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是誉满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文学权威学者，是推动中华诗词在海内外传播的杰出代表。她是将西方文论引入古典文学从事比较研究的杰出学者。”“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下，定位中国传统诗学。”这两段，分别引自2008年“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和2013年“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的颁奖词，都称赞了叶先生运用西方文论将中国诗词推向世界的功劳。
但对叶先生而言，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不想标榜自己的博学多才，这只是在被迫中为寻找突破而意外达到的一种效果——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讲解诗词时，尤其是不得不用全英文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时，她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一套讲课方法不完全适用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
“比如，你说这首诗很高逸，那首诗很清远，这首词有情韵，那首词有志趣，这句话有神韵，那句话有境界，你怎么表达？他们怎么理解？”叶先生感到，中国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诗词的方法，很难使西方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西方的诗歌和中国的诗词从根本上不同。叶先生介绍道：西方的诗歌起源于史诗和戏曲，是对一件事情的观察和叙述，风格是模仿和写实的；中国从《诗经》开始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言志的，讲究兴发感动，很抽象。“西方的诗歌好比在马路上开汽车，道路都分得很清楚；中国的诗词像是散步，想要达到那种寻幽探胜的境界，必须自己步行才能体会得到。”
文化背景差异给中国古典诗词的海外传播造成的屏障如何突破呢？叶先生开始寻求外来的器用。“我这个人好为人师，其实更'好为人弟子’。我去旁听西方文学理论，还找来英文的理论书籍。想弄懂那些艰涩的术语非常吃力，可我还是一边查字典，一边饶有兴趣地看下去。”
“这个太好了，把我原来说不明白的东西说明白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读，让叶先生豁然开朗。符号学、诠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以这些理论为佐证，叶先生寻到了中国古典诗词在西方世界的悟诗之法、解诗之法、弘诗之法。
叶先生早年读书时，曾见过一首小诗：“彩云影里神仙现，手把红罗扇遮面。急须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叶先生在教书和写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仙人”在彩云影里，若隐若现，有时一下子看不清楚， 叶先生只是借用“罗扇”的方位来指向“仙人”而已。
兴起于德国的现象学，研究的是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中国古老的比兴之说，所讲的正是心与物的关系。比，是你的内心先有一种情感，然后再找到一个外物来比，它是由心及物的；兴，是先有外物，然后引起你内心的感动，它是由物及心的。叶先生一向认为，“兴”是中国诗歌里真正的精华，是我们中华诗学的特色所在。孔子说过，做人的道理第一就是“兴于诗”。
“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曾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他问的是：《诗经》上说的“笑得真好看啊，美丽的眼睛真明亮啊，用素粉来装扮得绚美动人啊”，为什么白色是最绚丽的呢？孔子回答：“绘事后素。”意思是先把质地弄得洁白了，才好作画。子夏于是领悟到：“礼后乎？”他联想到做人，即先要有一颗守礼的心，外在的礼节才能彰显出来。孔子于是赞美道：“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我现在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由此可见，孔子喜欢富于联想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能够从《诗经》中联想到做人的道理。
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中的符号学认为，人类不仅用符号来交流信息，而且也被符号所控制。也就是说，由于联想的作用，在作品中存在一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号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某些“语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固定方向的联想。当然，这个体系必须在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掌握相当一致的“语码”时，才能够充分实现信息的交流。这个“语码”不正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典”和
“出处”么？
叶先生举例，晚唐的诗人、词人温庭筠《菩萨蛮》中有一句“懒起画蛾眉”，“蛾眉”就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一个“语码”。并不仅只是因为《离骚》里用了一次“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它就成了“语码”，而是因为用“对镜画眉”作托喻。这已经在中国文学中成为一种传统，像李商隐有一首《无题》诗里说“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这里的对镜画眉指的就是在镜中看见自己，是自我反思和觉醒的一种托喻。中国人很讲究出处，有人说杜甫的诗“无一字无来历”，即他的每一个字都有出处。一般认为，有出处是典雅的，但叶先生认为：“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我们注重出处，不是说非要有出处。有出处的作品，如果只是堆砌古典，而情感上是空的，那就不是好作品；没出处的作品，如果形象反映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也是好作品。”
叶先生就拿杜甫举例，杜甫有一首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完全用了农村通俗的语言。“这首诗说他在四川的时候，跟左邻右舍的乡下人做了很好的朋友。有一个老农夫请杜甫喝酒，喝完一个小缸，不让杜甫走，还要开一个大缸让他再喝。杜甫写当时情况说，'欲起时被肘’，说我站起来要走，被他拿胳膊肘一拐，把我给摁下来了。你看，杜甫有时候也用很通俗的字，并不是每一个字都讲究
出处的。”叶先生又拿辛弃疾的《卜算子·齿落》举例，里头的“刚者不坚牢，柔者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句句大俗话，哪有什么出处啊，却写得生动而饱含哲理。
西方诠释学认为，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有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以此为依据，则可拓宽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诠释边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第二则里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按：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按：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就是王国维独到的诠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北宋晏殊《蝶恋花》中的两句，这首词本来是写相思离别的，但这两句却让王国维产生了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个境界的联想，他认为只有经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阶段，才能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目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北宋柳永《凤栖梧》中的两句，整首词是写男女之情的，但这两句使王国维想到了为追求理想而殉身不悔的精神，被他推为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二个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里的句子，表面上写一个不慕荣华、甘守寂寞的美人，但这个美人身上，可能寄托着作者辛弃疾的理想人格。这句话里含有坚持不悔，耐得住寂寞的深意，被王国维认为是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三个境界。王国维的这些联想，与原词的主题显然不同，所以他说，“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怕是连这些词的作者都不同意吧。但在诠释学的范畴里，且不说王国维的联想事实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感，哪怕就算他一人之见，也是可以的。这有点像西方常说的一句话：“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接受美学将没有读者的文学作品仅仅看作“艺术的成品”，只有在读者对它有了感受、得到启发之后，它才有了生命、意义和价值，成为“美学的客体”，这正好印证了诗词的感发生命。叶先生认为，流传下来的中国古典诗词不
仅仅是“艺术的成品”，更是“美学的客体”。“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理想志意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所以说，中国古典诗词绝对不会灭亡。因为只要是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里所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命。”
有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领会和借鉴，叶先生在异国的诗词讲授在兴发感动之外又注入了逻辑和思辨的色彩。她讲通了，听的人懂了，甚至听得津津有味，他们都
借助叶先生手里的“罗扇”看到了“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