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而实施的一种控制行为，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规定，保护区原则上是准入准出的，即建立自然保护区需要履行一系列手续，而退出自然保护区，不仅仅是履行手续的问题，还必须要充分说明退出的原因，若是因为保护不力导致了保护价值或目标丧失，还必须要对责任人追责后方能考虑退出保护区的问题。这样一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去主动提及退出保护区。
事实上，我们国家为了抢救性保护一批自然资源，在保护区建立时并没有那么规范，特别是二十年前，保护区的建立与主官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有些领导对生态保护有较多的认识，或是迫于某种社会压力，决定建立一批保护区，一纸文件，有了名，却并没有落到地。特别是一些省级以下的自然保护区，基本处于无机构、无人员、无资金的“三无”管理状态。保护区有其名而无其实。有些地方根本就不是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也根本没有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条件，而是为了生态修复的需要，建立了水土流失治理区等区域，对这些区域的管理形式与自然保护区的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不存在核心区、缓冲区管死管严，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划定功能区，而只是规划了各种恢复工程实施区域。如贵州的普安县，被号称拥有16个自然保护区，而真正打开原来的文件，大多数都是建立的水土流失治理区，在一次次统计中，由于多头管理、互不通气、管理人员变换频繁、管理人员不尽责等原因，慢慢地就都演变成了自然保护区。中央环保督察和绿盾行动的开展，才发现存在的诸多问题。督察者只注重追责，而政府部门只注重免责，问题还是问题，解决流于形式。像普安这样，真正地将所有问题翻出来，认真地梳理解决的并不是很多。
通过调查发现，普安原来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和水土流失治理区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那些为保护物种或生态系统而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明确，种质资源得到了很好地保护，那些巨大有阔叶树就是很好的证据。有些地方的野生动物资源得到了很好的恢复，猕猴种群得到明显地增加，有些已经消逝多年的物种，又重新出现。那些水土流失治理区，从1997年开始开展人工林种植或人工促进封山育林，除一些立地条件极差的环境外，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森林，有些人工林密闭得光线都无法透过，形成了单一的人工纯林。有些地方形成了人工经济林，樱桃、花椒、核桃都有。从生态效益或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也许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对水土流失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只是还不具备成为自然保护区的资格。相反，有些地方当初并没有划为自然保护区，由于近年来人为活动减少，资源状况好转，生物多样性迅速增加，有许多保护物种活动于其间，应该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不应该是静止固化的，而应该是一种动态的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和保护对象，调整保护区的范围和功能区，调整管理方案，包括自然保护区的外延和内涵。保护区的终极目标不是将保护区管得更死，形成了铜墙铁壁。而应该是将保护区管得更活，将保护区的理念和功能不断地向外延伸。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对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要让保护者成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既得利益者，让当地政府以自然保护区为发展的契机，而不是把自然保护区当包袱，让社区民众因自然保护区而增添自豪感，都愿意起来支持自然保护区，才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正确目标。
强权，不会永远。而自觉的行动，将会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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