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们武汉一中有6名同学参加了武汉市组织的新建队，开始了上山下乡的难忘历程。现将有关情况如实记录如下，以备忘。
新建队概况
1.安置选址
1964年6、7 月间，武汉市政府参考北京市政府安置青年“成队”去山西农村落户的做法，决定用新建队形式，作为安置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试点，并委托武汉市城市人口管理办公室到江汉平原考察，最后选择了无血吸虫感染风险的潜江县浩口区三柴公社田湖大队作为安置地点。田湖大队拨出部分熟水田，成立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知识青年新建队。
回头看，这个选址很有远见，其附近有大量湖荒地可供开垦，可让新建队人员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吃饱饭，有资金用于分红。相对于一些山区和边疆地区，由于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下乡青年三餐不饱的困苦状况， 新建队所在的潜江还真是一个好的地方。
2.资金投入
武汉市人口管理办公室调拨 3 万 5 千元作为集体安置费用，拟用于建房、购置床板等生活用品以及拖拉机、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其中还包括新建队第一年的生活费用。
下乡到新建队的第一年，每人每月供应 45 斤粮食及 2 两菜油，出发前每人获发25元及布票、棉花票，购置棉絮、被套等个人生活用品等。新建队购买的木料一小部分用于盖房，连家具桌椅也舍不得请木工制作，大部分木料堆放在宿舍后面。拨款的3万元资金也有三分之一节省在账。带队干部和新建队成员尽力节省开支，从长远发展目标作财务准备。
3.组成人员
同年8 月，在武汉市各重点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招收 50 名队员，男女比例搭配合理。市里委派了武汉市经委的一名中年干部为新建队队长，另委派女干部一名。田湖大队委派党员干部一名任副队长管理生产，另外派 4 名老农教授农田生产技术。
4.样板目标
武汉市希望探索新建队模式的成功经验，作为大批毕业学生及社会闲散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安置方式，将新建队建成向农村输送农业技术人员和共青团基层干部的基地，将来新建队人员调离多少就补招多少（文革中带队干部透露的建队规划之一）。新建队如果照上述设想办下去，也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大龄青年结婚生子后如何管理，就是一个难题。
1968年底，城里大批知青开始上山下乡，县里就将我们新建队解散了，让我们与当年下放的知青一样自由组合，插队落户到田湖大队的6个小队。大体上，所谓样板目标也就此终结了。
欢送下乡
1964 年的升学政策极左，凡出身不好或父母亲有历史问题的学生， 几乎都不能升学读书。我因为出身地主家庭，理所当然地不能升学读书。大家表面上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实际上就是听从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仅此一条路。
新建队的安置方式，受到我们这些刚离校学生的欢迎，我们为即将过上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庆幸。班主任王长寿老师告知我有关新建队的消息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我想当年到新建队的其他同学大多有如此想法吧。当然也有放弃高考以及已被高中录取的同学放弃继续读书的机会而下乡务农的，我佩服这些同学的勇气。
当时武汉一中有六名同学报名获批，名单如下：
高中毕业生：骆康龄、李渝平、容小莉（女）；初中毕业生：钱柏铭、王志斌、李明汉（女），其中王和李已分别被一中和十九女中录取，他们放弃读书坚决要求下乡。
8月31日至9月4日，我们一中六位同学，以及其他重点中学报名获批的同学，在万松园路的省委党校集中学习了五天。听了周总理和彭真同志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录音讲话，通过学习讨论，更加坚定了我们立志下乡当一辈子农民的决心。最后一天下午，武汉市政府隆重地在礼堂给我们开了欢送大会。党校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五天餐餐花样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是我们十多年来从没有品尝过的。
有几位同学因各自原因退出，最后确定了51位同学加入新建队，最大21岁，最小16岁。我下乡后的十月才满16岁，是那批人里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的。
1965年9月新建队合影。一排右一李明汉、左二容小莉，三排右一骆康龄、左二王志斌，四排左五作者
出发前的两天领到25元补助费，我记得买了梦寐以求的第一双球鞋。那年北京市少年乒乓球队到访我们学校，我作为校队球员，是穿着母亲做的布底鞋上场打球的。下乡后赤脚下田劳作是常态，在宿舍休息穿泡沫人字拖鞋，这双新球鞋回武汉探亲才舍得穿。
9月5日（周六），武汉一中为我们6个人开了盛大的欢送大会。当晚，蒋克伟学长在班长谭唯佑的带领下来到我家，送我到民权路与黄陂街交汇处的永大旅社，与其他学校的下乡队友们集合。蒋学长是一中乒乓球队的队长，我们有几年时间一起练习乒乓球，他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临行前他送了一盒乒乓球给我作为留念，这份我挚爱的礼物保存了好多年。
9月6日（周日）清晨，汉口民权路至船码头一带，聚集学校师生及家长两千余人，敲锣打鼓，彩旗飘扬，夹道欢送我们。上午7时我们乘江津轮由汉口码头出发。在船上我们学雷锋帮助旅客搬运行李，擦洗甲板、门窗玻璃，还在餐厅给其他旅客演节目。
第二天下午4时许到沙市市，在市招待所礼堂的舞台上，男女生分两边席地而卧。那时的沙市市还只是在船码头附近，有两条与长江平行的冷清小街。9月8 日，再乘汽车经江陵县的丫角庙（需轮渡过河），到潜江县浩口区三柴公社机关驻地，然后步行几公里到田湖大队。田湖大队地处潜江县与江陵县交界处，在沙市市与潜江县城中间，西距沙市45公里，东距潜江城也是 45 公里。
当年8月，二十九中的校长就组织了4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插队下放到京山县的棉产区，在武汉市首屈一指。其中孟昭华不参加高考报名下乡，她的事迹被报到市里。当年十月初，主管新建队的领导们就将她一人从京山转来新建队。这也就成全了我后来的这段姻缘。她加入后，新建队的学生总人数为52 名。
1965年夏，武汉一中的李渝平因不堪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分裂症病发，几个月后，退回原户口所在居委会。那几年我曾利用探亲假看望过他，再以后就与他失去联系了。
1965年秋，新建队组织的演出小分队在武汉汇报演出，前一年初中毕业留在街道的二十一中邱公权是笛子高手，替小分队伴奏，被新建队的事迹吸引，也报名来到新建队，这样新建队的总人数还是52名。
建立家园
刚到田湖的几个月，我们分到附近农民家里住。每天到临时的新建队队部食堂吃饭，听候劳动分工。当地属长湖湖系，附近有借粮湖、运粮湖等。每个村子多以“某某台”命名，住房必须建到土台子上，来往交通靠小木划子。在湖田里挑土堆起3—4米高的土台子，一个小村几十户需要数千平方米的面积，土方工程量是相当大。到后来将湖水全部抽排放走，湖滩变成良田，人们还是习惯堆起这样的土台子建简陋的草顶土砖房。
我们到田湖地区时，还没看到农民建有青砖瓦房。三十年后我们再去田湖，那些土台子全部推平了。汽车可以到每家住户，农户按规划住在一排排砖瓦房里。
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赶建宿舍。武汉市给我们调拨了上等的建房木料，清一色的10多米长20多厘米厚直径的杉松树材，有100根以上。汽车将木料运到丫角庙小镇，我们会游泳的男生，将木料放进河里，经大小沟渠一根根推拉运送到我们的建房工地。建房的青砖和红瓦，也是我们经水路一船船运回来。
大队划给我们的住地是一块废弃了的荒坟地，我们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将其平整加高。武汉市的主管部门派有经验的人监督施工，在上面建了三栋砖房。中间是连十间的宿舍，每间可放六张床板；左前方一栋是厨房，右前方一栋是仓库。宿舍后面是禾场，宿舍两边分别是牛棚猪圈及男女厕所。
1965 年春节前，我们搬进了新建的宿舍，这个土台子是我们四年多的快乐家园。宿舍前是一条20米宽的引水渠，水深有2米多，成为我们船运的河道，也是我们游泳的好去处。我们在河堤上种了杨树及龙爪柳，美化了生活环境。
除了基建外，另一当务之急是筹集烧柴。田湖这个地区没有山林，烧柴就是稻草。我们到田湖的第二天，就派一部分人到七八里地远的湖荒里，割芦苇作烧饭的燃料。一望无际的湖荒，两米多高的芦苇，割倒后晒干打捆，挑回我们的基地，堆成十多座像小山一样高的芦苇垛。在割芦苇时，好几次碰到野黄麂子及野雁鸭，可惜缺乏经验一次也没逮着。
潜江三柴公社是湖区，田多劳力少。大队划给我们200亩贫瘠瘦田， 我们种了紫云英及油菜，第二年春天将其翻耕在水田里沤烂作肥料。田湖原来是大湖中心区，后逐渐分区围堰，用大功率抽水机将湖水排放后，再用人力垦湖荒变良田。我们砍去芦苇野草作烧柴，后用铁锹将湖泥翻转，连同铲断的芦苇和草根一并压在泥块下。
河里撑船人是作者，船中站立者为李明汉
1964 年、1965 年，我们用两个冬季开垦湖荒 180 多亩。第二年春季，积沉多年的湖荒放水泡田后，淤泥有一米多深，牛下去也爬不动，只能用人力代替耕牛拉动农具平整水田。我们五个人或拉一张犁，或拉一张耙，或拉一副磙。春雨天，又湿又冷，穿着厚厚的棕蓑衣，在深及大腿的湖泥田里真的很难行走，有时干脆脱掉蓑衣任它雨打风吹。大家又冷又饿，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情惊天动地。连当地的农民也没有这样干过。湖泥里的菱角刺扎进脚板，蚌壳划破双脚，晚上回来在煤油灯下挑出菱角刺，包好划破的伤口，虽然疼得钻心，第二天照样下田继续以人代牛。
湖荒田里的劳动效率很低，劳动量又特别的大。每个人真心诚意地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甘入炼狱不讲享受。当时心甘情愿与牛马为伍是我们的初心，如今说起来又有谁能理解？
为了第二年的高产丰收，1964年的冬天我们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积肥。每人挑一副箢箕，到附近集市、村庄道路收集牛粪、鸡粪及其他野粪。看到一些戴着眼镜挑着箢箕到处找肥，不怕脏不怕累，有时急了还用手捧粪入箢箕的学生，真是一景。
我们还派了几个男同学，到几十公里外的水利工程工地的民工厕所收集粪便，用木船运回来。几条河相通，由于水位不同，水路用水闸分开。为过水闸要清空木船里的东西，将木船用人工拖过闸堤，再将东西转到船上。要知道木船有 7、8 米长，船肚有1米半宽，净重有500多公斤，装的东西有2000多公斤。两三个人要将它从几十公里外几经周折转运回来， 要费多大的力气呀。
有了居住、学习的基地，有了辛劳垦荒的良田，有了堆积如山的烧柴， 争取第一年的丰收就有希望了。
苦干创丰收
当地人平耕田10亩左右，每个劳力要负担15亩以上的耕种，每年下水田劳作由三月初起直至十月底收割完成，基本上是靠人力，劳动强度非常大。
插秧季节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黑暗中人们走在路上还处在睡眠中，下到冷水田里才惊醒。夜里摸黑拔秧扎把，天亮时要将秧把挑到大田散开。女劳力平均每人每天要插一亩多田的秧。我插过几天秧，那是世上最难受的农活，腰和大腿累得酸痛麻木。大块的农田有一百多米长， 你追我赶插到田头，直腰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男生喜欢做出力的重活，就是没有耐力插秧。好在插秧没几天，分配我去学习用牛耕田耙田耖田，要求有控制牛及使用农具的能力，技术性强些。我天生模仿能力强，很快就操作自如了。真是谢天谢地，让我避免了弯腰插秧割谷的农活。少一个男生插秧就增加女生更多的劳动量， 因此我也更加佩服和同情女同学们的坚韧耐力和吃苦精神。
最要命的是七月底的“双抢”，只有10天左右时间，收割早稻后平整水田并立即插上晚稻。在水田里割早稻，湿湿的稻捆一担有一百多斤。站在水田里要将两捆稻谷用冲担挑上肩头并踏上田埂，那一步真要拼命一搏。一步一滑走回打谷场，真是力气加技术的活。抢插晚稻，天气炎热，水温高热毒狠，手指脚趾被水泡烂的很多。人人都在那10 多天磨掉一次皮。
1965年9、10月间，按武汉市团委及人口管理办公室安排，我们选拔20人的小分队排练诗歌朗诵、小合唱、相声、快板、舞蹈、器乐合奏等节目，到武汉市电视台现场录制播放；也到一些学校巡回演出，并报告一年来的下乡经历和成绩，以期能吸引更多的学生自愿下乡务农。
我们这些留在新建队人员的生产任务更繁重了，一个人必须干两个人的农活。那时正是收割中稻晚稻季节，水田晒干了，虽收割比较轻松些，但是将100多亩 10多里外湖田的稻谷日以继夜收割，再挑回打谷场，七八十斤草头一路小跑往返稻田与禾场，一天跑下来也有百里路程。
我们在1965年秋，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收获稻谷 17 万多斤。平均每人生产了 3400 多斤，交公粮卖余粮就超过10万斤，年底平均每人分红80元。在以后的劳动岁月里，我们每年也是有几十到一百多元的分红。与一些在农村忙完一年还要倒贴饭钱相比，我们虽辛苦但还是有满足感。
刘惠农市长、薛朴若副市长在金秋丰收时节，带队到新建队看望我们，报社、电台记者也来长住一段时间跟踪报道。市领导们看到打谷场的繁忙景象，谷场上堆放的装满稻谷的麻袋，还有堆放在我们每个人床下的小西瓜那么大、又粉又甜的华农良种大红苕，猪圈里养的约克夏良种猪，菜地里青油油的白菜、红红的大番茄、绿绿的甜蜜瓜，再看看我们一个个晒黑了的身体，生龙活虎的精神状态，与一年前在党校欢送会上见到的文弱学生，真是判若两人。领导们内心受到感动，我们没有让他们失望，我们展现了超出想象的丰硕成果。
武汉一中叶华副校长也是在那个季节，代表全校师生到新建队来看望我们，带来了老师和同学的问候。
函授学习及文艺宣传
1964年冬，华中农学院招收我们为函授生，1964、1965年两个冬天，华农的教授和教师在新建队举办函授课面授课程，并将公社其他生产队的武汉知青也纳入函授课程学生。课程紧作业多，我虽初中生，但在那么多高中生的帮助和带动下，学科知识也大大提高。那是我在潜江最快乐的时段，忘记了农村的劳累，好像又回到学校里一样。
1965年春季开始，华农派讲师、技术员长驻到我队，结合教材上的理论知识指导科学种田，使水稻亩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华农提供一些瓜菜的种子，一些同学家长也帮助找来树苗菜种，让我们种出当地从没有见过的番茄、蜜瓜。湖北小型拖拉机厂也卖给我们一台小型拖拉机，我们用它来耕田及发电，让当地人第一次见到电灯。
我们的艰苦劳动精神感动了当地的干部群众，我们的科学种田也让他们打开眼界。我们还办起了第一个图书馆，引起当地青年极大兴趣，借阅者络绎不绝，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知识。
新建队驻地刚好是田湖大队6个小队的正中心位置，所以大队的小学也建在我们宿舍的旁边。开始小学只有一位老先生教不同年级的20多个小学生。学生还要带米带菜来学校做饭，好像私塾先生的教书方式。我们也常常到小学代课，将城里学校教育方式带到偏远的农村。在我们的影响下，大队才请当地回乡知青来替代那位老先生。
也因为我们的到来，田湖大队的大队部自然也设在我们宿舍旁边。我们安装的广播系统改善了以前的落后闭塞状况。1965及1966年春节期间，我们排练了一批文艺节目，安排到各公社各生产队去演出。大家发扬了在母校学来的专长，又编又演。节目丰富多彩，有快板相声渔鼓、独唱合唱舞蹈、汉剧楚剧现代折子戏等等，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丰富了农民的生活。
从此以后，新建队成了当地学习的样板，成了大队公社农业科技人员的基地。我们学习了农民的朴实，也将我们城市的先进知识带到了农村。当然函授学习也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好处。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 新建队有些人还凭这两年的函授学习及考试成绩，到华农申办了大专毕业证书，很多人在评定职称及工资上受益不少呢。
后 记
1966年秋，市里派来的带队干部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新建队也分成几派，但大家没有松散，反而是自己管理自己，将精力用在了劳动生产上，比劳动进度，比劳动成果。随后的两年里，300多亩农田照样耕种收获，艰苦劳作毫不放松，体现了我们这批人的思想素质和担当。
1968年底，县里将新建队解散，我们自由组合再插队到田湖大队的六个小队。1969 年春节后，除9个人投亲靠友转到外地外，留在新建队的43位队友全部下到生产小队了。
1970 年春，由于居住条件及打算在农村干一辈子，十多对情侣结婚。当年7月份开始抽调进城，没结婚的有八人进了湖北船厂、武钢焦化厂等企业单位。有六七人后来转为公社中学及县区中学的老师。到八十年代，我们这批新建队的队友们都陆续回到武汉市，大多在教育战线，一部分在工厂，都成为单位的领导、技术骨干。
我跟在牛屁股后在水田里泡了九年，于1973年秋派到公社拖拉机站，1975年春正式抽调到县汽车修理厂。1976年5月底，因岳父在香港突发心脏病病故，爱人赴港奔丧，我亦于1977年10月获批赴港定居。
武汉一中其他 4 位同学的情况如下：
骆康龄——1971年抽调到武钢焦化厂。
容小莉——八十年代回汉在某灯具厂任厂长。
李明汉——七十年代初在潜江任教员，后转到汉口某小学任教。
王志斌——七十年代初回汉，在某袜厂任工人。
不管走到哪里，农村这十多年刻骨铭心，有劳动的磨难，也有收获的快慰，更有新建队这个集体的荣誉。每次回汉最想见到的，就是这批在农村战天斗地的队友们。我们下乡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都举行了新建队的大型聚会。52 位队友中，已有7位队友先后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友情是长存的。
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曾经青春年少；我们自豪，因为我们无保留地将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苦难的祖国。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1969年回汉过春节的知青在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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