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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说的是新京报，但远不只是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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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人的良心 #
上个星期发生了两件事都与新京报有关。在与演员牛萌萌的「新闻反转大戏」中，一边是新京报斩钉截铁地咬定牛萌萌就是6月23日被北京警方逮捕的涉D人员，另一边则是牛萌萌开着直播、发着微博地给自己澄清新京报发布的所谓「谣言」。虽然最后北京警方明确证实牛萌萌确系涉案吸D人员，但在这场反转了又反转的，引发了极大关注的「互联网媒介事件」中，新京报却难能说是「大获全胜」。
在牛萌萌极力解释自己与此事件无关的第一次反转时，新京报被众人唾骂，甚至又被扒出了其近几年若干次的「媒介伦理失范事件」，并被公众认为这又是一次新京报的「满口胡言」。而两天之后，新京报旗下的「我们视频」微博账号被封号，一时间，舆论再次将其推向「失职媒体」的风口浪尖。
*互联网媒介事件：网络媒介事件可定义为新媒介与传统媒体互动生发的公众舆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讨论、争议等，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行动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媒体联动效应甚至行动。[3]
*反转新闻：反转新闻是在新闻迭代过程中出现事实的突然反转，以及与之相伴 的公众态度的180度改变。具体是指媒体发布的新闻事实或观点在传播过 程中，由于公众的质疑和事实的更正，从而与原初新闻大相径庭，新闻 事实突然转向相反方向，同时伴随着舆论反转。
如果众人有心了解新京报，在知乎上面就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新京报是一家怎样的媒体？而其中的最高赞发布的是2017年新京报在一场车祸报道中，由于新闻话语中的措辞所引发的客观性偏移和失范问题：
除此之外，知乎的大部分回答都是以负面信息为主，只有极少数的用户对其作出的评价是「一个有良心的媒体」。
虽说管中窥豹颇有一叶障目之感，但就目前对于新京报的评价而言，确实是贬大于褒。
实际上，早期的新京报不可谓不是名声在外、风光满面，甚至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公信力的报纸之一。作为我国首家跨地区（《光明日报》社和《南方日报》社）联合办报试点，其在2003年最初创刊之时就曾经引发北京传媒圈的巨大讨论，自称是从“一出生就风华正茂”。[1]在大部分媒体都开始遭到互联网冲击之时，新京报的媒体融合进程也毫不逊色。
从2011年开始，新京报就提出分步实施“新京报新媒体战略”，成立了“新京报新媒体战略领导小组”；2014年，京报集团成立了新媒体发展中心，进一步打破了新媒体和传统新闻生产组织的壁垒，包括报社内部的组织层次调整、稿酬统筹规划等等；2015年，《新京报》提出了 “新京报+”与“+互联网”的全新概念，前后创立和开发了大燕网、热门话题、动新闻等新媒体产品；2016年，《新京报》提出“全媒体原创内容生产平台”战略，与腾讯合作的「我们视频」…[2]
说句实在话，今天的新京报哪怕是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能够引发公众声嘶力竭的贬斥、痛骂和不满，也是因为它在社交媒体时代下的媒体矩阵做的足够好，影响力和传播力足够强。
而新京报抓住的，正是在当前的碎片化和后真相的传播环境中，公众想要了解一则新闻确实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但到了真的需要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仍然必须倚靠专业媒体强大的新闻采访和调查能力。
就像是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国呢所谈到的那样，当下的权威媒体早已不能与公民新闻、自媒体去比较“信息的发布”，其理应在纷繁复杂的冗余信息中寻找新的「存在合法性」——“阐释性报道”——不仅需要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还要进一步地解释为何发生、发生的影响和后果，向深度报道和阐释性新闻转向。
以此来说，新京报之还给出了一个叫做「关键时刻，还看新京报」的Slogan。
现在看来似乎也是颇为讽刺。
（信息来源：维基百科）
# 问题是我们有怎样的新闻人 #
今天的讨论话题其实已经摆明在了推送的标题中，从今年年初的疫情开始，我们就反复地在追问、在探寻一个问题，当下的社会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新闻业？是许知远所言的能够唤起社会变革力量的民众心智启迪者，还是舒德森所说的一个能够接受批评、允许异议和重视各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专业机构？
据学者统计，从2013年至2016年，数十位传统媒体人选择离职，转向新媒体行业发展。
（信息来自：《为什么出走？——20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公开信的文本分析》；胡晓萍）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新闻业或许正在遭受四面楚歌的困境——媒体融合的艰难转身、新闻传播环境的变化以及新闻人的理想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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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人的自我认同 -
还有人想要做新闻吗
在决定做今天这个选题之前，我联系了一个已经在一家党报摸爬滚打两年的学弟，和他谈了谈他所认识的新闻人是怎样的，而我得到的答案是：一部分的人只是混口饭吃，一部分的人，尤其是老一辈的媒体人，仍然坚守着职业道德和新闻理想。
在韩晓宁和王军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等9所高校的新闻实习生群体所做的新闻职业认同感调查中指出，被调查者对“我能够按时完成实习工作任务”、“ 我能认真对待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和“我认为传媒工作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发展很重要”这些方面具有较高的认同感，而在“我认为传媒工作者能够获得与其地位和付出相符合的薪酬”、“经过实习，我愿意真正到传媒行业中去长期就业”和“我为自己将来可能成为媒体从业者而自豪”这些选项上的认同感较低。
并且，在对职业的社会地位认同上而言，新闻实习生普遍认为“大学教师”、 “医生”和“IT 技术人员”的职业社会地位较高；认为“农民”、“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 、“媒体经营人员”和“媒体采编人员”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水平，并不具备超出多数职业的社会地位。
相对应的，在丁汉青和王军对新闻院校中的在校生进行的研究中，在校生对新闻职业具有较高的 “归属感”，其次为“喜爱度”和 “忠诚度”，最后为“自豪感”。研究结果认为，新闻在校生的职业认知认同（新闻理论、新闻功能、新闻责任等）水平整体较高，但在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上存在一定的认同危机；并且，研究表明，在校生职业认知认同危机程度越高（职业认知认同危机一方面主要表现为“新闻专业性”“媒体功能”等职业社会 价值层面上“理想”与“现实”的显著差异），其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表现得越消极，也就是当理想中的新闻状态与现实差距越大，在校生的职业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危机便会越明显。
从这几份研究中可以瞥见，在做新闻的理性和现实间周旋的新闻人，也许早已不再对潘忠党和陆晔所言的「成名的想象」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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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新闻界 -
它还有价值吗
在迈克尔·舒德森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谈到，“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各大报纸都没有派驻各地的记者。最初华盛顿的记者都同时为六七家甚至更多报纸写稿子，这些人同时是国会议员的办事员或是政治人物的演讲撰稿人，记者的兼职是为补贴工资收入。”而那些什么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想、所谓的「第四权力」以及实现托克维尔所言的“如果我们以为报纸仅仅确保了自由，那我们就低估了新闻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维持的是文明。”，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现在的新闻业好像又变回了两个世纪前的样子：为政治和经济权力所控；在大多数时候抛弃曾经视为圭臬的伦理价值；即使知道新闻的价值有多重要，但仍然对其感到失望和选择离开。
做新闻好像真的又成为了一份兼职，不为理想、不为价值，只为养家糊口。
那么，当下的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新闻业？而我们这些新闻人，又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职责和使命？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想和大家认真聊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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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看到最后竟然是暑假班的恰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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