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江汉路步行街上，有一座由湖北美院雕塑系何芳创作的雕塑《挑水》，反映了过去人们的用水情景，曾有挑水这一行。如今的年轻人会问，汉口何时开始有了自来水？
汉口虽然面临长江汉水，在过去的岁月里居民用水却相当困难，汉口所挖掘的水井全不涌水，或可以涌水但水量少，多不能预期使用。所以汉口人比不了武昌人和汉阳人，以前“家少凿井，多仰汲于襄河。”加上汉口的井水味苦质杂，居民很少有喝井水的，饮用水多是到汉江去挑，经过沉淀后，然后饮用。
由于饮水量大，便有专门担水的职业。街头出现一批专门的卖水者。挑水夫将水挑上岸，送到有需要的人家，以谋取微薄的酬劳，然后各家用明矾将水澄清。这样不仅使用不方便，而且饮水卫生也很难保证。就这样，每天下河担水的人川流不息，不计其数，因而也就有了为挑水方便而专门开辟的巷道，汉口人就管它们叫“水巷”。汉口曾有“大水巷”、“东水巷”、“老水巷”之地名。
在《紫阳书院志略》中记载，嘉庆五年（1800年）2月25日《新街谕禁示》：“汉镇徽州会馆前面街道，为行人往来要津，故于街之左右，各开水路一道，一为挑水上岸，一为下河汲水，左右回环其间，使中道不淋漓，原以利行人，而免拥挤。无如近今以来，挑水人夫只图便捷，舍却水道，辄于正街挑走，沿途泼洒，渍满街衢，行旅深为不便，合焏出示谕禁。”徽州人通过官府出面，严禁在他们照墙新街和新安码头等处摆摊挑水，并由祠役随时检查。
这一资料反映了当时挑水的人们穿梭于大街小巷，所过之处，日无干地，《汉口竹枝词》中说：“九达街头多水巷，炎天时节不曾干。”据悉，当时用水紧张时，要在墙上画“正”字，用了多少水，账都记在这上面。
1906年，宋炜臣等筹资设立起既济水电公司，建起一座自来水厂。该厂设立在我市宗关上首，建有浑水池、滤水池、清水池等。同时，还在后城马路附近建水塔，作为水厂供水的配套设施，与水厂同时建成供水。“塔作八卦式，计高十四丈余，塔内铁水柱一，用机器吸水至塔顶，再由塔顶分布四旁以供居民之用。”自来水厂于1909年7月竣工供水，其供水范围在今江汉路以南，硚口以北，今中山大道以东，面积约4·3平方公里，日供水量达近3万吨，人均日耗水量约114公斤，供水人口当在10万左右。这在当时的中国，规模上堪称翘楚。
刚开始供水时，自来水还是个新鲜事物，被称为“机器水”，危及到挑水夫的职业生存。很快，坊间传出“机器水有毒”的流言。为了打消误解，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办人宋炜臣就跑到汉正街，在一个又一个供水桩前，亲自示范，表演喝水，并说：“如果我喝了水死了，报纸上肯定会有消息的，你们看这几天的报纸，如果我没死，就可以证明这水没毒。”宋炜臣从此成了“武汉饮用自来水第一人”，人们的疑虑也由此打消。从此，人们再也不用挑着扁担、踩着水巷去长江、汉江里取水来用了。
解放前的既济水电公司，主要为官僚、富商以及租界的洋人服务，一般市民是无钱安装自来水管的，只得到供水桩（公共售水处）买水。水电公司在街头巷尾安装分水管，大多数水管拥有者，均为水电公司的关系户，有些是当地的“水霸”，他们可以自行确定水价，老百姓要受到中间剥削。普通人家有的自己备有担水桶，一担水自挑自用。有的家缺少劳力，便雇请送水夫挑到家中。新中国成立以前，汉口的送水夫还有820人之多。
新中国建立后，武汉人民有权享受自来水了，全市用水普及率达98%，昔日的售水牌和挑水者成为历史。江汉路步行街上的《挑水》雕塑，再现了这一历史风貌。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江边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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