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乃维持人体生命之基源，也是食品及轻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粮食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人，至关重要。
武汉整个粮食行是由粮行、杂粮店、运销业三个经营性质不同的行业组成。
粮行：即粮食经纪商，介于买卖双方之间，而促成其交易，其本身不与任何方面发生交易行为，仅于交易介绍成交后，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佣金标准，通常每方不超过3%。
杂粮店：系零售业务，多为较小的夫妻店，仅有几十石杂粮的本钱；一般企业，约五、六百元资金，较大的企业，只不过千元以上的流动资金，货源是通过粮行向船户、贩户购进。一般说来，有三种类型：一种营业较大，专营杂粮，其销售对象，以糟坊、酱园、炒坊为主。一种以杂粮为主，兼营食米，销售对象，以豆腐店、豆丝店、豆芽作坊，小磨坊为主。一种以食米为主，兼营杂粮、另一种是以杂货店兼营杂粮。这两类户，遍布全市每个角落。零售给市民佐食及手工复制加工生产。
运销业：粮食运销的经营业务，虽然杂粮的比重特大，也经营谷米，只要有利于运销的资金，附带经营。一般商号的资金，约在一万至五万元。其货源，系通过本地粮行购进或派员到产区及其他城市设庄收购。其经营性质，视资金的大小，各有不同。有搞城乡交流的，在各产区设庄买进，在本市销售；有搞埠际交流的，多在本市买进，运往外埠销售；有两者兼而营之的；有接受外埠厂商委托代办的，只收代办手续费；有搞国际贸易，卖给本市外商在汉开设的洋行或直接运往香港销售的。因此业务范围广泛，必须消息灵通，随时了解掌握各地市场供求的动态，行情的涨落和所获利润的厚薄，以定其运销趋向。
产区粮食经粮贩贩运进口，先由粮食行介绍成交，一部分通过杂粮店购进转售给居民和手工业者消费或卖给加工工业，供作制面、酿酒、榨油、造酱等原料，满足城市居民在生活上的需要，一部分通过粮食运销号购进，运销国内各大城市或卖给外商在本市开设的洋行。
由于汉口是武汉市场的中心，粮食商业网的分布，也以汉口为重点。粮食行，武昌仅十余家，一部分集中在鲇鱼套，收购湖南运来的粮食；一部分集中在武泰闸，收购各地帆船运来的粮食。汉阳粮行，均位于集家嘴一带，即襄河沿岸、湖南，江西及沿江一带进口的谷米，在此处设行，因此，称为外河行。经营业务，以谷米为主，内河来货，则大都向汉口设行，汉阳设行者极少。所谓内河来源，即指荆、襄、府河一带而言，其来源以杂粮为最多，因此，汉口粮食行，又称为内河行，其分布地点甚多，沿襄河一带直到硚口，均开有行，并随其所在地的不同。如：行址在关圣祠，其买方均为襄河各地客商；行址在硚口玉带门火车站附近，其卖方均为河南各地客商；行址在新码头，其卖方均为黄孝各地客商。基于以上情况，以致汉口粮食营业额，经常占全市总营业额90%以上，武昌和汉阳，只分别各占7%和3%左右。
汉口辟为商埠后，由于海运开放，交通的逐步发展，工业的兴建，汉口人口急骤增加，粮食行业也跟着发生变化，先后在汉口出现了江洪发、敖兴盛、兰福太等二十余家专营粮食不得固定经纪商，改变了过去的行商面貌。每日进口，平均约在一万石以上。自1867年起，又先后出现了永昌、源丰等十余户粮食运销商，增加了以经营杂粮为主的粮商，扩大了杂粮对外销售的范围。
另一方面，自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和划定租界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看到汉口的地方适中和各种原料来源丰富，就以通商口岸及租界为根据，大量购买本埠的土特产，特别是杂粮，运销出口。在这一时期内，外国在汉口先后开设的洋行有：法商的礼和、瑞记、美最时、餐福、法来福；英商的宝顺、怡和、沙逊、天祥、太和、安利英；德商的盐兴、公兴、永兴；日商的三井、三菱、岩井、长赖、吉田、铃木等，大约有五个不同国籍的二十几家洋行。
他们每年平均通过粮食行及粮食运销号和派人直接深入产区收购各种杂粮的数量，根据资料所载，1931——1937年，平均每年销售量及蚕豆，十万吨以上，芝麻，三百万担以上，菜籽，二万吨以上。另外，湖北所产的豆类，以黄豆、菜豆、黑豆三种为主，每年输出约二百万担，其中黄豆（即大豆）一项输出最多。大多是运销日本。这种贸易，虽然替我国杂粮开拓了一条极为广阔的销路，甚至在这一时期内，还形成了大量出超，换回国家一些利益，但由于我国关税不能自主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商业上兴风作浪，操纵把持，它的实质，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扼杀我国民族工商业，使我国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境地。
1901年以后直至1913年，是粮食商业走向繁荣的时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军火生产，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在这一时期内，全市粮食行业，达到百户以上，运销业约在70户左右，同时除了全市食米零售店和杂粮店，绝大多数均为零售杂粮外，还出现了专营杂粮的商店，仅汉口一地，就达到40余户。
1896年上海商人盛行书在硚口创办汉丰机制面粉公司以后，华中各省新面粉，都趋向于汉口，于是面粉成了武汉大宗交易，因而又有裕隆、金龙、和丰、五丰、福新、胜新等面粉厂，先后建厂生产的有源丰、永丰、天盛、福和、顺丰、鼎泰、福源等户。这些工业生产，每年需要杂粮约在360万担。
杂粮出口，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转口贸易的抬头，因而杂粮出口数量大增。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统计，汉口自1900年至1905年4年中，仅黄豆、菜豆、黑豆、小麦，平均每年输出为260万担。如果加上经常占武汉杂粮出口大宗的芝麻、蚕豆、豌豆的输出数，以及每年本市消费的数字，共约1360万担，这足以说明武汉杂粮贸易在这一时期的盛况。
自1930年后，粮食经营也开始衰落。1931年湖北及武汉发大水，受灾达到50余县，武汉变为泽国，这次水灾对杂粮市场是一个沉重打击。
自1929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把剩余物资向国外倾销，美国借给我国的资金折借美麦子45万吨付给。1932年，我国北方小麦，积存在各铁路沿线的约1000万担，而上海反有小麦输入，使粮食行业进一步遭受损失。加上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侵华目的，对我国的物资，特别是粮食等战略物资，进行扫地式的掠夺，还到处设卡进行盘查，杜绝粮食直接运进武汉。另一方面，又由宪兵队派出爪牙，在汉口分金炉一带，开设粮行，进行对粮食的直接搜刮。原来的粮食行业，处在这种严重摧残下，无法经营。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开业的字号很多，农村的元气尚未恢复，各路来源不畅。1947年湖北省田粮处禁止粮食外运，又委托粮食运销商到各产区大量收购粮食，其办法是：按照进货发票金额，付代办手续费3%，由于采购量大，利润可观。但此项交易，并非一般粮号所能争取到手的，只有少数并凭借强有力的有关人员介绍，通过交际，送礼、贿赂，才得到签约达成。在代办过程中，弊端百出。整个粮食行业日渐萧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供应，原粮食供销系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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