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左)与巴南冈
在武汉,上了年岁的人提起家父巴南冈的名字,差不多是人人知晓。他之所以著名,我想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长期从事武汉的文化艺术领导工作,在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接管旧文化,发展新文化,促进戏曲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尤其在招贤引凤,团结文化艺术界人士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因为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所谓的“右倾”而历经磨难,几上几下,名声远播,成了有名的老“运动员”。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父的人品和为人,他坦荡无私,平易近人和勇于担当。至今他已去世二十多年,老人们提起他仍充满了敬意,都说他是个好领导,都能讲出许多有关他的故事。
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右)与巴南冈
家父爱看戏,也懂戏,有人说他是“戏迷”,这一点也不为过。看戏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把看戏做为工作,做为责任,那却是一件苦差事。每天看戏到深更半夜,特别是文艺汇报演出、调演等活动期间,一个月内要连看几十场戏,那更是件辛苦事。对此,我和母亲都多次劝过他“能不去看的戏就不要去”,但他却不听,说:人家请你,是人家看得起你,不去,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劝他不住,只好我和小保姆轮流陪他去看戏,母亲不放心,总是等他回来,为他准备点吃的才能休息。
而且家父看戏是不论什么剧种,不论是本地演员演出,还是外地剧团来汉演出,不论是大剧团,还是小剧团,只要有请,他从不拒绝。每次看演出,他都是早早就去,从不迟到早退,演出结束,他还要到后台看望演职人员,问寒问暖。演员们也都想听听他对演出的评论,他也总是能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评价。他是把看戏作为文化局长的一项重要工作,把看戏作为团结演艺人员,与他们交朋友的重要途径。他经常讲:一个文化局长不看戏,不与演职人员交朋友,就无法做好工作。正是他的热情、平易,演员们喜欢他,亲近他,外地剧团感谢他,许多外地文艺团体因此慕名而来。
巴南冈、程砚秋、汉剧艺术大师吴天保
家父喜爱诗词,也喜欢写诗,加之他写得一笔好字,因此,向他求字的人很多。家父为人随和,只要向他求字,他都一一满足,特别是住院期间,病友、医护人员求字的更是不计其数.对于求字的人,他从不应付,总是根据当时的情景和求字人的工作性质、个人特点,构思成章书写,或赞美,或鼓励,所以他的字加上他的诗作,就成了求字人珍藏的心爱之物。
1984年,家父随《文化报》的工作人员游黄山,他为同行的每个人写了一首诗,返汉后书写成条幅以赠。这些诗都是抒发的登山感受和同行的故事,其中黄玉翠、陈秀华、徐景文、禹宏这四人游兴最浓,被家父戏称为“黄山四峰”,并将他们四人的名字以谐音巧妙地嵌于诗中,如为陈秀华题赠的是:“雨洗黄山翠,华照晨秀峰。经文书摩崖,远看余霞红。”
家父热爱大自然,钟情山水,每次旅游也是他诗兴大发,诗作最佳之时,他把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的追求、感悟宣泄的淋漓至尽。但他在武汉生活的49年中,有35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只是在他政治问题得以彻底平反和离休以后,他才焕发青春,得以寄情山水间。
1979年9月,为恢复“文革”中遭到摧残的武汉园林事业,他偕园林局的几位同志,赴西南四省考察,沿途得《西南行》组诗多首,诗中洋溢着对大自然的赞美,也将他思想得以彻底解放的愉悦心情跃然于中:“览胜探奇访桂林,借景移花绘江城。仰视千峰穷碧落,俯察漓桃绕城行。七星攀斗已称奇,芦笛回肠更堪惊!云作地来天皆石,玉为墙兮雪为城;瑰宝碑林人工勒,艺术宫殿自然成;阳漓江处扪象鼻,榕杉湖畔鉴倒影;还珠洞口濯漓水,南溪山上访白龙;揽月拿云愧二老,拔地柱天独秀雄。怀古记叙前人备,多情无才诗难成。美化江城巧装点,愿借八桂一枝峰。他年丹桂飘香日,抛杖再补航漓情”(《桂林颂》)
巴南冈与画家关山月
1986年家父已是73岁高龄,又患严重的肺心病,他随市老干局组织的离休干部疗养,到湖南的武陵源风景区旅游,在登上黄狮寨时,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群峰笋立拔地起,陡削嵯峨破云天。千姿百态谁雕饰?形象瞬变命名难。万木争荣山披绿,岩隙虬松古藤攀;游人如蚁盘曲径,老夫又当鼓动员。谁说新闺能锁美?穷山恶水金不换。逾古策杖黄狮寨,气吁汗涔心也甘。金龟背上夸长寿,年老亦愿学少年!”(《黄狮寨》)
家父是个性情中人,他也有喜怒哀乐,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记录在自己的诗词中。家父写诗从不做作、勉强,他经常说:诗是心声的表达,不是写出来的,是流出来的。因此,他的诗不十分追求格律、对仗,只求意到。家父思维敏捷,加之他读书颇多,涉猎甚广,只要环境、事物对他有所触动,他随手拈来,出口成章。
京剧艺术大师盖叫天(右)与巴南冈
虽然他历尽磨难,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磨难使他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他的诗词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他的许多抒怀诗,那是他心声的真实流露。“最羡傲雪顶霜松,历尽风雨色更浓。岁月无情催人老,时光有限惜晚晴;耄耋幸闯尚康健,期颐愿为盛世翁。老骥伏枥抒壮志,春泥护花亦钟情!”(《八十初度》)“艺海浮沉拾贝忙,扪心自愧少专长。最喜年年飞针线,愿为他人作嫁裳。”(《改诗言志》)“山高人更高,松青我亦青。悠然望飞瀑,扶杖听泉声。”(《黄山喜晴》)这些诗既是他人品的写照,也是他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总结,质朴而昂扬,没有虚情假意,扭捏作态,没有说教,但却充满了哲理,给人以激励,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正是人们喜爱他的诗的原因。
家父重感情,爱交友,尊重人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在文化艺术界、园林界的老人都能讲出许多故事。五十年代程砚秋先生来汉演出,在德明饭店宴请他,家父主动向程先生敬酒,程先生见是文化局领导敬酒,就提出换大碗,家父只好换大碗。宴会后程先生照样演出,家父却酒力不胜,在剧场里睡着了。回家后说起他的酒后失礼还深感歉意。我说你的酒量不大,何必硬撑着?父亲却批评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再难也要喝下去,这是对程先生的尊重。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只有尊重人家,才能团结人家,这也是工作。
巴南冈与夫人景南在中山公园
正是这种对人的尊重,父亲与全国众多文化艺术界的名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说家父的朋友遍天下,这一点也不为过。北边的梅兰芳、马连良、张君秋、程砚秋、盖叫天、谭富英、赵燕侠、常香玉;南边的红线女、马师曾;东边的周信芳、俞振飞、袁雪芬等当代一流的著名演员,都是他的朋友,与他有着深厚的私交。前苏联的乌兰若娃、波兰的莫捷耶夫、缅甸的吴.巴丹等都向他敬过酒,合过影。这不是家父有意去结交他们,而是工作造成的机遇,他的坦诚、热情给他们以好感。至于本地的演员如京剧的高百岁、高盛麟、郭玉琨,汉剧的吴天宝、李罗克,楚剧的沈云陔等,更是我们家的常客,连打小锣的,翻筋斗的人当中,也有不少是家父的朋友。
家父平易近人,胸怀坦诚,为官不像官。对上级敢于直言,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对同级他以诚相待,是领导班子团结的胶合剂;对下级,他一视同仁,关爱有加,有求必应,从没有官架子,群众视他为朋友、为亲人,这正是群众喜爱他、尊敬他的原因。干部有困难找到他,他从不推辞,无论是工作上的事,还是家事,他都尽力帮助;干部有病痛,他总要抽空去探望,帮助他们求医找药;每逢过年,常常是他先打电话给下级拜年。连有些干部的生日他也记得,不忘记给予祝贺。
1954年巴南冈在中山公园
有一次一个企业请他去为企业书写题名,为表示感谢,给了他200元润笔费,再三推辞也没推掉。但这200元钱却成了他的思想负担。回家后与我商量,决定拿100元请家人吃顿饭,另外100元钱,他为市文化局的老下级彭玉林同志过了生日。这样他才如释重负。正是他的平易和以诚待人,我们家里总是客人不断,每逢过年过节,更是门庭若市,他们来,不是有所求,只是想和他说说心里话。
家父是个胸无城府,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1958年反“右倾”,他成了武汉市头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掉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降级,从一个中央直管的正局级领导干部,下放到工厂当一个车间的副主任,这种处理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他委屈,他苦闷,可是又不能对人诉说。那真是“离魂失魄万头绪,个中滋味对谁语”,“血压频增难浇酒,方寸益乱不思书”(《蜗居吟》)。
赵毅敏夫妇在中山公园合影
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家父的老朋友原中纪委副书记赵毅敏同志来武汉参加会议,住东湖。特邀请我母亲去东湖客舍叙旧,为避闲没有请我父亲。父亲知道这是赵毅敏同志对他的爱护,但还是十分难过,他在诗中写到:“长者来武汉,寄语住泽畔。邀妻不约我,防为闲者传。怀旧情难禁,羞见故人面”。但即便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他也总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工作为重。不管是把他放在哪里,他都以高度的责任心把工作搞好。
下放到工厂时,他与工人打成一片,重活累活一样抢着干,取得了工人的信任与尊重,说他怎么看也不像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调到东湖管理处和园林局工作,当时正处于百废待兴,工作十分难做,既要处理好两派的团结工作,又要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园林工作,家父不顾个人得失,顶着种种压力坚持拨乱反正。正是在家父的坚持和努力下,公园里才开始恢复种花种草,东湖风景区才开始整体规划和建设,这为后来我市园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过他、斗过他的人,他也总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有一个干部被认为是家父身边的红人,但在1958年文教工作会议上,他却落井下石,竟把家父在党内会议上发言的档案搬出来,断章取义的作为批判材料,这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他的行为为同事们所不齿,我也十分恼怒,多次劝父亲别与这种小人往来,但父亲却不以为然,还批评我心胸狭窄,说:做为一个领导干部,胸怀要宽阔,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特别要设身处地的替那些反对你的人想想,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环境下,为了自保,做出一些错事也是难免的,应该加以谅解。
家父就是这么个人,为别人的事,他总是热心快肠,对工作的事他总是勤勤恳恳,对自己的事,对家人的事他却很少操心。对位子、房子、车子、票子等,他更是不计较。我们家很多同志都去过,这房子住了几十年也没换过,至今还是公租房;为后事他写下遗嘱,葬到长江里。他从1938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到死他仍是一个“无产者”,上无属于自己的片瓦,下不占有国家的寸土,有的只是银行存折上的两万元钱,这是他历年从工资收入中积存下来,以防中风卧床不起时请人照顾而备用的。
父亲写过一首《兰颂》诗,正是家父人品的写照。
兰颂
淡雅清悠闲,碧蕊素心牵。
葳蕤缀珠玉,高洁贯贞坚。
羞于粉黛比,甘伴烟霞眠。
芳馨深谷锁,欲阻香益延。
家父去世22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他、怀念他,正是因为他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因为他是在以自己的行动,发扬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的坦荡为人,他的亲民作风,他的敬业精神,他的不谋私利等等人格魅力,放在当今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些品质是家父留下的一笔丰厚遗产,我将作为家风,教育子孙永远传承下去。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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