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进、民意几条路名的蝶变嬗递说起
武汉人对汉口老城区的几条马路应该是很熟悉了，如前进一路到前进五路，民意一路到民意四路。特别是前进四路附近的电子市场和前进五路的水塔，还引来武昌、汉阳及光谷校区一带的年轻人前来打卡、淘货、美食。
但我们稍稍往前探源一下这几条马路曾经的名称，答案却是五花八门，特别是有些与文史和地名相关的文章、书刊或路牌中，指鹿为马，张冠李戴，错得让人心悸。百年水塔矗立街头、沉默无语，在他眼皮底下这些老地名辞世并不太久，就出现这么多的错误，实在是说不过去呀。
我们不妨大胆而小心地向历史追溯，问一问这些“路”在何方？
首先确立一个坐标，从前进一路说起。今前进一路从中山大道过京汉大道连接解放大道，是汉口老城区南北向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
前进一路是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经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批准的第一批改名的道路。前溯到1948年，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总统选举。选举方式为具有民意基础的中华民国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参与投票的间接选举。汉口市政府便将府字系列的地名作了政治意义上的调整，赋予了实行宪政、尊重民意的政治色彩。这条路被应时改成宪政一路。
再往前溯，民国1927年下半年，刚成立的武汉市政府以原天元善堂为基础，扩建改成武汉市政府办公地，市政府门前的路被命名为市府路，同时对周边马路进行翻修并统一名称，这条路在市政府的东边被称为府东一路；再往前，府东一路之前的地名是济生一马路。
有人想知道叫济生一马路之前这条路有名称吗？我只能说那个时候这一带连正经房子都没有，大都是棚户或水凼,也没有像样的道路.如一定要叫一个路名可以随手一挥：刘歆生唦！是的没错，这一带都是刘祥的地盘。翻开1918年《汉口市街全图》（《武汉历史地图集》P49），这一带称作“刘歆生路”的地名横七竖八好几条。所以把这一带都叫刘歆生（路）也不会错，如果有错也错得不会离谱。估计九泉之下的刘祥爹爹听到我这样说会喜眯了眼——这里面是有故事有由来的，此处不赘述。
由上可以看出，前进一路历史上名称虽然多变，但有一点没有变：它就像一个老大，始终是“一字号”路名。济生一马路——府东一路——宪政一路——前进一路。上有水塔，下有“一字号”大哥这种特殊的地望，守望百年，其周边阡陌街巷无论如何变化，都万变不离其宗，跑不了几远的。
从前进一路到前进五路，各有各的来历。前进一路=宪政一路=府东一路=济生一马路；前进二路=宪政二路=府东二路；前进三路=？打个问号先，等一哈再说；前进四路=宪政四路=府东四路=歆生路+三星街+大新街；前进五路=宪政五路=府东五路。
那个前进三路有点小特殊，它的历史等式是：（济生左巷）=府东三路=宪政三路=大兴巷（连地名带路名带片区名，本地居民统称桃源坊）。所以，1949年5月武汉解放之后，将旧制 “府东系列——宪政系列” 改为“前进系列”时，前进三路暂付阙如——冇得。正规地名叫大兴巷，土著叫桃源坊，一直喊到1967年。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全市地名改朝换代，一个有点聪明的脑瓜想起此地原本就缺一个前进三路，于是把桃源坊（济生左巷=府东三路=宪政三路=大兴巷）改成了前进三路，至此前进系列路名宣告补齐。
到了1972年全市整顿路名时，不少貌似“红色”路名都恢复了原路名，而前进三路看似“颜色”还比较正能量，关键是插入了前进系列补了缺——乖乖，亲爱滴小三不能走！所以新冠名才几年的前进三路没有恢复旧名大兴巷或桃源坊（片区名仍一直在用）。
说起桃源坊，还有一点“历史冤案”，有些《地名志》和关于桃源坊的文章，都称桃源坊其名是旧式无聊文人看到桃源坊青楼女子众多，于是引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武陵春色桃花源”诗文来形容这里无边春色，遂起名为桃源坊。
在下不才，陶诗读得不多不精，花了一点笨功夫把电子版的《陶渊明全集》从头翻到尾，没有见到陶老夫子有这句诗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初中语文课文的选文，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描述的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实际上是陶潜在描述一种和谐气氛及大同世相，与烟花巷中的荡漾春色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
想必是当年有起名资格的老夫子们借《桃花源记》的意境，希望本里分的街坊邻居和谐相处如同“世外桃源”，遂命名为“桃源坊”。至于乐户们趁势组团来此扎堆经营，那应该是后话。使“桃源坊”含冤蒙尘的不能只怪罪当年那些小姐姐们，那些不动脑筋有着低级趣味的“新式文人”罪不可恕，当然，现在一些“文人”也秉承他们前辈的衣钵，依葫芦画瓢乱喷一气，该当何罪？自己掂量吧。
民意系列路名。今民意一路形成时间大致与今前进一路同期，其改名历史原因也是因了1948年国民政府实行宪政，尊重民意的政治色彩。其由来是：济生东小路=府西路=民意一路=红旗一路=民意一路。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从老地图上看，府东一路是带序列一的，而府西路没有带序列号，从府西二路才开始带序列号。二是民意一路曾经在1966年文革不久就改名为红旗一路，1972年路名整顿时又改了回来。
民意二路的历史印辙是：济生四马路=府西二路=民意二路=友谊路。改为友谊路的缘故是，1957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武汉，乘车经此路至中苏友好宫参观，为表达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改名为友谊路。由此也可知，民意路系列缺民意二路了。
民意三路从府西三路=民意三路=红旗二路=民意三路，历史清白却也乏善可陈（小城故事多，尚有待发掘）。民意四路来自济生五马路=府西四路=民意四路（解放后未改）=前卫二路（1967年改，稍晚于“红旗一、二路”改名）=民意四路（改回到文革前或解放前）。
绕不过去的济生系列路。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提到了济生一马路和济生四马路。而前进系列路和民意系列路在当代的表述中出现错误，一般都是从济生马路系列开始出错的。看客可以欣赏一下矗立街头这块地名碑。
政府有关部门树立在闹市街头的“民意四路”的路名牌中竟然这样写的，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德云社在说单口相声，是来搞笑的吧！民意四路的前身怎么是济生三马路？那我告诉你：济生三马路是个东西，民意四路还真不是个“东西”，是“南北”。
尽管这个路牌错误的来路是1990年版《武汉地名志》，但是武汉地名办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武汉市有如此众多的民间历史爱好者和地名研究者，对这些错误早就发现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还在缘木求鱼，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提起济生马路系列，其来历就有些暧昧起来，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这里不作深究。只想简要说明一点，刘歆生本人与济生公司没有关系，济生马路的设立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济生善堂也似无直接联系，其“济生”之来历与史称“将军团”的济生公司有关倒是不争的事实。
1921年8月，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后，主张鄂人治鄂，由他向黎元洪总统保荐一批辛亥首义参与者为将军府将军，其成员有唐春鹏、石星川、孙武、熊祥生、陈士可、吴兆麟、蔡汉卿及杨缵绪等人，其中陈士可任湖北工赈督办，熊祥生任湖北烟酒公卖局长，杨缵绪任湖北造币厂长，应龙翔任应城石膏公司总经理，吴兆麟任樊口堤工局总经理，孙武后任汉口后湖地亩清查专局局长，傅楚材任汉黄鄂轮船公司总经理。
济生公司收条 李良丽供图
唐春鹏、石星川和蔡汉卿等组织的济生公司,公司董事长为蔡汉卿,经理为吕超伯。而此时的刘歆生，正处于一个极其倒霉的时刻，现金流已经划拉不开，挹注无力，而他的柏泉乡党孙武正虎视眈眈地张开血盆大口等着收拾他。
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武昌首义将军团的济生地产公司将刘歆生原燕马湖为中心的一段地皮，由今前进一路至民意四路，作价200万两，将款项交付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以清偿刘歆生积欠该行的债款270万两（差欠的70万两则用刘歆生坐落于万国跑马场附近的地皮划出一段作为抵押，然后作价清偿剩余部分）,这一说法来自辛亥革命亲历者、1931年曾接任吴国桢之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务、新中国的百岁老人喻育之先生生前所写文章。
另一种说法是将军团出面帮忙转圜，将刘歆生水塔对面的生成南、北里1200余方地皮及其建筑房屋全部作价还给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以避免刘歆生破产。事成之后，刘歆生要付一大笔酬劳给将军团，刘将今中山大道至京汉大道之间约3万方的地皮按平价半买半送给了济生公司，再由济生公司出面划小块出售给富商买办和其它购买者。这场交易，使将军团大发其财，有些人一分钱不花便分得1000方。石星川的吉星里，蔡汉卿的希昌里，李春萱的震旦中学，刘佐龙的八元里，都是不花分文得到的地皮。
这块地皮原是刘歆生等人为了提高地价，同时也是受西风东渐之影响，原规划按租界形制建成汉口华界的“模范区”。看样子济生公司获得这块地皮后也遵从了这个规划的基本原则，使这一片华界建筑有模有样。
同时，这一块由济生公司“开发”的项目所形成的道路也按济生一马路到济生五马路命名，从老地图上或从资料中看，这大概是武汉市（汉口）第一个按名称+序列号命名的街道系列名称，是今后的前进路系列和民意路系列道路甚或我市所有的“名+数”路名的滥觞者。
由此可见，济生系列马路的名称与济生公司似有直接关系（刘歆生除了贱卖土地给济生公司外似乎不是该公司股东而是生意关系），而与济生堂没有直接关系。至于济生公司与济生善堂之间有无传承关系或是经济关系（除了济生二字相同外），有文章说：济生公司因此地有济生善堂，所以公司起名为济生公司，感觉有些牵强，因没有看到确切资料，只好存疑待考。
从上图可见，济生马济系列是有纵有横的，其中一、四、五马路大致成南北走向，二、三马路大致成东西走向。很多不动脑筋的人都没搞清楚从前“济生马路”系列是大致成井字形架构的，想当然地以为是同花顺一样从一到五顺溜排列，他们直接简单粗暴地兼祧民意系列路名或前进系列路名，把这一片的几个历史地名的嬗递关系搞得乌七八糟。
在济生马路系列中，济生三马路在武汉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了武汉市民富有正义感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1927年元旦，武汉各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为了扩大宣传活动，组织已到校的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利用元旦三天在武汉三镇进行街头宣传活动。
1月3日下午，大批群众聚集在江汉关前的空地上（中英分界线华界一边，苗家码头和江汉关之间），静听学生演讲。英租界当局调集水兵登岸，堆垒工事，架起机枪。4时许，英水兵从租界冲出，在驱散集会群众时，将海员李大生等3人刺成重伤，轻伤数十人，制造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三惨案”。此事件导致英租界无条件收回，意义重大，各类史籍记述颇多此不赘述。
兹将与济生三马路有关的一点史实简述如下，即关于1月5号在济生三马路集会游行的人数问题。这是由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惨案当晚紧急通告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于次日11时在汉口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要求政府“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等八个条件，同时代表大会向政府提出自动办理“立即收回英国租界”等九项要求，其中第七项为“五日下午二时在济生三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
二是关于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是多少，官方史料中称“三十万”各界群众。但亲身参加过“一三”演讲活动并参加济生三马路示威大会的军校学员杨春波称“大约有二十万人”（《武汉文史资料》第四辑P87），而署名“晓舟”的文章中称有“四十余万人”（《江汉文史资料》第一辑P39），省社科院文史研究所某研究员竟称有300余万人。应该说这都是约估数，但数字相差过于悬殊未免有不严谨之憾。笔者从一则史料中查到了号称“30万”之众的由来。就在1月5号济生三马路市民示威游行大会之后，会议即刻发布了一则《武汉市民反英示威大会通电》，署名为“武汉市民反英示威大会三十万人同叩歌”（《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8期P16）。这应该是武汉各界参加反英示威大会人数的由来或者出处，也是比较靠谱的约数。
曾经大名鼎鼎的济生三马路如今是自治街，当年这里大道通衢，场地宽广。虽然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宽敞那么笔直，但历史的洪流曾在这里澎湃，正义的号角曾在这里吹响，艰辛的斗争曾在此取得胜利。
自治街
围绕着从前的济生马路系列和当今的前进路、民意路系列以及周边的里份、楼宇，上演了无数出精彩大戏，有市俗的，也有高雅的，既有家长里短，也有宏大叙事，喜剧或悲剧，闹剧或正剧却从来没有停歇，更没有谢幕和剧终。这里面的故事有待大家来讲述、开掘、完善。
作为历史的路名可以而且已经被多次更改，但不能被当代人误解甚至乱解，小小的历史路名也是历史遗传的因子，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革命前辈筚路蓝褛，踏平坎坷成大道；我们要拭去历史的尘埃，不忘初心，斗罢艰险又出发……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192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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