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闹市中心花楼街洪益巷，一条百多年的老巷，28号及原洪益巷小学都曾是培心善堂及学校的旧址，多少尘封的往事。善堂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慈善组织，由民间自发结成的，始于明末清初，是独立于政府、宗教、宗族之外的民间自发机构。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朝官员杨东明在河南老家创立同善会，是虞城县名士间的亲睦会，最初起名“同乐会”，后以“同善乃称最乐也”为由，改称“同善会”。会费由会员共同缴纳，用于修路架桥、救济贫病，会员间也定期联谊聚餐。后来的同善会逐渐削弱了联谊活动，将重点放在教化和善举上。老巷中的小土地庙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东林书院的高攀龙等人在江苏无锡也组织了同善会，并借东林党的影响而闻名全国。促进了其他地区类似组织的产生。逐渐将捐赠资金用同善会的名义设立不动产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房产，靠租金收入维持日常运作。清末民初发展成为善堂，受到了外来的欧美慈善理念影响，中国固有的慈善博爱精神使人们自发结社在城市中创造出了地方自治性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政府治理能力削弱的环境下,善堂承担了社会救助的主要责任。善堂主要为城市社区提供公益服务，包括救生、丧葬、消防、施粥、教育、医疗卫生等，涵括现代慈善的大部分救助内容。
万福楼在前花楼洪益巷附近
汉口作为中国因商业活动自发形成的城镇，社区自治及慈善公益的发展更为良好。美国人罗威廉教授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介绍“汉口的每一个街区都建立了善堂，在居民密集的某些街区，如存仁巷和仁里巷，还有不止一个善堂”。《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就列出了40多家善堂的名称,据不完全统计，最多时有近六十家。而武汉地区从1823年汉阳建起了第一个善堂敦本堂起，善堂数目就更多了。但保留到现在的完好遗存建筑已经不多，除了武昌的衡善堂，汉口就只有这座培心善堂。
花楼街洪益巷是清代形成的老巷子，从黄陂街延伸到统一街，巷子不宽，但在当时却是汉口政治商业文化会聚的地方，民国夏口县知事署就设在洪益巷花楼街口清签捐总局，夏口厅审判厅、夏口县警察署、报关行公会等等，私塾学校、商业会所、宗教庙堂云集。
洪益巷28号，大门和周边门户并无二样，里面杂乱搭盖，如普通住家也无不同。但穿过二门马上就感觉到震憾，从搭建的房屋墙中露出了一根根粗大的柱子，环望上方四周，就可发现是一座规模宏大且基本保存完好的中式百年殿堂建筑。整个大殿的梁柱，古朴大方。额坊花板，雕花精美。
现存的二个雀替，狮子和梅花鹿雕刻栩栩如生。武汉民俗专家刘谦定对其解读为“太师少师”“福禄寿”，蕴含美好寓意。后殿阁楣，斗大的描金“留云”二字历经百年，仍然金光闪闪，熠熠生辉。站在天井两边山墙还可以看出旧时的光景，右边墙体还保留着二方石碑，一方地产碑已被住户搭进了厨房里，留在外面的道教活动记事碑大约二米高，周边盘龙祥云，上镌功昭三界。碑文上面较清晰，下面己经模糊，小楷工整，大气精美。然而二十多户住户把它分隔成一间间小房。搭建厨房甚至在走道烧饭。油烟不断的侵浸着它的皮肤，牛奶箱铁钉抹布掩盖着它的骨骼。更为可怕的是有的木结构已经受到白蚁的光顾。望着布在木柱上的杂乱敷设的电线和红红的炉膛使人不敢想象。汉口现在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大多是中西合壁或西式建筑，已经难已见到如此规模且保存基本完好的中式殿堂建筑，更别说留有碑刻等实物。随着城市的发展，真正可见证老汉口中式建筑文化魅力的老房子，可以说只此一处。该建筑目前尚无任何保护措施。
纳入保护刻不容缓！
这是当时汉口众多善堂中的代表——培心善堂旧址。民国《夏口县志》记载 ：“而培心堂规模尤为阔大。按：该堂创始同治五年，初在熊家巷；光绪七年，就八角亭遗址，扩充义塾、粥厂、各善局；光绪十三年，迁移洪益巷内。迭次蒙督抚宪奏奖'克广德心’、'培养天和’各匾额。光绪三十一年，设初等小学及半日学堂，继设高等小学一堂、蒙学四堂。民国六年，蒙前大总统黎颁'慈祥恺恻’匾一方，复蒙冯大总统颁发'黉（ 红）舍归仁’匾一方。此本镇善堂之最著成效者。”从上可知培心善堂同治五年创始于熊家巷，光绪十三年迁移到洪益巷内，是本镇善堂之最著成效者。但由于历史的久远，资料的欠缺，培心善堂的许多信息也只有只言片语。在不多的有关培心善堂书籍中有一本《寻城记》提到：“这间培心善堂是当地一些有钱人集资修建的，其中大部分善款据说出自一位曾在英国洋行当过买办的宁波商人。善堂的先生都很和善，也很勤俭，成天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在这一带住户间口碑极佳，颇受大家尊重，就连邻里间的纠纷也让善堂先生们帮忙进行调解。
善堂过去分为前厅后堂，前厅开的是药铺，厅前随时都坐满了看病拿药的贫苦百姓。后堂则是善堂先生们办理公事、处理内务的地方。”还有王汗吾的文章《汉口英租界最初选址龙王庙》中谈到，今大冶市高河乡宴东村下水湾有一部编成于1913年的《水氏宗谱》，老干部水世闿在整理的时候发现其16世公水光芹的传记中记载。水光芹，生于1821年(道光元年)，卒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在汉口经营土产出口，并在上海开有分号。“致富累巨万，益广田宅，博施与豪爽仗义，一诺千金”，“于汉口创办培心善堂、博施粥厂”，“于吾乡捐建务滋堂茶田、拾遗堂惜字田，种种慈善事业，乐此不疲。”
刘元的论文“近代(1888—1938)武汉善堂发展与慈善事业述略”对当时善堂的制度功能等都有所介绍，其中涉及培心善堂的是
1929年培心等善堂送诊送药每日门诊100余号，多则300余号。只收挂号费，不收诊金和药费。我们从刘文祥著《珞珈筑记》中了解到培心善堂在1929年武大校园建成前在狮子山下及罗家山下有田产420多亩，包括水田、旱地、荒山和谷仓一座。
民国时期的电话簿及票证上有反映出培心善堂在后花楼135号还设有寿木分局等等。都说明培心善堂是功能齐全、资金来源稳定，积极参与社会救助的慈善机构。然至今仍让人称道的是它在教育方面的建树。
《武汉市志》(1840-1985) 教育志上记载 “培心义塾”是光绪七年 (1881年)创办于原指南禅林（清雍正七年(1729年)，守道徐率绅民建于汉口八角亭）旧址。当时培心善堂董事会负责人万孝先，义塾堂长童跃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两等小学堂。招收自费和公费生60人。1908年元月，增设蒙养小学堂 1所。1909年春，为救济贫寒子弟失学计，在堂左侧构学舍一所，成立半日学堂。1918年春，杨开泉在培心堂捐资兴学，冯国璋颁发“黉舍归仁”匾额以示表彰。
1927年8月，改名汉口私立培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改名汉口培心善堂附设代用国民学校。1951年2月，改为市二十三小学。后改名为洪益巷小学，1971年，洪益巷小学撤销，此地划归市36中学。
原武汉文史馆馆员、文化名人扬铎曾在培心小学任教。武汉市江汉区幼儿教育志》(1840年-1982年)还披露江汉区最早的幼稚园，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在洪益巷八角亭汉口私立培心善堂学校内，先后设立过一所私立和公立（汉口市八小）附属幼稚园，但因日军入侵武汉，于1944年夭折。
这所经历了汉口教育历程的百余年老校现在叫武汉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在距离洪益巷28号几百米的花楼街边，原门是朝向洪益巷。旧时痕迹早已不存，原立于此的“培心学校”花岗岩石碑也被有关部门收藏于荆楚金石博物馆，现在学校门房右侧镌有复制品一方。
1938年上海孩子剧团在中共组织的指示下，分批离开上海，经过南通、扬州、淮安、徐州和郑州等地，1月10日到达了汉口，就住在培心小学。并在该校成立的"七七少年剧团"，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几天以后，邓颖超等同志来到培心小学看望了孩子们，并转交了周恩来、董必武及“八办”同志们捐给孩子们的款项60多元，以解决孩子们的生活与治病等的问题。茅盾、胡风、史良等同志和《新华日报》、《大公报》的记者，也到学校看望孩子们。
1月30日，周恩来同志用一辆军车将全体孩子接到“八办”，为欢迎孩子们到来和欢迎郭沫若参加“三厅”抗战工作举行了茶话会。出席者有周恩来、陈绍禹、叶剑英、秦邦宪、郭沫若、潘汉年、邓颖超、叶挺等同志。
2月12日，孩子剧团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公演。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演的是《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放下你的鞭子》等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2月14日，冯玉祥在武昌千家街招待了孩子们。4月孩子们搬到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夏斗寅住宅。孩子剧团后随三厅部分同志离开武汉到达重庆。孩子剧团在此期间发挥了出色的、特殊的，其他抗战团体无法取代的宣传作用。
中国木刻是三十年代初期由鲁迅先生提倡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运动中产生的一个艺术形式。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 1938年6月12日在汉口培心小学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蔡元培、冯玉祥、田汉、胡风等为名誉理事，力群、马达等20人为理事，会员包括全国木刻家101人。宣告：“我们要我们的木刻，鼓励同胞们赶快地参战，向同胞暴露敌人的残暴与兽行。我们要采用我们的木刻向国际爱好和平的人士，诉说敌人是怎样侵略我们，我们是怎样英勇地抵抗。”力群、马达，还在校内举办木刻学习班，进行抗战宣传。
切盼有关部门守土有责，有效地保护这座汉口老城区本来就不多的百年建筑！
善堂历史上赈灾济贫，在汉口数量庞大，保留下来的东西却不多，培心善堂规模较大，名气较响，是汉口善堂文化的见证。也是老汉口中式殿堂建筑文化的代表。其衍生的培心学校是汉口中式教育改革的践行者之一。是武汉抗战时期，上海孩子剧团和中华木刻抗敌协会重要活动场所和抗敌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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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关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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