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俄国

作为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一部旷世巨著，《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享誉盛名，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红楼梦》在俄罗斯汉学界的传播与研究可谓独领风骚。一直以来《红楼梦》均获得俄罗斯汉学界的广泛关注。总体上而言，《红楼梦》在俄罗斯的传播及研究历经三个历史时期：一、沙皇俄国时期；二、20 世纪苏联时期；三、苏联解体以后至今。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红楼梦》在俄国的俄传播与研究，特点不尽相同，方法亦千差万别，但却都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红楼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影响。

一、沙皇俄国时期：《红楼梦》开始走进俄罗斯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就已经开始远播俄罗斯。1832年，俄国驻北京宗教使团学员（名叫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带回一部《石头记》手抄本回到俄罗斯。这部《石头记》共三十五册（现藏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堪称最早传入俄罗斯的中国古典小说原著。后来，另一位使团成员柯万科用“德明”的笔名，在1843年第26期《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作者翻译介绍了《石头记》第一回的开头部分内容。这大概算是《石头记》的最早俄语节译文本了。在这一历史时期，宗教使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让《红楼梦》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俄国人的视野，为后来的俄国学者对《红楼梦》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

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В. П.，1818-1900）是最早对《红楼梦》进行介绍与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在其《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一书中，瓦西里耶夫把《红楼梦》放在中国古代世态人情小说的首位，作者盛赞此小说中生活描写的真实。2013年圣彼得堡大学再版《中国文学史纲要》，与前面版本不同的是，该书对全书内容进行了现代俄语字母的改写，按照俄语拼音和名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注解与引文进行了相应的的处理和调整。该著作还配有由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以注解形式所完成的汉语翻译。瓦西里耶夫认为

“《红楼梦》乃最好的小说，里面的语言纯净雅致，当然，读起来不见得全能听懂，但也不是完全听不懂。如果想认识至今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就只能通过阅读小说来实现。写的似乎是北京的一个王府，以奇幻故事作为铺衬。宝玉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个美男子，时而聪慧，时而乖张，时而善良，时而恶毒。这个府第里还住着为他选定的未婚妻，聪明而稳重的王姑娘，但他更喜欢病态的表妹林姑娘。林姑娘不仅招人怜爱，而且还能体谅宝玉。”

这些观点，代表了俄国学者对《红楼梦》的早期评价与看法，这些评价与认识代表了俄国汉学家们已经开始真正关注《红楼梦》。然而，这一时期的看法还比较零散和单一，还未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层面，也未形成独立系统的《红楼梦》研究思潮与研究方向。

二、20 世纪苏联时期：《红楼梦》在俄罗斯汉学界大放异彩

193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32卷上，在《中国文学》词条中称

“《红楼梦》展开了一幅贵族家庭生活的广阔画面，民间文学与古典传统想融合，具有丰富的口头语言和优美的笔调，对人物进行别出心裁的心理刻画。”

评论还说：

“整个小说充满着悲观主义情绪，并以悲剧结尾，表明统治阶级经济和政治上的沦亡。这是一部描写垂死的封建贵族之家的史诗。”

1965年出版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大辞典当中，对“《中国文学》”词条进行了解释：

“中国十八世纪的小说继续发展，出现了代表封建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两部小说——《红楼梦》与《儒林外史》”。

1978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词典》中对“中国文学”词条给出这样的解释：

“清朝的戏剧与小说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类型，因为其处于满族政权的统治下，出现了不少反对封建礼制与道德的情绪。《红楼梦》是一部描写清朝贵族家庭的生活小说。小说中的自由思想与封建道德礼制的人性压抑对抗，与人类个性的道德水平相抵制。”

上述词典对《红楼梦》的评论虽着墨不多，但说明俄国学界已经认识到该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抓住了小说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身的核心部分，并且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俄国词典对《红楼梦》的诠释与认知愈来愈进步、深刻与全面。当然，总体上这还都仅属于简要的评价及介绍性文字，算不得专门的学术研究。

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波兹涅耶娃（Позднеева Л. Д.，1908-1974）是第一位写出《红楼梦》专门性学术研究论文的俄罗斯汉学家。1954年，波兹涅耶娃写了一篇题为《论小说〈红楼梦〉》⁸的文章，作为王了一（即王力）《中国语法纲要》的俄译本的前言。由于王力书中很多例句都引自《红楼梦》，所以她用谈《红楼梦》的论文为这部语法书籍作序。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58年第一个《红楼梦》俄译本才得以正式出版。因此，文中所用的《红楼梦》俄语例句应该不是摘自于正式出版的俄译本，很有可能为波兹涅耶娃自译。由于《中国语法纲要》的主要任务并非把《红楼梦》翻译成俄语，而是选取《红楼梦》的部分例句用以阐释汉语语法，因此其中有关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1958年俄译本的底本为《红楼梦》程乙本的校注本，此处俄语译例的参考底本是否与之一致不得而知，其底本的选择至今依然是个未解之谜，这个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波氏在文章中指出，《红楼梦》一书贯穿着深厚的佛教思想，其中也夹杂着一些道教理念，如灵魂复活、前生注定、善恶报应等。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劝人为善的情节，小说本质上却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的宗教观念几乎对小说没有产生影响。波氏认为，这是小说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是作者的构思和他完成这个构思的手段（现实主义方法）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波兹涅耶娃对《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等方面均做了考察。总之，波兹涅耶娃的文章在当时欧美人士写的《红楼梦》评论中是比较有分量的，其参考价值广受好评。

1958年，由汉学文学翻译家帕纳秀克（Панасюк В. А.，1924-1990）翻译的《红楼梦》俄文全译本出版，这是欧美人翻译的第一部《红楼梦》西文全译本，因而引起国际红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个译本的功绩之伟大，在于为《红楼梦》赢得了广大的欧洲读者，也为小说赢得了全世界对它的尊敬与喜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费德林（Федоренко Н.Т., 1912-2000）为这个译本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小说与<红楼梦>》长达十多页的序言。费德林指出，《红楼梦》的主题虽然是宝黛的恋爱悲剧，但作者的构思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从而使《红楼梦》变成了一部社会小说。费氏认为，小说虽然贯穿着关于灵魂不死和复生、尘世生活的变化无常、荣化富贵的罪孽等道教和佛教思想，但作者在客观上还是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揭露了十八世纪清朝社会的真实生活，批判了封建贵族的堕落腐朽。

1962年苏联汉学家缅希科夫（Меньшиков Л.Н.，又汉名孟列夫，1926-2005）和李福清（Рифтин Б. Л.，1932-2008）于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石头记》版本。1964年，前苏联《亚非人民》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缅希科夫和李福清合写的一篇文章， 题为《新发现的〈石头记〉手抄本》。文中简要介绍了在列宁格勒新发现的《红楼梦》手抄本（以下简称“列藏本”）的一些情况。孟列夫与李福清的这一发现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列藏本的发现，为国内外《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代表了《红楼梦》版本研究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列宁格勒大学的华侨教师庞英（1928-2009）后来继续进行列藏本的版本研究。庞英教授一生致力于《红楼梦》及列藏本的分析与研究。庞英教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有两篇在其身后才得以发表。这些文章收集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与〈红楼梦〉的版本研究》¹¹一书中，由庞英教授的女儿庞晓梅女士在2008年为其出版。笔者对该书进行了简要梳理，按发表年代顺序重新排列，具体的文章有：

《关于列宁格勒收藏的手抄本〈红楼梦〉》（1974）、《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红楼梦〉手抄本》（1977）、《〈红楼梦〉甲戌本版本分析的若干结果》（1978）、《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红楼梦〉第十六回版本分析》（1978—1979）、《文学传统对〈红楼梦〉小说影响的若干例子》（1979）、《〈红楼梦〉小说中体现的历史真实现实》（1980）、《论〈红楼梦〉最初版本的作者问题及章回数量》（1981）、《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红楼梦〉第一回版本分析的若干结果》（1982）、《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红楼梦〉的汉字分析》（1986）、《曹雪芹家族没落作为〈红楼梦〉小说创作的一个动机》（2008，身后发表）、《〈红楼梦〉小说作者问题的若干假定》（2008，身后发表）。

在这些著述里，庞教授对“列藏本”《红楼梦》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既有对内容情节、人物形象、文学传统的考察，也有对版本具体内容及章节的考究，提出了不少极具意义的研究观点。庞英指出该书是用行书、草书和楷书三种书法抄写成的，该书各回在合订成书以前单独存在。此书用来抄写的根本不是什么《御制诗》的衬纸，而是普通的竹纸。庞英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目前已知的《红楼梦》手抄本有九种，而“列藏本”可算是第十种。他说，《红楼梦》手抄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书坊里出卖的手抄本，抄者文化水平低，错漏多；第二类则是有名的文化人收藏的秘稿。他认为，“列藏本”应归入第二类。庞英教授的《红楼梦》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红学研究历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林（Лин-Лин О.М.，1924-）也是一位在俄罗斯红学研究中比较活跃的华裔汉学家。林林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1972年以论文《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新人》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此外还发表过多篇《红楼梦》研究论文：《贾宝玉──中国启蒙主义小说〈红楼梦〉中的正面人物》（1970）、《曹雪芹〈红楼梦〉 中的〈芙蓉女儿诔〉》（1972）、《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中物名与人名的传统象征意义》等。

在这些文章中林林提出自己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并驳斥了当时存在的一些看法。林林认为，宝玉怀揣一颗透明的赤子之心，感情的天然率真是宝玉这一形象的最佳名片。宝玉祭奠晴雯的悼词《芙蓉女儿诔》正是宝玉内心世界的披露，他把诔文献给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奴，是对传统的冒犯。林林认为它鲜明地显示出曹雪芹世界观的启蒙主义性质。对50年代中国红学研究中争论较多的有关于林黛玉、薛宝钗两个女主人公形象的评价问题，林林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不同意对薛宝钗作过分的指责，薛宝钗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礼制下的无辜牺牲品而已。她同时指出，黛玉并非毫无乐观主义，单纯的软弱、消极。黛玉一直试图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最终黛玉之死成为反对封建礼教无声的抗议。对成长着的新人之无限喜爱，这就是艺术家曹雪芹的基本人文品格特点，构成了他的人道主义的主要方面。

以研究中国服饰史著称的思切夫（Сычев Л. П.，1911-1989）曾发表专著《中国文学及艺术中的服装》（1970），该专著专辟一章《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中服装的象征意义》，文中说，“红色”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旨，如果把小说主人公的住处名称加以对比，就会发现曹雪芹对红色有特殊的理解。他说，主人公的住处名叫“怡红院”，意思是享受红色的院子。作者的书斋名叫“悼红轩”，意思是悲叹红色即悲叹世俗情感的工作室。虽然思切夫的个别论述有待商榷，但是其研究视角的全新尝试本身已经向我们展示，《红楼梦》不但吸引了俄国文学研究的广泛关注，而且扩宽了俄国其他艺术形式的研究领域。

阿拉波娃（АраповаТ.Б.）在1974年发表了文章《作为研究18世纪中国日用瓷器史料的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作者更是把《红楼梦》当做研究中国瓷器历史资料来考察。1975年，前苏联出版了《中国服装》一书，书中刊载了Л.П.思切夫和В.Л. 思切夫父子合写的一篇长文，题为《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中的服装》。文中指出，《红楼梦》中对服装的描写，是曹雪芹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作者认为，曹雪芹之所以重视对服装的描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出身于江宁织造家庭，从小在家庭环境当中耳濡目染，对服装面料颇有认识；二是因为服装堪称最能清楚地体现隐藏着人本质的物质外壳，最能象征人生的变化无常和丰富多彩。作者把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与高鹗续的后四十回作了对比，发现：曹描写服饰明显比高描写服饰的地方多，并且对服装描写的处理也更注重细节。思切夫父子认为，这足以证明曹雪芹在描写衣服方面有过人之处。同时指出，《红楼梦》中对服装的描写在展示人物性格、交待人物关系、铺陈故事情节方面着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贾宝玉第一次出场时的装束作了详细分析，认为曹雪芹的服装描写具有哲学上的概括意义，决不是客观主义的生活描写。作者指出，宝玉和宝钗过的都是尘世生活，他们的恋爱也属于尘世恋爱，因此，曹雪芹着重描写了他们的服饰这一物质外壳。而林黛玉虽然也是书中主角，但她是天上的人，是崇尚精神的人，外壳对她并不重要。她和宝玉的恋爱是一种精神恋爱，所以曹雪芹几乎没有描写她的服饰。尽管思切夫父子对《红楼梦》中服装描写的考证，有些结论还有待商榷，但它们毕竟为《红楼梦》研究另辟了一条蹊径，有些意见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可以看出，苏联时期汉学家们对《红楼梦》的关注与研究大放异彩，可谓具有“开辟鸿蒙”的历史作用。这种巨大的历史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世界上第一个《红楼梦》欧洲语言全译本得以出版。这让《红楼梦》用另一种语言面貌展现在俄罗斯读者面前，有利于《红楼梦》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并由此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为《红楼梦》走向世界也打开了局面。

第二、这一时期俄罗斯汉学家对《红楼梦》的关注真正走上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并且研究的视域更加开阔，研究的层次不断深入，涉及版本考证、思想内蕴、人物形象、创作美学、服装艺术、陶瓷艺术等方方面面。俄罗斯有部分研究者将《红楼梦》视为“家庭小说” ，有部分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历史小说” ，还有专家将之称为“现实主义心理小说”，在费什曼（Фишман О. Л.）看来，《红楼梦》属于“一部启蒙时代'当代人’的讽刺小说” 。此时《红楼梦》在俄国的研究，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盛态势。《红楼梦》在俄国汉学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三、苏联解体以后至今：俄罗斯对《红楼梦》的

 

关注与研究持续“走热”

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各项改革的深入实施，俄罗斯文学的变革如火如荼，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焕然一新，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广大读者也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学的体裁、风格和手法等观念。这种历史条件下，以直译为主而过多采取异化翻译手法，较少顾及俄语思维与文化需求的《红楼梦》1958年俄译本已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读者的需要，而且其中的阶级斗争主题也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于是新的《红楼梦》俄译本应运而生。1995 年，Ладомир出版社出版了由帕那休克重译的《红楼梦》(诗歌部分译者为戈卢别夫)。该译本分为三卷，每卷四十回，每卷页码仍旧自成一系，但将目录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置于首卷前，同时将改琦所绘《红楼梦图咏》中的金陵十二钗绣像全部纳入其中。该译本由四个部分组成: 《前言》和《序》，正文，研究论文，附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莽应邀撰写了《序》，评价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阐述《红楼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传入俄罗斯的情况，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及《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指出《红楼梦》对中国文艺繁荣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伴随着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汉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新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著作，无一例外地会涉及到对《红楼梦》的评价与介绍。比如：由阿妮金娜（АникинаГ. П.）与沃诺比耶娃（ВоробьеваИ. Ю.）合作撰写了教材《中国古典文学》。作者在教材中充分肯定《红楼梦》的文学地位，称之为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红楼梦》，体裁极为复杂，文本布局也不同凡响，该小说堪当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该书不但可以理解为广聚中国文学特点之作，而且整体上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化之典范”。同时，作者还指出：“小说吸取了几乎中国文学的所有优良传统。书中有浪漫主义、谶语似的梦等，而且一切都能进入到叙述结构中。详细的描绘中融入了最精致的细节，而且逻辑发展的叙述构造不着痕迹地穿梭其中。也有对道德礼教的批判性描绘。小说中穿梭着生命的诗行，但是不像早期小说那般，这里的诗歌不是插话，亦不是结局，其更大的功能在于刻画人物形象与铺陈故事情节。”

新时期俄罗斯汉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从各自不同的领域从事《红楼梦》的分析与研究工作，出版发表了一系列质量不俗的著作或文章：叶尔索夫（Ершов Д. В.）的《作为研究中国“玉”的存在之小说〈红楼梦〉》、科里剑科（Колитенко Е. Е.）的《〈红楼梦〉对现代中国研究者们的启示作用》、科里剑科（Колитенко Е. Е.）的《小说〈红楼梦〉中国文化的若干方面》、高海勇（Гао Хайюн）的副博士论文《小说〈红楼梦〉中的悲剧母题》、奥丽霍娃（Олихова Е. О.）的《中世纪中国文化中母亲形象的价值功能方面研究（以小说〈红楼梦）为材料〉》、赵艳秋（Чжао Яньцю）的《论双关义姓名的翻译问题（以小说〈红楼梦）的汉译俄及汉译英为材料〉》、赵艳秋（Чжао Яньцю）的《论文学作品汉译俄中人名的翻译问题（以小说〈红楼梦）为材料〉》、科博杰夫（Кобзев А. И.）的《中国文学“第一奇书”的奇特命运》。上述《红楼梦》的研究文章，不再拘泥于把文学视角作为唯一的研究出发点，而是打开了研究思路，其研究的视角更加宽广，将文化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学科的各项成果，综合运用到《红楼梦》的研究之中。在21世纪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研究工作无疑有利于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加深对《红楼梦》的认识与理解，更促进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当代俄罗斯的有效传播。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楼梦》赢得了俄国学者及人民的广泛热爱和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下，《红楼梦》以并不重复的面貌走向在俄罗斯汉学家及俄国普通大众的视界之中。汉学家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并且研究的视角丰富多样，研究的方法各有千秋，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可以说，俄罗斯形成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传统，并且这种传统在新的形势下自发地呈现出全新的样式。毋庸置疑的是，对《红楼梦》在俄国的传播及研究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梳理工作，对我们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下的俄国人对《红楼梦》的认知及其文化的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