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范仲淹在邓州写出《岳阳楼记》的时候，远在千里外的滁州，还诞生了另一篇传世名作。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新政派纷纷倒台，欧阳修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早在庆历四年八月，他就被外放，担任河北转运按察使。十一月，赵祯指斥朋党的诏书下发，欧阳修愈加坐立不安，又洋洋洒洒地给赵祯上了一份奏折，声称：但凡诬陷贤臣，必定是用“结党专权”的名义（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意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那些小人正是为了一次性排挤贤臣，才说范仲淹等人结党。皇上您肯定是被套路了！
不过，这回欧阳修可能忘了，上次他还明目张胆鼓吹“君子党”。人家赵祯可不管你君子不君子，只要看见“朋党”字样，一律清洗。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欧阳修想要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
到了庆历五年，一桩生活“丑闻”恰到好处地赶来了。有人举报：欧阳修和外甥女存在私通丑事！
话说，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嫁过去不久，张龟正去世了。妹妹生活无着，就带着女儿张氏（乃张龟正和前妻所生，和欧阳修妹妹无血缘关系）投靠欧阳修。欧阳修帮助妹妹将张氏抚养成人，最后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一个远房侄子。结果，张氏被人发现和家里的仆人私通，事情还闹到了开封府。
莫名其妙的是，事情一审二审，居然和欧阳修搭上了关系，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据说，张氏平时生活很不检点，身上确实有不少丑事，而审案官员和欧阳修有过节，就把故意把脏水往欧阳修身上引。
在那个时候，桃色新闻并不稀罕，但涉及伦理纲常就变得非同寻常了。传闻一出，欧阳修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
当然，私通外甥女的事情最后还是没有坐实，可欧阳修却因为这个莫须有的作风问题遭到了贬谪。
八月，欧阳修贬任滁州知州。
好在欧阳修比范仲淹想得开一点，并没有如后者那般悲情，转身潇洒地做起了太平郡守。
在为政上，欧阳修向来崇尚“宽简清净”，说白了就是不扰民不折腾，没事喜欢和百姓们混在一起，找点乐子。
滁州风景秀丽，那里的青山绿水自然少不了欧阳修的足迹。平日里约两三个好友，一起到山中，一路笑谈，走累了，还可以一起品上一杯香茶，兴致来了，还可以呷上一口小酒。在这里，欧阳修仿佛又回到了洛阳时的悠闲岁月，恣意享受着久违的身心放松。
环境变了，笔下的文章也变了。
庆历六年（1046）的一个夏日，欧阳修约了一众好友出去游玩。这回，他们来到了滁州西南的琅琊山。琅琊山深林幽壑，沿山而上，处处树木茂盛、溪水潺潺，置身山中，清新的雾气环绕左右，顿时让欧阳修心旷神怡。
一路游赏过去，欧阳修和友人来到了一个亭子中歇脚。这个亭子，乃是一个叫智仙的和尚所修建，他还曾特地请欧阳修为这个亭子取名字。
欧阳修和朋友们在山间饮酒赋诗作乐，酒过三巡，他的灵感也跟着来了，我不是自号醉翁吗？这个亭干脆就叫“醉翁亭”好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游玩过后，欧阳修创作了传世名篇《醉翁亭记》，文章风格清新、文辞优美、情理交融，堪称古代散文的典范，一经问世就广受追捧。不仅天下读书人都在传抄，就连普通百姓都争着诵读，一时间，洛阳纸贵。
《醉翁亭记》的火爆，却给琅琊山寺庙里的和尚带来了幸福的烦恼。因为，有人将欧阳修的文稿刻成了石碑，立在亭旁，导致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欣赏石碑。赏就赏呗，还想把石碑中的文字带走，当时也不能拿出手机自拍，只能用比较原始的方式——拓印。
石碑拓印需要先用湿纸铺盖在石碑上，再用棕刷拂平，使得纸张紧覆在碑文凹陷处，等纸晾干后，再用细毛毡卷成的擦子在纸上擦墨。完成上述程序，才能把文豪的墨宝留在纸上带走。
大批游人的到来，让拓印需要用到毛毡成了紧俏货，寺庙里又没那么多存货，最后僧人们连被褥中的毛毡都贡献了出来，供游人拓碑使用。
不过，话说过来，僧人们应该也不会太郁闷，《醉翁亭记》带来的大流量肯定让寺庙中的香火旺盛了不少。
此后的几年，欧阳修又在扬州、颍州（安徽阜阳）、应天府等地任职。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因母亲去世而除官丁忧，直到至和元年（1054）才复出。
在外任的几年里，欧阳修将大量精力倾注到了文字创作上，诗词散文自不在话下，他还以一己之力开始了《五代史》的创作（为区别与前人创作的《五代史》，被称为《新五代史》），长期的文字创作使欧阳修早早地染上了目疾，稍微工作时间一长，就头晕得厉害。
至和元年五月，四十八岁的欧阳修又回到了京城，等待朝廷重新安排官职。本来，他只想着申请一个安闲一点的小郡，继续与他的文字为伴。然而，当赵祯看到欧阳修时，发现这位昔日能言善辩的名臣现在已经老态毕现，不免生了恻隐之心，就下诏把他留在了京城，出任翰林学士一职。在此后的岁月中，欧阳修又与宋祁一起主持编写了《唐书》（二十四中的《新唐书》）。
很多人都知道，欧阳修是一代文豪，殊不知，如果在他的头上加一顶历史学家的桂冠，也不为过。
当然，仅仅是文字创作上的成就，还不足以让欧阳修拥有文坛领袖的地位。一切，都要从一次传奇的科考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