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后承前一巨儒 三百年来绝等双
孙诒让与光绪《永嘉县志》
孙诒让（1848—1908），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容，别号籀庼。浙江温州瑞安人。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家、国学宗师，被学人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
孙诒让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孙衣言，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入翰林并以编修升为侍讲。叔父孙锵鸣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5岁时随父居京，读书识文义。9岁受《周礼》，10岁即旁涉群籍，并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13岁，治校雠之学，并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16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熟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家法。19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同治丁卯（1867年）举人。后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孙诒让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官场名流，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之垂爱。他精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诸家，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朴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后，乃由父孙衣言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仅在刑部行走4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父亲身边，醉心书斋，立一家之言。
光绪五年（1879年）秋，父孙衣言以太仆寺卿致仕，孙诒让也随之返居故里，杜门不出，从事撰著。晚年，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育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朝廷大员陈宝箴、张百熙、康景崇、张之洞等先后数次举荐，均婉拒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纂，亦坚辞不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孙诒让13岁开始著书，卒前犹撰《尚书骈枝》，其写作生涯长达48年之久，可谓著述等身。计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周礼政要》、《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20余种。草创未就者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今有学者汇辑成《孙诒让全集》，由中华书局于2009年起陆续出版。
孙诒让还是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成就卓著。孙诒让主张普及教育，他在《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中提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而普及教育又应从官吏开始，他提出“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的建议。
他提议清政府明文规定，10年之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10年之内，因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中学名额有限，一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可采取变通办法，即开设“吏治简易学堂”，通过短期进修方式，让官吏接受新式教育。孙诒让还重视师范教育并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他认为“推广学堂而不先设师范，犹之无耜而耕，安期收获”?还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能灭者”。
因此，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二是教师要有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第三，教师还要掌握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第四，教师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师要有健康的身体。孙诒让以他教育活动的卓越贡献和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赢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逝世后，《清史稿》为之立传。温州六县人士为缅怀其开拓教育之功，乃在温州市区九山河畔购地辟籀园建籀公祠和籀园图书馆以资敬仰。其瑞安故居的藏书楼玉海楼，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籀园里的籀公祠和坐落瓯海区慈湖南村的墓地，也都作为温州市的历史文物而加以保护。
孙诒让继承清代浙江学者关心地方文献的传统，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在辑录校理地方文献史料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光绪三年（1877年）编成《温州经籍志》36卷，对唐宋至清道光以前温州六县文籍广为著录，共1300余家、1759部。做到“凡遇先哲遗著，片纸只字，罔不收拾”的地步。该志按四部分类，于每书目之下，采录原书序跋、目录，以及前人评议，如有论误，匡纠于后。该志网罗宏富。体例严谨，考证精详，被目录学界称之为“最著名的地方艺文志”。
此外，孙诒让还撰有《温州建置沿革表》，编《温州古甓记》，校集《永嘉郡记》，参加编写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还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对温州地方文献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倾注了心血，为后人研究温州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
光绪五年（1879年），永嘉县知县张宝琳领衔纂修县志，委王棻为总纂，戴咸弼为协纂，孙诒让分纂。孙衣言父子出所纂《瓯海轶闻》、《温州经籍志》及家藏秘籍数千卷，寄存志局，以备采择。据记载，张、王领衔而已，主其事者实为戴氏。戴氏虽为长辈，但素知孙诒让学问渊博，每相请教。清光绪《永嘉县志》吸取清乾隆、咸丰旧志的长处，文献宏富，资料精审，编纂者以其博大精深的经史之学，纵贯古今，求实存真，总揽旧志，记述永嘉历史发展之轨迹，展现重大事件之状貌，昭明人杰地灵之内涵，揭示事物变迁之规律，实非当时全国一般县志所能及，是方志中的善本。是温州市乃至浙江省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蕴藏着历代自然、社会和人文的丰富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
2008年，永嘉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清光绪《永嘉县志》进行校注，即以校勘为起始，以标点为重点，注释为辅，另加志书评析，采取原文整理、简体横排、疑难注释的方式全方位整理，校注整理后的《永嘉县志》共160多万字，分上、中、下三册于2010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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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自视极高，视天下为无物，但他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光绪三十四年（1808年），他致书孙诒让说“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灵光巍然，独有先生”，并盛赞其学术成就为“三百年绝等双矣！”
孙氏可谓一门忠烈，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舰队攻陷广州，沿海北上，为保家园，少年孙诒让率众于飞云江畔击响铜鼓，直至鲜血淋漓。中法战争间，孙诒让又披上兄长戎装，立炮迎敌。一文弱少年却英武如此，非仅其文让后辈所敬仰矣。晚年，孙诒让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保护革命党人。谭嗣同等喋血菜市口后，他愤而作诗云：“万里文明空烈火，人间犹有采薇篇。临风掩卷忽长叹，亡国于今三百年。”许嘉璐先生于《一代鸿儒孙诒让》一书的序中称：“孙诒让作为有清一代鸿儒，小学殿军，其著述之丰，造诣之高，实在不让乾嘉诸公；而他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乡梓兴衰的关心和为兴办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则只有清初顾炎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他真正体现了‘士’的含义，为其时所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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