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的一天，无意中在中国收藏热线，发现有人拍卖湖北省麻织厂四周年纪念银质奖章，背面还有“××× （应是获奖者的姓名）坚韧 耐劳 田镇瀛赠 ” 字样。田镇瀛，这不就是我父亲吗，太出人意料了，没有想到和父亲有关的纪念章会在网上出现。
1940年2月，田镇瀛在湖北麻织厂办公室。
我的父亲田镇瀛，1934年出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院（研究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担任湖北省麻织厂厂长、总工程师，这枚奖章当是厂长赠给员工的纪念章。湖北省麻织厂是1940年竣工的，那么这枚奖章应是1944年发行的。其时，湖北省麻织厂不在湖北，而是设在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为何湖北的工厂开在了四川，那是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
亲历宜昌大撤退
武汉是1938年10月26日沦陷的，父亲于当月初由第九战区司令部调到湖北省建设厅工作。那时的省政府下属只有建设、民政、教育、财政四个厅，工业建设、交通运输都由建设厅管。此时，省政府已迁往鄂西；建设厅因负责迁运省营各厂设备，建设厅厅长郑家俊及少数科室人员尚留汉口洞庭街办公。父亲报到后任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主持拆迁武昌水电厂及武昌修船厂机器。
汉阳兵工厂厂长郑家俊（右一）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右三）及夫人（右六）、德国顾问在汉阳兵工厂合影。郑家俊后人供图
1938年6月下旬，郑家俊担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此前，郑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于极短期间内，将该厂全部设备悉数拆运湖南。郑上任后，决心排除万难，将省属纱局、麻局、布局、造纸厂、修船厂等厂拆迁后方，异地重建，复工生产。郑亲赴各局厂巡视，指示方略，召集员工，晓以大义，于万难中迅速完成任务。
时值武汉外围战事日亟，三镇迭遭敌机狂炸，水运壅塞，船只缺乏。经建设厅多方征雇，各厂员工日夜拆装抢运。几经周折，冒险越封锁线，拆迁的机器设备全部运达宜昌。
父亲1939年2月8日日记中记载，武汉沦陷的头天他还在汉口，“下午遇卓韵湘於途（注 宜昌街头），晚去新新池浴后往访，畅谈汉口撤退时经过，伊去葛店曾目睹日军舰，亦壮举也！二十四日晚乘民船逃出，时我尚未离汉，竟未遇见，沿途较我辛苦多矣”，之后去宜昌（10月25日省航运局有一艘船从武汉撤退，父亲随船撤离？）。到宜昌后，父亲负责已运到宜昌的省建设厅所属工厂设备继续西迁巴东、万县等地。1938年被称为中国的敦克尔刻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父亲即是大撤退的亲历者。
当时省纱麻布局机件已分别运往陕西及宜昌，纱布局与中国银行协议在咸阳设厂，制麻局机器则与经济部商定共同在宜都设厂。父亲1939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写到“ 晨起忽接厅内送来电报，麻布局机件决运万县，与经济部合办开厂，乃去民生公司及工矿调整处接洽”。
佩戴工作证章的麻织厂女工。
纱麻丝布四局机器均为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与英商签订合同购买机器并提供技师，准备在广州设厂的；尚未建厂张即调任两湖总督，四局机器随张一起调到湖北，后来在武昌城墙外长江边，从平湖门、文昌门、到望山门，也就是今天的武汉长江大桥下的武昌平湖门水厂到武昌造船厂临江大道沿线，建了制麻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1926年毁于战火）四座近代纺织工厂。
由于日军逼近宜昌，原定在宜都重建的湖北麻织厂，只得继续西迁改在四川万县建厂。因为万县水运交通方便，距战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近便。
心系湖北麻织厂
1939年6月湖北省政府改组，严立三代理主席兼建设厅长，由秘书向云龙（曾任大学教授）代理厅长，向力主将麻厂收回自办，并将武昌修船厂及白沙洲造纸厂等厂的机器也运往万县建厂。
当年8月间父亲代表建设厅前往万县和经济部代表磋商合作条件，终因对方要求过高，未达成协议。10月由建设厅自行筹备建厂，随即成立湖北省建设厅麻织厂筹备处，父亲兼主任。在他的领导下，邀约留美同学，组织人员，建筑厂房，培训工人，边安装边生产。
1939年，四川万县麻织厂建设工地。
1940年4月1日，利用竹竿、杉条、茅草，建成美观大方经济适用的麻纺、麻织两栋厂房，布机已先行在临时草棚内开工，10月间全部投产。
从麻织厂开工到抗战胜利，父亲田镇瀛一直是这家官办（湖北省建设厅）工厂的厂长。麻织厂的前身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官麻局，在官办期间未曾有过获利，只是在租给商人经营时有利润。在父亲这位留美的理硕士管理下，麻织厂大获利润，所生产的麻袋、棉布有力地支援抗战前线。
抗战时期，湖北麻织厂竣工留影，右一厂长田镇瀛。
《湖北省地方志》第1488页载：
麻厂开办后，在没有外籍人员参加（注：此前国内麻织厂工程技术人员为英国或日本人），能够生产麻袋在国内尚系首次。1941年麻织厂的全部职工366人中，受过大学和专科教育的4.1%，高中和初中的分别占3%和5.7%，工程技术人员6名，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64%，厂长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工程师。
1940年，抗战期间在合乎经济美观原则所建筑之厂屋前之“普渡三杰”！—苏谔、田镇瀛、刘宜伦。
1944年1月，麻织厂有职工703人，资金1130万元，各种机器202台。抗战时期“大后方”仅此一家麻纺织厂开工。此厂正式投产前后即有军粮局及粮食部先后订购了全部产品，销路甚好，所生产出的麻袋“经久耐用......堪与印度麻袋媲美”。1941年——1945年接连盈余，5年中共获利9000余万元，其中1944年度盈余达3400万元。
麻织厂繁忙的生产车间
1944年在工厂成立四周年之际，厂长田镇瀛向职工赠送银质的纪念章。麻织厂的员工多年后还记得，每年过年全厂职工要在一起吃团年饭，父亲会向每一个职工敬酒；日本鬼子飞机空袭，父亲总是要职工先撤，自己最后一个离开厂房。这两件事，还是文革期间，外调人员到我家告诉我的，父亲却从未和我们说过。
职工聚餐，刘宜伦（中座者、原重庆邮电学院院长）厂长站在后面。
遗憾的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湖北省地方志》却不肯记下我父亲的姓名，“厂长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工程师”来指代父亲其人。好在，历史是不容抹杀的，和湖北麻织厂连在一起的是田镇瀛，有这枚银质纪念章为证！
朋友送给我一本湖北省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宜昌大撤退图文志》（2005年出版），该书第170页记载“武汉本地民营工厂途径宜昌迁往四川的分别为：…迁往万县：湖北麻织厂（田镇瀛）”。短短的一行字，似乎在告诉我们，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将父亲的名字铭刻。（注：麻织厂不是民营工厂）
时代在进步，2008年出版的《湖北工业史》留下了父亲的名字，“湖北省建设厅万县麻织厂，由留美工学硕士田镇瀛任厂长”，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田镇瀛、苏谔与夫人孩子在造纸厂。
抗战期间，和湖北麻织厂同在万县的还有同为建设厅属下的湖北造纸厂和湖北机械厂，两个厂的厂长都是父亲的好友，也都是留学回国的。造纸厂厂长苏谔先生还是父亲美国普渡大学、密歇根大学的校友，也是留美的硕士，家中还有他们在普渡大学的相片。湖北机械厂从武昌西迁前叫武昌修船厂，西迁宜昌后一度改名湖北修船厂，抗战胜利后搬回武昌，也就是解放后的武昌造船厂；厂长郭寿衡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冶金铸造专家，解放后曾是武汉市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市政协常委。
在抗战的后方有很多像我父亲一样的留学生，他们不贪恋国外的舒适生活，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报效祖国、共赴国难！
田镇瀛的妹妹夫妇到万县麻织厂探望兄长，儿子手握麻织厂厂旗。
网友助我如愿以偿
我把《湖北省麻织厂成立四周年银质奖章》的帖子发到汉网《人文武汉》，网友武夏阳要我“不惜一切代价要拍下！”，士心留言“看到了不要让这好的东西流失，这章上竟然有你父亲的名字，这可是有点天意的味道！”。家中除了父亲的照片、日记、书籍，像纪念章类的物品是一件也没有。我当然很想得到这枚纪念章。
如何收回？我想到《人文武汉》的网友铁血十八星、收藏家万学工，他是这方面的行家。2012年12月1日《徽章上的武汉》作者聚会时，我向他求助。很快就有了音讯，次年1月13日再次聚会时，万学工把这枚纪念章交到了我手上。万学工从事文物收藏多年，他联系到江苏常州的那位卖主，听了万学工讲了我的故事，爽快地售出。
看着这枚纪念章，我仿佛看到抗战时期父亲在麻织厂忙碌的身影。
湖北省建设厅麻织厂的工作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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