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生命已经有45亿岁，在漫长的地球史过程中，无时不刻不发生着演变。浑沌初开，天地伊始，板块运动，沧海桑田。只不过人类的历史实在太短，只能借助地球记忆来粗略解读。通过今天的地质地貌所传递的信息，我们得知，距今14亿年前的震旦纪，在如今中国的南方区域，还是一片汪洋。在烟波浩淼间，突兀起一串海岛，那就是今天的武陵山脉的一个个峰峦，成为了黄河以南最早从海洋中抬升为起来的古老的陆地。武陵主峰梵净山就是那片古陆中的代表！
今天的梵净山位于贵州东北部的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处。其最高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相对高差达2000米，几十条溪流从山顶向四面八方倾泻下来，汇成黑湾河、马槽河等11条主要河流，呈放射状奔涌出山，一路欢歌，再次相遇，最后汇入两条河流，即乌江和沅江，梵净山理所当然成了乌江与沅江的分水岭。
梵净山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受东南海洋季风影响明显，冬季受寒潮影响却较小。表现出雨量充沛，光能充足，无严寒酷暑的温和气候。但是由于山体庞大，相对高差达2000多米，形成了“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的气候特点，动植物分垂直带明显，从山脚至山顶，低山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林、中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温性针阔混交林、寒温带针阔混交林、亚高山灌丛草甸等相继出现。古老的山体和丰富的生境孕育了纷繁复杂的野生动植物，到目前已经知道的有7154种，它们之间协同进化形成的特殊关系，以及有人类活动后的关系延续，使得梵净山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演译着特殊的生命过程，当然也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景观资源。
梵净山的美，梵净山的价值，不仅是贵州的骄傲，中国的骄傲，还是地球的重要记录，属于人类的重要遗产。因此，201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梵净山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
在赞美梵净山的价值与敬仰它的光环的时候，更应该庆幸的是有国家的睿智保护与那一群一直为梵净山保护付出的人们。
1978年建立了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的管理者们就拟订了“科研为支撑，管护为基础，协调社区协调发展为保障”的工作方针，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强化基层保护队伍建设、注重巡护监测，扎实开展森林防火，严厉打击滥捕滥猎、滥砍滥伐的行为作为行动路径，组织了若干个行动和项目，使梵净山的自然资源在威胁面前得到了有效保护。为了解决社区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问题，将保护区周边行政村及村民组为保护网络组织直接参与的天然林“协议管护”模式，构建了周边相邻的“三县”和“七乡（镇）”护林联防体系，让当地社区在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直接受益，实现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齐头并进，创造出了一套梵净山独有的保护区管理模式。梵净山的故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划定自然保护区，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是需要勇气的。虽然历史上梵净山就被视为神山、圣山，那些古碑古迹中就有关于不得砍伐梵净山树木的告示，但毕竟经历了各种战乱，经历了政权更替，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濒临饿死的岁月。谁也不知道保护区究竟该怎么建，该怎么管理。甚至连保护区管理局的局址选定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一纸文件，简单叙述，就诞生了保护区。那时的条件所限，图纸是手工绘制，文本是字钉打字，或者是手刻的腊纸。且不说交通不便，下乡都靠步行，就连今天看来简单的导航工具GPS都没有，完全靠人工一点一点的踏察，一点一点地记录。保护区的第一次勘界在艰苦中进行，直到1981年，才初步划定了梵净山保护区的范围。又是不断地努力，一处一处地核实，与群众协商，一点一滴地积累，到了1990年，终于完成了保护区的范围、边界、面积及国有林林权核查。1991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委托原铜仁地区行署于对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的国有林给保护区管理局核发了国有林林权证。明确了保护区的总面积为43411hm2，其中国有林面积31437.6hm2，集体林面积11973.4hm2。从那时起，梵净山保护区才真正算定了边落了界。也正是这漫长的过程，让当地政府与群众都明确了保护区的具体范围。
有了根，怎么保护成了关键问题。面对管理问题，梵净山的管理者们自有他们的主意。
他们通过强化制度建设，确保机构规范运行。除严格执行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外，还结合保护区实际，先后制定了《梵净山保护区管理计划》、《学习制度》、《内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20余项制度，落实以制度管人管事，规范程序，做到按规章办事，按工作程序办事，按职责要求办事，确保了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规范化运转。
通过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管理水平。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不断探索建立与保护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工作机制，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抓住引进、培养、使用三个环节。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和监测，支撑起资源管理的合理规划。开展了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和黔金丝猴野外生态等专题调查，基本查清了梵净山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本底。先后出版专著10余本，论文200多篇。
通过依法行政，确保资源安全。在贵州省率先成立了森林公安分局，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依法惩处破坏自然资源的违法犯罪分子。
通过加强野外巡护，为资源管理决策提供基础服务。由公安民警、森林保安和护林员采取分片巡护管理的形式，分层分片管理。
通过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强化矿产资源管理。本着以保护为主、积极协调周边政府和部门，组织专门清理治理小组对采矿现象进行了整顿治理。遏制了保护区内的非法采矿行为，通过对保护区边缘地带零星矿产开发的综合治理，有效地制止了对保护区的破坏。
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有效厄制森林火灾。在高火险期，组织村组召开森林防火会，并以公告、布告、放电影等形式到周边社区进行宣传，每年与保护区周边的3县7个乡镇召开森林防火工作联席会，并与24个行政村建立了联防组织，确保火险的及时扑灭。
这些今天说起来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是梵净山人长期摸爬滚打总结出的经验。一次次的碰撞，一次次的冲突与协调，让他们累弯了腰，却挺起了脊梁。与社区的关系从朦胧到对立到妥协到主动参与，管理者也好，社区群众也罢，都是血与泪的记忆。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南方集体林区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有人是自然保护区的最大特点。保护区的威胁不是来自于生态系统内部，而主要来自于人。保护区的管理，最主要的就是管人。这些居住在保护区内的居民，他们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是后来国家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才把他们划到了自然保护区内，如何解决社些社区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是考验自然保护区管理者智慧的课题。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不允许有人为活动，缓冲区也不得人事生产活动。这就从法律层面割断了自然资源与人的关系。赶走人，是理所当然的方式。但是，这种粗暴的方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在。实际上，只要自然资源不外流，内部社区的正常消耗不会对资源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在梵净山，没有选择对立，选择了社区共管。
梵净山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提出了“大社区”的概念，即不仅与保护区相关的村和村民组建立共管关系，将社区延伸至与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有关的各个部门，以争取各方对保护区建设的全力支持。成立了由保护区管理局及周边三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社区共管领导小组”，成立了由保护区基层管理机构和村委及村民代表组成的“村级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共管公约”和“共管委员会职责”。参与保护区护林站对辖区的巡护，协助监测环境、物种的变化，向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供社区动态等活动。
随着社区参与式管理在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的推行，让群众在保护区建设过程中直接受益，社区群众逐步认识到资源保护是一项顺民意、得民心工程，也是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调动了广大社区的积极性，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作为对社区参与的回报，保护区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优先考虑社区居民就业，服务人员、森林保安、护林员等主要为区内社区群众。帮助社区群众提高生产技能，组织社区群众代表学习竹藤加工、中药材种植、畜牧业养殖技术，让他们对资源有更高效合理的利用。保护区的许多社区都处于相对偏远的地方，道路、水利、电力、医疗、学校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这些区域由于山高坡陡，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但是保护区不能退缩，因为这些居民越落后，就越直接依赖自然资源，基础条件越差，就会越落后。因此保护区从自己的工作经费中挤出一点、从旅游特许经营费中拿出一点、从其它项目或者争取到的NGO项目中拿出一点，就这样一步步地支持社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尽量缩小区内外的差距。
光靠管理人员去实现自然资源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算管理人员个个都有三头六臂，都不会有成效，也不可持续。梵净山保护区采取深入学校、旅游景区景点张贴宣传标语和散发各种宣传资料，各管理站森林保安、护林员深入社区挨家挨户地宣讲，对保护区内旅游公司、餐饮等单位下发各种宣传资料，引导其环保经营，保护环境。意识到自然保护要从娃娃抓起，让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就对自然充满崇敬，专门出版发行了有针对性的少年儿童野生动物读物《星达野生动物寻访记》，组织开展了“小小绿卫兵”等活动。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梵净山保护区的管理也不例外。随着梵净山保护区近40年的建设管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坐在成绩溥上观望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随着梵净山的知名度的提高和交通大环境的改善，希望到梵净山一睹真容者迅速增加，特别是那些背包客、驴友，不按常规出牌，总是另劈溪径，不从规定的旅游线路入区，其不规范的旅游行为不仅带来安全问题，同时也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存在极大的森林火灾隐患。随着环梵净山公路的开通，拓展了保护区森林防火通道，方便区内群众出行生活，改善了生存环境，更为发展梵净山的生态旅游提供了交通便利。但是，环线公路的修通，人为地制造了生态断点，让梵净山的孤岛现象更明显。便利的交通造成人流量增加，火灾、偷采、偷猎等风险性加大，也加大了保护区的管理工作量。
黔金丝猴是一种对人强烈回避的物种，被称着“羞涩的灵长类”，据资料记载，在贵州与重庆交界的十多个县都曾有分布，但是今天，黔金丝猴的种群数量仅800余只，活动范围退缩到一座山，甚至只在26000 hm2范围内。再往东，就出了自然保护区，是密集的村庄所在。往西，一条旅游线正好将保护区一分为二，要越过，就必须要领略人类活动地。它们回避人类，它们没有医生，但它们和人类一样易感染流感、肺结核、皮肤病等传染病，疾病对于黔金丝猴等群居性野生动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威胁。
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管理者的警觉，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也许正是解决问题的契机，也许带来更大的挑战。
申遗成功了，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在原来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增加了近30万亩的管理面积，虽然那些增加的面积绝大部分原来也是保护地，虽然国家正在深化改革，将世界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地都归并到林业部门管理，不管是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还是管理体系层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管理问题看似应该轻松。但是，现在还处于深改的进行期，许多交接还没有进行，原来保护区内的管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在执法主体和适用法律上不存在问题。而新划入的那部分世界遗产地，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支撑，该如何执法和管理？是由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统一执法和管理呢，还是由当地政府部门具体负责，遗产管理部门指导监督管理？这些问题要明确，就急切呼唤出台《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条例》。目前贵州已经启动了《贵州省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让梵净山遗产地立法有了理论依据。
在专家们的眼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就是为了生态系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在当地政府眼里，成为世界遗产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梵净山曾经就发生过管理者的严格保护与当地政府的大力开发的强烈冲突，正是这些管理者的坚持，使得梵净山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才有后来的成功申遗。国家也口口声声强调自然资源的保护，甚至被称为是史上最严格的保护。从贵州省开展的“六个严禁”、“六个一律”、“生态红线保护”到国家的绿盾行动、环保督察、自然保护地大检查，一波接着一波的处理，并没有真正消除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想法，更何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论断也挑明了资源的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如何去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怎么把握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这就是管理者和当地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梵净山作为理想的生态旅游地，旅游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正是这几十年的经验，让人们看到了压力和问题，几年前就开始了严格控制上山人数，每天上山游客控制在8000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发现山上敏感的地衣类植物在迅速消失，有些动物的行为在被动改变，最主要保护对象黔金丝猴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严重影响。梵净山的旅游还会继续，那么这些影响怎么降低？规范人的行为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不管是美国的黄石公园还是南非的桌山，都没有拒绝人的活动，但却严格规定了活动的内容和行为。人走到自然中去，是去分享自然中的生灵们的资源，绝不可以人类为中心，影响自然中的“原住民”。道路可以简单一点，声音可以放小一点，垃圾可以少排一点，行动可以细心一点。要做到这些，要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就要充分运用好展示中心和宣传教育，让人们真正建立起对遗产的崇敬心、爱护心。
世代生活在保护区的群众，对申报成功世界自然遗产是带的浓烈的期盼的，一方面是家乡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期盼更多的机会。最严格的保护应该是最守规矩的保护，遗产地应该不排斥当地的原住民。人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的活动为许多物种创建了栖息地和食源，但是，这个人类活动一定要有度。目前政府为了降低当地社区的人口数，已经采取了生态移民搬迁等手段，解决了部分社区脱贫和发展生计问题，对于那些仍然在遗产地里生活的人们，政府应该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的生产技能，寻找更宽的生活出路，吸收他们到遗产地保护中来，参与到生态旅游服务中来。不能因为申遗成功，让当地群众的生活更困难。
总之，申遗成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时刻准备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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