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了，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在写稿子，在讨论事情，生活在脑子里的小神仙们又在开讨论会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好不热闹。
索性爬起来，继续写日记吧。
现在是凌晨32分，2月13日这一天才刚刚开始呢。
昨天让三宝同学把王昌龄《送柴侍御》抄写在日记本上，这也算是跟着日本物资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了。这些诗词用的妥当贴切，比单纯比赛谁背诵的诗词歌赋多，要更有意义一些。
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睡觉前刷手机又刷了几篇文章，其中《长江日报》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 》的评论文章刷屏了。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是风月同天还是武汉加油，都是一样的，没有孰高孰低之分，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大可不必敏感的跳起来，一定要比出个你高我低。疫情当前，没有什么比防控病毒更重要的了。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深度解释了如何理解“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因为这篇文章，顺藤摸瓜，知道了一位叫做特奥多尔·W.阿多诺的思想家。
狄奥多·阿多诺，（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说过，“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他还写过一本《权力主义人格》，不过这套书当当网只有二手书在卖，且价格不菲，有点小遗憾。
在网上查询了更多的资料，发现这位阿多诺先生的思想，对追求个性化表达的当下，以及网购成瘾的消费时代，还是很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
比如，阿多诺说，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
他还说过，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
这几天在家读书写日记写报告写稿件，各种写写写之余，也想到了语文教育，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
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承载了学写生字、组词、造句、成语、诗歌、散文、作文、阅读理解等若干个项目，语文老师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到了大学之后，是由若干个老师单独承担一项的。
在小学阶段，却全部由语文老师一个人承担。
从这个层面讲，小学语文老师真是辛苦，十八班武艺，几乎必须样样精通，才能真正上好一堂语文课。而许多语文老师还要兼职班主任，负责管理班级、照顾学生，如此繁重的工作强度下，语文老师还有时间去深入备课么？
恐怕很难。
如果有可能，资源条件允许的话，现行的语文课教育，应该改为三个课程，分别是：识字课，阅读课，写作课。
识字课是语文的基础课，授课老师负责教孩子们写好汉字，在熟悉简体字的基础上，也了解繁体字，了解汉字的历史和来龙去脉。文字的演变里，流淌着先人的智慧与艺术。这些普及性的知识，不必等到大学中文系再去做专门的学术研究，应该像故事一样，讲给孩子们听。
阅读课是培育母语根基的重要课程。读诗歌，读散文，听故事，读小说，不同体裁的文章运用，可以让孩子们感受文字的美丽，文字的力量。亲近母语的阅读，不应该只放在放学后，书单不能仅仅列出来，就让学生放羊似的自己去读。孩子们的阅读，需要引领，需要讨论，需要共情。
写作是陪伴人一生的技能。在写作当中，不仅仅是把话说清楚，写明白，在日后越来越多的行文写作中，更需要健康、阳光的价值观作为行文引领，传递人世间的“真善美”。
汉语是一门内涵极其丰富的学科，小学阶段是培养孩子亲近母语、建立母语思维体系的关键时期。没有母语作为根基，缺少母语作为能量的源泉，其他语言的使用也将是苍白的，也只能是鹦鹉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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