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仕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译研网俄语专委会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从文化翻译实践看翻译适应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与文化彼此交融。文学翻译在语言转换时，不能不考虑文化问题。文化可以体现在词语、段落、文本等不同层面中。大的语言单位暂且不论，就拿词语这个很小的语言单位来说，其文化信息的翻译就并非易事。
《红楼梦》中“姑娘”一词便是一例。这个词看似普通，实则不然。“姑娘”在《红楼梦》中频繁出现，使用讲究。要知道，《红楼梦》当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称谓语或称呼语使用严格，稍有差池，就会冒犯别人。譬如，第六回中，刘姥姥在凤姐面前把板儿称作“你侄儿”，事后被周瑞家的埋怨“不会说话”。第六十三回中，林之孝家的听见宝玉直呼袭人等人的名字，便提醒宝玉，说她们“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
怎样才能翻译好“姑娘”呢？
先要确定“姑娘”的意义。《红楼梦》中的“姑娘”可以表达六个不同的意义：姑母、小妻（妾）、夫之姐妹、女儿、妓女（婉称）、未婚女子（多指年轻者）。表示“姑母”、“夫之姐妹”时，读作gūniáng；表示“未婚的女子”、“女儿”、“妾”时，读作gū·niang；表示“妓女”时，读作带儿化音的gū·niangr，书写时，常在“姑娘”后加“儿”。
在确定“姑娘”的意义后，需要明了它的使用方式。以“未婚女子”之义为例，“姑娘”一词既可用作称谓语，也可用作称呼语。称谓语和称呼语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称谓语的词义必定表示某种人际关系或身份，但不一定能用于面称，如“职员”是称谓语，但不是称呼语。称呼语必须能用于面称，但不一定表示人际关系或身份，如“老王”是称呼语，但不是称谓语。当然，也有的词语既是称谓语，也是称呼语，如“经理”。“姑娘”一词也是如此。
“姑娘”用作称呼语时，指称对象总是受话者，所以是面称。“姑娘”用作称谓语时，指称对象既可以是受话者（面称），也可以是说话者本人（自称），还可以是交际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如果第三方是特定的人，则构成他称；如果第三方不是特定的人，则构成泛称。这些都是翻译“姑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红楼梦》俄译本对表示“未婚女子”的“姑娘”的翻译情况。即便表示“未婚女子”，“姑娘”的所指也分两类：一类是指称主子小姐（如黛玉、宝钗、探春等），另一类是指称地位相当于副小姐的有体面的丫鬟（如袭人、紫鹃、鸳鸯等）。后一种情况只占少数，我们暂且不管，只讨论前一种情况。
作为称呼语的“姑娘”，一般出自地位较低的人物之口，在俄译本中几乎都被翻译成了baryshnia（小姐），同样带有尊敬的意味。不过，这一用法的“姑娘”有时也出自辈分较高的人物之口，是长辈称呼晚辈（如王夫人称黛玉），俄语译成了devochka（小姑娘）。这是按照俄罗斯人习惯进行调整的结果，失去了汉语原文所暗含的尊敬却又疏远的情感态度。
作为称谓语的“姑娘”，用作泛称时，多数情况下被译为baryshnia（小姐）。除此之外，译者有时从说话人的视角出发，把“姑娘”转换成了亲属称谓语sestra（妹妹）、zhena（妻子）或vnuchka（孙女），或者译作语义更加宽泛的其他社会称谓语，主要包括devushka（姑娘）、devochka（小姑娘）、zhenshina（女子）、chlen（成员）等。视角转换后的俄语译文，大都失去了“姑娘”所具有的尊称意味。
用作他称的“姑娘”，多译为baryshnia（小姐），有时也译作人称代词ona（她）（多人时译作oni<她们>），还可以转换视角，译作sestra/ sestrica（妹妹）、dochi/ dochka（女儿）、zhena（妻子）等亲属称谓语或者gospozha（女士）、hoziaika（女主人）、devushka（姑娘）、devochka（小姑娘）、gost（客人）等其他社会称谓语，甚至译作小姐本人的名字。
用作面称的“姑娘”颇具汉语特色，这是把称呼语与第二人称代词融为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多为丫鬟、下人等，与受话人小姐之间是卑尊关系，有时说话人与受话人虽是平辈，但关系较为疏远（如妙玉称岫烟、惜春等）。对此，俄语一方面把汉语称谓语转换成俄语称呼语形式的baryshnia（小姐），同时使用第二人称代词vy（您）。而当说话人与受话人不是卑尊关系，而是平辈关系，甚至是长辈与晚辈关系，俄语译文会使用第二人称代词ty（你），并且称呼语有时会用devochka（小姑娘），以符合俄罗斯人相应人际关系的表达习惯。
用作自称的“姑娘”在翻译成俄语时，都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并将“姑娘”译作devushka（姑娘）或baryshnia（小姐）。
以上都是“姑娘”一词的独立使用情形，实际上，“姑娘”还有复合形式，包括“姓＋姑娘”（林姑娘）、“名＋姑娘”（鸳鸯姑娘）、“简名＋姑娘”（宝姑娘）、“排行＋姑娘”（三姑娘）、“姓＋排行＋姑娘”（史大姑娘）等。这些复合形式在翻译成俄语时，同样要考虑汉语和俄语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如简名、排行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分析了。
综合看来，仅就表达“未婚女子”之义且指称“主子小姐”而言，“姑娘”在《红楼梦》中的使用会受到人物之间辈分、社会地位、关系亲疏等因素的影响，俄语在翻译时，一方面要考虑汉语“姑娘”所具有的尊称意味，另一方面，也会根据俄罗斯人的交际习惯做出一定的调整。“姑娘”的文化意味既有保留，也有变动。
变动在文化翻译实践中实属常态，其目标是适应译语文化。这里的所说的“适应”，不是消极的顺应，而是为了积极的建构。对于作为文化产品的文本来说，翻译时要想让译本能在译语文化中立得住、扎下根，讲究适应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对原文中的各种文化信息做出主次划分，意识到部分的变动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主要文化信息。当然，鉴于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可能存在强弱对比、译语读者在文化心态开放程度上以及对源语文化熟悉程度上，可能存在高低不同，在将某一语言翻译成不同语言时，变动很有可能存在量上的不同。只要能保障主要文化信息的顺利传播，即便对原文变动很多，也非常必要。这与文化谄媚无关，而是文化传播要求使然，也是翻译性质决定的。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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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仕章
编辑 | 罗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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