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进行时——写好看的历史
(人文鼎盛卷)
176 低调
寇准被贬后,太子党看上去败局已定。
李迪作为太子党的最后旗帜,长期被丁谓打压。在一次等待上朝的时候,李迪和丁谓又吵了起来,丁谓一方人多势众,李迪吵不过,气得拿起笏板想揍人,要不是其他人及时拉架,文斗差点就改成了武斗。
上殿后,李迪气火攻心,当着赵恒的面大骂丁谓奸邪,顺带还捎上了曹利用、钱惟演等人,说这群人朋比为奸、蛇鼠一窝,都不是好东西。骂完后,李迪还告诉赵恒,自己也不想干了,干脆把自己和丁谓他们统统给免了吧。
这种同归于尽的进谏方式让赵恒非常反感,结果可想而知。
丁谓没走,李迪走了。
十一月,李迪被外放郓州。一个月后,杨亿又因病去世了。加上九月份受寇准牵连而外放青州的周起,太子党几乎被一扫而空。
注意,我说的是“几乎”,不是全部。就在太子党纷纷作鸟兽散的时候,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进入了宰执班子,不久,他将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
在介绍这位人物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现在的权力分配情况。
到天禧四年底,朝廷是后党的天下。
宰执班子一共六个人。宰相丁谓、冯拯,副相任中正、王曾;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钱惟演。
除了四位后党成员,还有两个新人,冯拯和王曾。
冯拯是个老资格,他虽然和寇准关系不好,但也算不上后党成员,属于中立派。
最后还剩下个小角色,王曾。
王曾,字孝先,太平兴国三年(978)生,青州益都(山东青州)人,咸平五年进士。
宋朝开国以来,文治的氛围越来越浓,各类学霸级人物层出不穷,什么年少成名的,学通古今的,状元出身的,各色人物都有。但这些书呆子如果碰到王曾,也只能心悦诚服地说一句:兄弟,请收下我的膝盖。
王曾有一项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连中三元。也就是说,在科举考试中,解试、省试、殿试连续取得第一,分别获得解元、省元、状元。能完成如此惊人壮举的,放到整个宋朝也就6个人,放到科举制实施以来,从隋唐到明清,也就15人(又说13人)。
如果说,有人偶尔考个高分属于超常发挥的话,那么王曾的连中三元则属于绝对的实力碾压。他参加省试和殿试时写的两篇命题作文,流传出来后名声大噪,上到文人雅士,下到黎民百姓,人人争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尤其是殿试时所作的文章《有物混成赋》,成了后代公认的范文(天下以为赋格)。
前面提到杨亿、钱惟演都是当时著名的文章高手,两人政治倾向尽管不同,但见了王曾的文章,意见出奇一致。杨亿见了王曾的“高考作文”叹息说:真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啊(王佐器也)!钱惟演见了则大发感慨:“你的文章名扬天下,我怎么敢和你相提并论呢(文章扬历中外,岂惟演所敢侔哉)?”
难能可贵的是,王曾已然牛成这样,为人却很低调。
按照当时的规矩,状元返回家乡的时候,地方官是要组织百姓到郊外迎接的。这个迎接可不是拉个横幅那么简单,不但要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还会搞些文艺表演,吸引更多的人来欣赏新科状元的风采。那种衣锦还乡的感觉,想想都能把让人从梦里乐醒。
王曾连中三元的消息一传来,家乡青州早就沸腾了。当王曾回来的时候,地方官一早就派人到城门口迎候。王曾并不喜欢那种排场,早早地就把自己的衣服马车都换了,找了个偏僻的小门进了城。王曾拜见地方官后,人家还特惊讶:“听说你要来,我早就派人去迎候了,为什么守门的还没回来报告,你反而到了呢?”
王曾把入城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连声解释:“不才侥幸中了状元,怎敢劳烦父老乡亲迎候呢?”
地方官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不由连声赞叹:“你是真状元啊!”
王曾德才兼备,名声很大,当时的宰相寇准也听说了。
当王曾在地方上任满三年通判,回京参加学士院组织的召试时,寇准破例允许他直接在政事堂参加考试,并任命其为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成为五品高级官员。
从此,王曾走上了标准的仕途快车道,相继担任两制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然后就顺利进入了宰执班子。
大中祥符九年(1016)正月,王曾升任参知政事,出任副相。这一天,离他考上状元也就十四年。
王曾受过寇准提携,应该算是太子党。但他和寇准、李迪等人性格迥异,寇准、李迪属于一言不合就放炮的直肠子,而王曾明显要比两位内敛得多,极少和人脸红脖子粗地争论问题。
大中祥符二年的时候,赵恒决意要修玉清昭应宫,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王曾也上书反对。但他和大多数反对者不一样,没有一上来就对皇上进行勤俭节约教育,而是再次拿出了参加科举的架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乞罢营玉清昭应宫疏》,此文堪称古代谏诤艺术的典范。平时需要写作公文的朋友可以拿过来学习一下,看一看连中三元的王曾是怎么给领导提意见的。
文章先是拍了一通赵恒的马屁,说皇上如何圣明,治理国家如何成功,等等。马屁拍完,话锋一转,给领导提了点“小建议”——别修玉清昭应宫了。
为此,王曾在文章里列出了五条不便修建的理由(未便之事):其一,耗费人力;其二,花费钱财(颇烦经费);其三,修建宫观会让大量身份不明的民众聚集在京城,容易增加不安全因素;其四,按照天时规律,现在不宜动土;其五,听说天书里写着让我们清静无为,现在大兴土木有违老天的意愿。
仔细分析一下,王曾的这篇奏疏真是奥妙无穷的。首先,他只说修玉清昭应宫是“未便”之事,修建起来钱财花费“有点多”,什么浪费挥霍、穷奢极欲之类的激烈字眼一个没有,说得很婉转。接着咱再顺便说个安全问题,那可是设身处地地在为皇上考虑啊。
最后两条更逗,王曾也开始学起了神鬼论,拿神仙和赵恒说事。你不是相信老天,推崇天书吗,那老天还让你清静无为,别瞎折腾呢。这种劝说方式,属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没有得罪赵恒,又把想说的话全说了。
虽然王曾的奏疏还是没能阻止赵恒修建玉清昭应宫,但他说话很注意分寸,也没得罪赵恒和那些支持天书封禅的人。
靠着低调沉稳的做事风格,王曾在朝廷内混出了好人缘,一些后党成员也和他有所往来。
然而,王曾在老练,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副相的任上干了不到一年,他就因为一件小事被撸了下来,遭受了仕途中的第一次打击。
王曾的免职说起来让人啼笑皆非,原因竟然是他不肯多要一份官职。
送给王曾的这顶官帽,在历史上叫“祠禄官”,为宋代所特有。宋朝能有这项发明,还得感谢赵恒。因为他崇信道教,在全国各地建满了宫观,后来他又忽发奇想,要求高级官员兼职宫观使,品级越高的官员对应规模越大的宫观,比如宰相王旦,就被任命为玉清昭应宫使。
这些“某某宫使,提举某某宫”的名号就是所谓的“祠禄官”。祠禄官是扣在官员头上的一顶帽子,体现了皇上对你的宠信,其实是没啥事可干的。但赵恒也不让你白戴帽子,你若有这个官衔,就可以多领一份专项补贴。
按照朝廷惯例,王曾升任副相后,应当兼任会灵官使。换做别人,有白拿一份津贴的好事,谁管你封我什么名号呢。可王曾却主动辞掉了这份兼职,因为王曾内心深处并不赞同赵恒搞那些乌烟瘴气的神鬼活动,对于强行分配给自己的那顶“祠禄官”帽子很反感。正好当时最得赵恒宠信的王钦若却很想得到会灵观使这个名头,王曾就趁机向赵恒表态,这个兼职你爱让谁干就让谁干吧。
没想到,王曾看似谦让的举动却把赵恒惹不高兴了。这么重要的官职,你却推来推去?忙活了半天,你对我组织的活动不是真爱啊?不想当会灵观使,干脆其他的也别干了!
天禧元年九月,王曾被免了副相职务。第二年,他被外放应天府,出任知府。不过好在也不是什么大错误,没过多久,王曾又官复原职了。
天禧四年八月,寇准被外放后不久,王曾第二次进入宰执班子,继续出任副相。
如果回过头再来看第一次免职,王曾其实是应该庆幸的,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太子党和后党斗得最厉害的时期,还不如躲到外面清净。
就这样,到天禧四年底,王曾成了硕果仅存的太子党成员。如果按照丁谓的性格,他迟早要步寇准、李迪的后尘。王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他也不会像李迪一样直接翻脸,去和后党争个鱼死网破。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反击方式。
为此,王曾找了和自己私交不错的钱惟演。
自从太子党失败后,朝廷的大权已经完全掌握到了刘皇后手中,朝廷外面舆情汹汹,搞得刘皇后和太子赵祯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曾趁机找到钱惟演,说了这样一番话:
“太子还年幼,离不开皇后的帮助,皇后也需要依仗太子。失去了太子,人心也不会归附她。皇后善待太子,太子就安心了,太子平安了,皇后家族才能平平安安。”
王曾讲出这番话,说明他的眼光确实要比寇准、李迪等人独到得多。
一个政治家固然需要坚持原则,但也必须尊重现实。很多时候,你必须在现实面前做出妥协,才能迂回达到自己的目的。寇准、李迪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心维护皇权,排斥刘皇后,却缺乏变通和妥协,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招致他们失败的最大内因。
王曾和寇准、李迪不同,他是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赵恒是不可能完全抛弃刘皇后的,而只要刘皇后还在,太子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道理很简单,太子还那么小,他的生活起居、吃喝拉撒终究要有人打理,只要太子进了宫里,一百个寇准也是鞭长莫及。你想让人既当生活保姆,又不干涉朝政,对一个已经尝到权力滋味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王曾选择了和刘皇后合作,只要能让太子平安长大,一切都可以妥协。
王曾对钱惟演说的这段话,听上去是和了一把稀泥,其实柔中带刚。所谓“太子年幼,离不开皇后的帮助”是实情,但也提醒皇后,太子是她唯一仰仗的政治资本,离开了太子闹独裁,大家也不会跟着她干。所谓“太子平安,皇后一族才可平安”,更是隐晦地说,太子终要长大亲政,皇后只有善待太子,后族才能长享荣华富贵,避免被反攻倒算!
钱惟演把话传给了刘皇后。
刘皇后听了王曾的话,大为触动,在内心深处,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和太子的利益其实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踢开太子只能让自己陷入孤立,不利于自己的长远利益。
王曾寥寥数语,说动了刘皇后,大大缓和了后党和太子的关系,也巧妙地使自己转危为安。但是,他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他必须积蓄力量,迎接更加波谲云诡的朝廷争斗。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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