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我国海禁大开，照相技术随之输入。先是广东，继之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然后转入内陆。大约在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一位广东人在汉口回龙寺（今江汉区大兴路回龙巷附近），创设了武汉最早的一家照相馆，名“荣华照相馆”。紧接着，一位姓庄的江苏人来汉，也在回龙寺一带开设“鸿图照相馆”。
不久，又有一位日本人在武昌黄鹤楼开设照相馆。这算得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照相馆了，距今已有130多年。
光绪七年（1881年）前后，严添承在武昌黄鹤楼创设“显真楼照相馆”。最早由画家转业照相的，还有鲍俊轩在光绪四年（1878年）开设“文华照相馆”于武昌城内总督署附近；翁耀卿在武昌斗级营开设“美华照相馆”。
光绪十九年（1893年），日本人山田清藏来汉口，在当时的法租界开设了“永清照相馆”，成相清晰，神形兼备，其设备、技术都很讲究，相片质量好，生意不错。当时照一张6寸相片，收银元两元，为画像馆画一张同样大小肖像收费（需银元20元）的十分之一。这以后，汉口又出现了“清叶”、“汉口”两家日商照相馆。
随着照相业务的拓展，清代末年，汉口新开设了“荣昌”，武昌斗级营又开设了“丽昌”、“珍奇”，三佛阁新开了“容康”等照相馆。汉口和武昌的照相馆增加到13家，汉阳还是空白。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所设照相馆增加，竞争激烈，日商所开的照相馆相继歇业。1919年开设的真光照相馆，以其设备富丽堂皇，技艺先进精湛而著称一时。
20世纪20年代初期，显真楼、品芳扩建四层楼的新型照相馆，更新设备和技术，业务进一步发展。1931年武汉大水，照相业颇受影响。直到1933年营业仍不景气，1936年前后才得以恢复。武汉沦陷期间，日商抢占原照相馆房屋改牌经营，照相业倍受摧残。到抗战胜利后，照相馆相继复业，车站路附近的“国泰”，大智路附近的“铁鸟”等照相馆开业。到1948年，武汉照相馆达132家，由于经济波动大，旋开旋停，变化频繁，解放前夕只剩下89家照相馆勉强维持。
前不久，我前去拜访我在航空路的老街坊，隔壁邻居老常夫妇，我们当邻居有16年之久，感情很好。老常已经87岁了，精神依然矍铄，记忆力仍然不错。我跟他谈起武汉照相馆这行当，他一下子打开话匣子。
老常叫常忠贤，湖北监利县人，1949年来武汉当学徒，就在汉口民权路清真寺对面的鸿光照相馆。那时，民权路就有三家。六渡桥附近也不少，如天真、美真、真光、雅光等。我问，为何闹市区有这多照相馆？他说，以前，人们过年过节，不如现在消费多样，习惯于或喜欢全家照张合影，有些年轻女子，也喜爱烫发，穿旗袍，打扮一番，为自己留下美好的倩影。
老常从武汉解放以来，先后在江汉路四明银行旁的王吉照相馆、民生路口的品芳照相馆、民众乐园对面的雅光照相馆工作过，后任江汉区二商业局组织科长，江汉区饮食服务公司书记等职，直至退休。他老伴、女儿、女婿后来也在照相馆工作，可以说，这家是照相世家了。
老常对我介绍说，过去由于照相馆规模都不大，所聘请的师傅不多，所以师傅除了拍照，还要冲洗照片，还要画布景、着色、当电工，就是说什么活都得干。
照相馆一般设有照相室，背景是各式各样的布画，既有室内堂景，又有室外园林景。采用室内堂景时，配以地毯、高背椅、茶几、花瓶、盆花等道具，显得高贵典雅。室外景，前有树木，垂柳、后有宝塔、湖光山色，人坐在低矮的树桩或仿制的石台、石凳上，照出来相当自然、真实。
摄影师傅用的是古董式木质座机，旁边布置了高高低低不同型号的聚光灯，师傅把头藏在黑布袋里，定格底片尺寸的木框和存底片的暗盒被弄得哗啦哗啦响，顾客在镜头里只看到自己的倒影。然后，师傅一捏手中的气囊，听到“咔嚓”一声，照相过程就完了。
暗房也是照相馆工作之处，一只小灯泡外面裹着红布，发出幽幽的红光，这里除了印像机、上光机、放大机、切片机，往往弥漫着显像水、定影水的气味。
那些年代没有彩色照片，给黑白照片着色成了时尚，年轻人的结婚照、小孩的周岁照，人们都要多花点钱，放大着色，图的是完美、喜庆。老常的老伴谢巧云就是着色师傅，这要拿着纤细的毛笔，蘸着水彩，小心翼翼地在照片上描抹。有时色彩虽夸张，但弥补黑白片的色彩单调，人们还是蛮喜欢的。
时代的变迁，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尽管有了智能手机，人们青睐照相的依然不少，年轻人结婚要拍婚纱照；出生的婴儿在满月、百天、周岁时也要拍照，有些家长还要求制作精美相册；有的人还拍摄怀旧照等，照相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还是有市场的。
1958年中山公园胜利门 云霞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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