烦，因为每个知青组里，不是缺米，就是缺菜。更何况，蔡家河大队的自然条件比黄金卡大队差一些，工分值会更低一些，口粮会更短缺一些。

在兴建宜钢时，正赶上知青返城的高峰。我们小队里罗汉平被分配到宜昌麻纺织厂，张长林被分配到宜昌市机床厂，陈菊香被分配到汉阳造纸厂……在他们离开小队时，大家出钱，在小溪塔镇买了一点肉、菜，我烧起了老虎灶，挽起了袖子，动手做了一桌菜，请来申队长，与罗汉平他们举行了一场告别宴。申队长吃得津津有味，罗汉平、张长林很高兴能分配到宜昌市，陈菊香更是高兴得哼起了歌。

邻队的知青正军同时被分配到武汉，她临行前告诉我，已与小队的一名知青有了恋爱关系，我真诚地对她表示祝福。怀着依恋的心情，我一直将正军送到宜昌九码头，望着那轮船随江远去，正军那文弱、清丽的形象却挥之不去。

我怅然地回到住处，回到只剩下我一人的知青屋，听不到以往的欢笑，一声轻轻的叹息，就会有悠远的回声。这以后，大批大批的知青被分配到宜钢，住进了芦席棚。

与正军他们告别后，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单。公路上来往运输的大卡车像碾在我的心上。刚招进宜钢的知青那欢声笑语，哪怕是那吃饭时敲打碗筷的声音，我都感到莫名的恐惧。它，一声一声地剌疼着我的心，我的心似乎在滴血。我想采取逃离的办法，逃避宜钢兴建所带来的喧嚣声，逃避这近在咫尺的非常熟识的学友们的眼光。

我逃到宜昌市，逃到大弟所在的宜昌市自来水厂里去，逃到罗汉平、张长林所在的厂里去，逃到文年所在电线厂里去，但我仍要回到小溪塔，回到那仅只我一人的知青屋，面对我被留在生产小队的现实。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同命相连的知己——下放到小溪河对岸蔡家河大队的显刚。是啊，小溪河水隔不断我与显刚的交往。

当时最难的是，我们该怎样将自己的境遇告诉远在武汉的亲人，告诉那时时刻刻牵挂着我们的父母。我多少次拿起笔又放下去了；写好了几句，又撕掉了。显刚来到知青屋，我们相互鼓励，共同措辞，写下了这封家书。虽然前途一片茫然，但我们相互依赖着，相互支撑着，致使双方不会因沮丧而突然垮下去。

平时冷火秋烟的老虎灶因显刚的到来被点燃了，我们在一起绕有兴趣地做起了红苕粑粑。我将仅存的白糖拿出来，只要显刚一到，就将白糖给显刚和自己倒上半杯子，冲出两杯味道甜甜的糖茶。

实际上，我俩的言语很短，但遇到一起却有谈不完的话题。从个人的生活习惯谈到知青小组的同伴，从学校里的生活谈到文革中的经历，从弟妹的成长谈到家庭的境况……

有时，他没来时，我会在门外的晒谷场上默默地散步，不知不觉地朝着渡口方向张望；或是沿着通往渡口的小路信步走去，然后又茫然地折回知青屋。

得到返城的消息后，在临走的前一天，我将所剩余的钱，在小溪塔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餐馆中请显刚和知青保安吃了一餐饭。很奢侈地喝了一瓶红果酒，买了一听红烧肉罐头和一些小菜，找餐馆的厨房借了把菜刀将罐头撬开，大吃一顿。显刚、保安为我能返回武汉而高兴，而我却很难找出贴切的话语来安慰他俩，来鼓励他俩。显刚自今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是1970年的11月3日，星期三。

第二天凌晨4点，我乘着开往武汉的大客车离开了宜昌，车厢内一片欢声笑语，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想着丢下的显刚，将更加孤单地留在了蔡家河，留在了他那更加孤单的知青屋里，暗自里落下了眼泪。

趁新工人学习班给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便赶到显刚、保安的家。在显刚家中，看见他父亲那略显苍老的样子，我真不忍心向他告之显刚的近况。后来听说显刚分到宜昌公路局开压路机，一方面为他摆脱了那孤苦的知青生活而高兴，却又为他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作业而叫苦。显刚熬过了10年这样的苦日子，成为了宜昌市经委的一名小车司机。有了一位贤慧的妻子，可是不幸的是，她却因病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武装工作的属地化。每年临近春节时，我便要与公司武装部长一起去当阳慰问一位烈士母亲，顺道可去一下宜昌市。一进入宜昌市内，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显刚，互道一声珍重。

可以说，与显刚的交往，就如常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于水。”我不敢自称君子，但这句话却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俩的交往。只要一提到宜昌，我的眼前便会出现显刚那黑黑瘦瘦的脸庞，高挑的个子，穿着蓝学生装的形象，便会想起了我们共同渡过的最艰难的日子。

开通互联网后，使我与显刚又走到了一起。武汉与宜昌虽相距300公里，却隔不断我们的友谊，因为有永恒的小溪河在我们的心中。

知青的小溪河       

                     

水资源丰富，153公里长的黄柏河，因宜昌葛洲坝的作用，下游处的河面变宽了，水更加平静了，过去的黄金卡一小队，现在也成为了城中村。两次回访时，与队里老乡相聚，一说到“知青”，大家首先提到的便是罗汉，罗汉是知青中的典型代表。

罗汉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比我小4岁，当时只有16岁。他个子不高，常常穿一身大尺码的军装，袖口、裤脚都挽上厚厚的一层。宽宽的脸庞，很有棱角，身体骨胳较大，手指短粗而有力。

1968年12月2日，我等十几人组成的武汉三中第一批下乡知青队伍，离开武汉，乘船到宜昌县。罗汉、我、张长林临时组合一个知青组，下放到宜昌县小溪塔区小溪塔公社黄金卡大队一小队。因罗汉原是武汉三中红岩一纵队的小头目，我们自然让他任知青小组的小组长。

下放之初，我们三人被小队长申光卫安排他所住的堂屋里。申光卫已成家，他和他的小女儿常年住在当兽医的岳父家里。这边仅住着他的老母亲，我们按宜昌的习惯喊：大（音：dài）妈。申队长每天要到母亲这儿吃饭，帮助母亲做些较重的家务活。

那时正是对毛主席无限崇拜之时，在组长罗汉平的要求下，每天必须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后才能用早餐。我和张长林开始态度有些不严肃，嘻嘻哈哈的。这时罗汉给我们提出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只好忍住笑，随他一起庄重的做完早请示后再用早餐。后因为早晨的时间太可贵了，等罗汉的思想有些活动后，我们才建议免除这些繁琐，只要心中有两位老人家就行了。

平时，我们每进农家的门，必须首先喊一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然后再进门。在通往陈文年所在公社的河坡处，住着一家富裕中农。在那里歇工时，罗汉坚持做到不坐这家的板凳，不喝这家的一口水，不与这家搭任何腔，严格地划清阶级界限。

大队里民兵排长杨光远结婚的喜筵请我们知青参加。进门时，由罗汉带头将《毛主席语录》举至胸前，大声地朗读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然后将《毛泽东选集》四卷作为新婚礼物，恭恭敬敬地呈给新郎。

罗汉是一个十分肯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在生产小队里抢着干重活、脏活。挑粪时，他专挑大桶挑；挑稻谷时，他争着挑大垛子。春天薅秧草、挑秧草时，马蟥扒的他的腿上，他像没事似的，让他在腿上吸饱血；鼻涕出来了，用衣袖一抹，又继续干活。

 一次，我们一起到陈文年所在的公社砍茅草当柴烧。说是茅草，实际上是刺很硬的荆棘。我和张长林都全副武装，带上从武汉带来的帆布手套，还不时地被刺扎伤。罗汉可什么也不带，专捡荆棘粗壮的，刺硬的地方去。用手硬生生地抓住荆棘，一刀一刀地砍。回队后，他满手都是伤，可从来没叫一声痛，第二天照常干农活。

砖窑里的砖要出窑了，是罗汉第一个冲进还燃着青烟的窑膛里出砖。每次干活时，他恨不能将吃奶的劲都拿出来，大概是过于用猛力，而伤了气脉，经常在干重活时，他口里不住地“哼嗤，哼嗤”地哼着。

因我们是最早一批在农村落户的，所以三中每到一批知青，我们便赶到宜昌市去接我校的知青。那时，我们所住的地方正在距宜昌市12公里的里程碑处，很多知青从宜昌赶来，想在这儿歇歇脚，吃口饭，我们便热情地招待，留下他们与我们共同进餐。

这样一来二去，小队里分给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了。为了不给小队的贫下中农增加负担，罗汉决定舍弃掉同学的情意，拒绝知青在我们小组吃饭。连同是红岩一纵队头头和我班上同学去了，都遭到他严厉的拒绝，毫不留情给人家吃“闭门羹”，使得我和长林都感到十分尴尬。

我们每天忙于农活，回家后又忙于烧火做饭。所以，像洗衣这些活，就是各洗各的，谁也不帮谁。罗汉的衣服常常是一泡一个星期没有空闲洗。可在小组里，他却也照样抢挑水等重活干。我们小组的三人，后来又加入了陈菊香、方纫珍两位女生，但从来没有发生过脸红的事，更没有争吵过，共同承担着艰难的生活。

春节时，罗汉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小组全体都留下来了。那时正值农闲，有条件的人家都杀猪。杀一头猪，一半交给国家，自己留一半。

宜昌农村，每家每户都设有“火厢”，即在堂屋里用条状土坯围成方形，用柴草生上火，人就围着火厢烤火。然后在梁上吊下一个铁钩，将那半头猪挂在上面，让烟子长间将猪肉薰透，到插秧、割谷时再割下一块吃，使得全家人有力气干活；再就是来了贵客，割下一块招待客人。

在春节期间，在贫下中农的邀请下，我们便每家每户吃饭。这时，罗汉便极力请他们忆苦思甜。使得那些农民显得很尴尬。一个劲地举着筷子，帮我们夹肉，口里一个劲地说：“吃，吃，快吃。”

平时，罗汉还主动地帮助贫下中农挑谷、担水的。有一次，卡上有一个人上吊死了。队里急忙请罗汉去帮忙。结果，他和长林都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睡到半夜，越想越怕，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就这样，罗汉常常出席县时的知青代表会。也早于我分到了宜昌市麻纺织厂，他刚进厂时，还是厂党总支委员。后听说厂里曾为他办过“五不准”学习班，厂党总支委员的头衔也被革去了。在纺织工业受着改革大潮冲击时，罗汉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又找新的工作岗位，用坚忍不拔的毅力面对人生的博弈。

宽阔的黄柏河已改变往日的模样，以往那淙淙流水形象的小溪河，是知青心中的小溪河，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知青，会永远记住那流淌的小溪河。黄柏河畔的乡亲们也不会忘记“知青”这个名字，不会忘记罗汉平等知青的名字，会常常向他们的后辈讲述曾经有一组知青在这里生产、生活的故事。

记忆的小溪河

如果记忆是一条长河，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是这长河中激起的最绚丽的浪花。虽说时间已将这记忆撕成碎片，尘埃已使这记忆变得模糊，可那蒙太奇式的画面却不断地出现在我脑海里，给我带来长长的思念。记忆中的小溪河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亮。

宜昌县小溪塔区小溪塔公社黄金卡大队一小队旁有一条碎石的公路，从宜昌市区曲曲折折的通过几条山路，经小溪塔从西南方向至东北方向延伸，到雾渡河、分乡。

小队位于公路的北面，公路旁有块12公里界碑，大概是从宜昌长途汽车站到这儿的距离，再往上走，有一条横贯公路的山岗，大家称其为卡子，这是小队东西向的范围。公路与由东向西流淌的小溪河正好成为一个夹角，是小队南北向的范围。公路与小溪河的垂直距离至少也有30至40米，呈南高北低的地形，小队有成片种植水稻的梯田。

小队长申光卫的家在公路南面12公里路碑处，家后西南处有小队的窑场，窑场再过去是一个小塘，这是我们生活用水的地方。小队将我们安排的是小队长家。一座冬暖夏凉的土坯屋。干打垒的厚厚的黄土墙，房顶盖着厚厚的一层茅草。房子原只有两隔间，有堂屋和厨房、两间卧室。前面的卧室住着申队长一家3口，后面一间住着申大妈。我们到小队前，已在堂屋另一侧搭了长长的一溜偏刷，面向堂屋的方面开了一个门进出。

公社书记很关心知青的冷暖，到我们所住的偏刷察看，床下垫的稻草厚实不厚实，过冬的衣服准备得足不足？在这儿的生活习惯不习惯？根据公社书记的建议，小队随后将队里的红瓦屋仓库安排为知青屋。作为回报，我曾帮公社拟写过几篇事迹材料。当时，尚不知道事迹材料的基本写法，写出的材料很难对路子。

刚到队里时，队长申光卫刚成家不久，孩子还在母亲怀里吃奶。队长的母亲申大妈有头痛的毛病，额头上常缠着块毛巾，对知青就像关心自家的孩子一样的常常给以照顾。申队长的妻子娘家姓黄，在队里是少有的殷实人家，申队长的岳父是一位兽医，可为耕牛治病。岳母俏瘦的个子，却是队上最能干的妇女。申队长有兄弟申光辉，正在部队服役，所谈对象正是申队长的妻妹黄正凤。黄正凤是小队里顶顶活泼能干的青年。

据说，1949年前，申队长一家，是由母亲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逃难落户到这里的。一个外姓人，却执管全小队人的生产、生活，确实不容易。20世纪90年代回队时，从言语中得知，申队长正带着大家跑运输，经常至汉阳宜昌办事处歇脚、办事。

队里的记工员蔡大爹高高的个子，蓄着浓浓的一字胡，年轻时一定十分英俊。我与他曾有段时间到小溪塔镇上的肉食厂拖肥，即杀过猪后留下残水。他手把手的教我怎样套牛、装肥、赶车。从镇上到队里之间有段上坡路，走完上坡路后，旁边有养路段的工棚。养路段工人每天的任务就是用木扒子将公路的碎石子往中间赶，补平车辄印。有一位工人在翻身得解放后，为了报复地主，将地主的小老婆干了。结果犯了作风上的错误被分配到养路段工作。

蔡大爹的幺儿未满一岁时，儿子复员回家了。他即将娶的媳女是山后一位俊俏的妇女干部。有一次雨后，刚复员的儿子邀我与他一起到松树林里采摘磨菇。两人收获颇丰。他还将自己随身带的照像机拍摄林中的美景。

队里最困难的大概要数住在卡子上的一户人家，粗肿的橡皮腿使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希望全寄托在当时还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民兵排长杨光远，我们曾参加过他的婚礼。张副大队长张仁全有兄弟二人，大哥在队里是好把式。副队长蔡大爹有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女儿。还有一户人家是从山里落户到这儿来的……

我第二次回队，是从宜昌夷陵客运站对面的一条小路走进去的。小队的住房已成为城中村。队长申光卫已作古。申光辉一家热情接待了我，留下通讯电话。

啊，还有，在小溪塔镇上、小溪河畔有一间卫生所，所里有一个俊美的武汉姑娘，刚从武汉卫校分配到这里的，她的男友也是武汉人，在分乡工作。不知她后来怎样了，生活过得还好吗？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宾阳门（大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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