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沙（1886—1921），湖南省长沙县人，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家居白沙井。因平生钦敬明代名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言行文章，而改原名易坤为易白沙。从小刻苦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他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的第一人，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帝王春秋》的编写者和《新青年》的撰稿人。
易白沙，1903年应邀赴安徽执教，主持怀宁中学，继为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堂校长，较长时间在安徽从事教育事业。他研读郑思肖《心史》和黄宗载、王船山、顾炎武等人的著作，滋长了强烈的反清强国的民族思想。
他与章太炎、陈独秀等人有交往和共鸣，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力图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特别是墨子的学说发扬光大，以“尚同”、“非攻”、“兼爱”的墨家主张，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融会贯通,努力贯彻到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去，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易白沙少通儒家五经和《资治通鉴》，16岁时即主永绥（今湖南花垣县）师范学校。17岁主安徽怀宁中学，继而为旅皖湖南中学校长。早年研究郑思肖《心史》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遗书，萌发反清思想。武昌起义时，曾游说皖中将领应援武昌。1913年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1916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出来批评孔子和儒学的人，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很大的影响。1917～1918年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1921年投海自杀。
辛亥革命后，安徽独立，但社会混乱，兵痞横行。他与革命党人组织青年学生为青年军，任大队军监，率军打击乱军头目，维护社会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奔走湘、皖之间，力劝当局者响应讨伐袁世凯。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发表揭露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祸国殃民罪恶本质的文章，启发国人觉悟。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等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檄文之一。他率先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倒思想和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他明确倡导“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体现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湖南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7年，易白沙回到长沙任教，曾任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文史教习，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但是国运不兴，国势日衰，他忧心如焚，对时局深感失望，1919年从上海回到长沙，独居祖先墓庐和岳麓山僻室两年。期间编写《帝王春秋》一书，列举几千年君主专制的丑陋恶习，孙中山称之为“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矣'，并为该书题签推介。
除了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孔先锋”之外，易白沙对社会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他编写了一本书。
《帝王春秋》
1916年，易白沙就开始写《帝王春秋》，1919年更是辞去教职，隐居在岳麓山下，专著于编写《帝王春秋》，该书深刻地揭露了历代帝王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这十二个方面的恶行，批判“人治”而非“法治”导致的专制、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同时认为袁世凯及北洋政府，与封建帝王是一丘之貉。
在当时，这本书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
孙中山看到书稿后，大为欣赏，两次写信给易白沙，想邀请他宣传革命事业，但易白沙都没有答应。
易白沙说自己是悲观派。
现实中，也的确是如此。
1917年，易白沙回到长沙教书，后又在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但时局混乱，军阀割据，政权更迭，他忧心如焚，心痛国势日微，救国无门，才会在陈独秀面前哭着说“这个国家完了，烂透了”。
1921年，易白沙编写完《帝王春秋》，下山看到社会官场愈加腐败、世风愈加堕落，这个国家没有丝毫往好的方向转变的希望，他愤怒，激进，想急切地改变国家的现状。
孙中山还两次致信，邀他相助革命宣传事业。易白沙没有答应，而是于1921年4月底，只身一人潜赴北京，暗杀北洋军阀头目。但因军警戒备森严，难以得手。易白沙又南下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孙中山能派一组暗杀队伍去北京，但孙中山、陈独秀、胡汉民、张继等人都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易白沙顿感绝望，遂于1921年端午节渡船赴明代名儒陈献章故乡新会县陈村，蹈海自杀，以死报国，时年35岁。
“不能杀贼而死，有何生存价值？”
悲观如易白沙，其实在《觉醒年代》第一集，就暗示了他的结局
在日本回上海的船上，陈独秀曾经嘲笑过邹永成“跳黄浦江未遂”，认为他是一个糊涂人：“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
当时，易白沙为邹永成抱不平，质问陈独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没准哪一天，我也会像屈原一样，投江自尽的，你到时候也来嘲笑我吗？”
1921年端午节，易白沙身穿一件白色长褂，头戴一项白帽，特意坐船到了广东广州新会县陈村，那是他一直崇拜的陈献章的故乡，在这里，他效仿屈原，决然地跳海自杀，时年35岁。
易白沙死之前，曾经给亲戚寄了一封遗书交代后事，分为三部分：
第一：将他的家产分配给了姐姐、两个妹妹、四个侄子，并详细列举了他生前所欠的债务，请亲戚变卖一些书籍来偿还。
第二：死后不要承继、不要木主（灵位）、不要祭祀等种种欺人之事。
第三：死后遗骨葬之海上，万勿归葬长沙。
得知易白沙自杀的消息，毛泽东悲痛不已，亲自写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孙中山非常震惊，派人去调查易白沙的死亡原因，得知易白沙是真的自杀之后，发表“表彰易白沙函”，之后，《帝王春秋》出版，孙中山亲自题写书名，以纪念这位“以死报国，激劝后人”的殉世英雄。
易白沙是五四时期一位重要的风云人物，因其人生历程短暂，留下的生平史料及遗文有限，学界对他的研究并不多。然而他的那些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有价值的思想：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等等，它是五四时代的一份重要思想遗产。对这份遗产进行清理和考察，是本文主旨之所在。易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对专制主义政治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提倡，有关这方面的代表性言论，见之于所著《国务卿》、《广尚同》等文尤其是《帝王春秋》一书。
《帝王春秋》是易白沙对史书所载历代帝王种种恶行的集中揭露，书中摘引颇为详尽的史料，从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等十二个方面将“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以追究中国贫穷落后之根源，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路。易白沙认为：中国两年多年封建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专制主义绝对统治的黑暗腐朽；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只有人治，而无法治；虽然人治的理论根据是圣人之治，但在现实社会中，坐在帝王宝座上的“入主”更多的是耳目失聪的庸主。易白沙对历代专制帝王之恶行的揭露和批判，不仅仅是为了检讨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针砭现实。在他的笔下，历史上的专制帝王就是今天专制统治者的前辈，后者与前者在本质上是一路货色，一脉相承。
文化思想主要是经由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所表现出来的。
1915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被普遍看作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有人称之为“观念形态的革命”。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或重要使命是打破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旧的精神枷锁，同时大力宣传和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借以塑造新国民，创造新社会。这两个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齐头并进，而对旧思想的批判由于具有为新思想的传播清理地盘的意义，在运动初期尤其显得重要，其来势也尤为猛烈。当时的所谓旧思想，主要是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子思想原本只是众多思想流派之一，它之所以能够取得独尊地位并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最大权威，表面看来是由于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统制政策，而根本说来，则是由于它适应和满足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一文中指出：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后来历代封建帝王“尊孔”的目的，“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而历代“独夫民贼”之所以能利用孔子，是因为孔子学说本身存在四大缺陷，即：
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二、“孔子讲学学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
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易白沙撰写此文的目的，即在于“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于孔之精神”，而其真正所指向的是当时袁世凯称帝和提倡“尊孔读经”。
易白沙的主要论著还有《论教育与卫西琴》、《广尚思》等。
有尊孔就必有反尊孔。几乎就在船山学社大力倡言尊孔复古的同时，也是长沙人易白沙在全国最早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主张。
易白沙，本名坤，号越村，因家住离白沙并不远的地方，又仰慕明代思想家陈白沙，所以又号“白沙子”，人们习惯称他易白沙。易白沙少年聪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百家，尤喜墨家学说。1903年，他离湘赴安微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怀宁中学、安徽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辛亥革命时和他人一起组织青年军，参加安徽光复起义。“二次革命”期间，他又奔走于湘皖之间，力促武装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章士创创办《甲寅》杂志的工作，先后在该杂志发表《广尚同》硝铁血之文明》、《平和》等论文，痛斥袁世凯独裁专制、尊孔复古的倒退行径。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后，他为该刊撰写了《述墨》、《孔子平取》、《诸子无鬼论》、《我》等文章，宣传文化革新，思想解放。1916年，他又编写了名扬一时的《帝王春秋》。次年，易白沙返长沙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和国文教员，后再往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短期任职，但不久又回到湖南家乡，僻居岳麓山冲，息影先人墓庐。这阶段他目睹国事日非，心情非常郁闷。1921年端午节，易自沙在乘轮从广州赴陈白沙故乡陈村的途中蹈海*，年仅35岁。
易白沙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学术，尤其是先秦谱子有着深切的研究。章太炎曾评论他：“好治谱子，尤喜墨家，贵任侠。”易白沙治墨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力图把墨子的“尚同”、“兼爱”、““非攻”等主张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融为一体，目的在于否定封建专制，否定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因此，他公开说：“周秦谱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1914年，易白沙在《甲寅》杂志发表题为《厂尚同》的文章，以阐发墨家“尚同”思想的真谤，他认为“同于天，同于仁，同于民，此三者尚同之灵魂也。”并从“同于民”的基点出发，一再强调必须以“民为主”，反对一切“独裁于君”，从而揭露袁世凯等人“负墨子而趋，假尚同之说，、混人视听”，实质上仍是一批封建独裁者。1915年，易白沙又在《青年杂志》上发表《述墨》一文，文中除了对墨学起源、墨学历史作了详尽的考证外，还针对民国初年的社会现实，要求人们在实践中躬行墨子非攻、节用和兼爱的精神。
因为易白沙推崇“尚同”于民的墨学，坚持“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所以对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独尊”的孔学持批判态度。他在“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就是一篇比较系统地评价孔子的论文。在文章中，易白沙揭去了孔学头上神圣的光圈，指出孔子在春秋之时，“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只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智”，才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的思想，使人们失却自由，这就是二千年来尊孔的大秘密。易白沙还于文中历数了孔学四大弊端：
(l)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2)孔子讲学不许商榷问题，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3)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
(4)孔子单重做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正是后世暴君利用了此四弊，遂使得全国上下，日日败坏风俗，堕落人心，腐朽学问，专制思想横行。易白沙批判孔学，但并不是批判孔子本人，他强调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正统儒学相区分，要“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悼孔子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在《孔子平议》中，易白沙还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考察，揭示文明的产生是人们集体创造的结果。他认为，如果要“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扬墨、管曼申韩、长沮梁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各家的贡献，而不能把它归美于一家，更不能统一于一家，学术是如此，-也是如此。易白沙说：“联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尤不可施于学术。”由此出发，他响亮地提出了“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口号，这一口号表明了先进知识分子对-、学术的科学新态度，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盛行于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对孔子学说所作的批判，虽然存在许多偏激之处，但对当时那些长期被专制正统思想束缚的人们确实起到了震聋发胰的作用。此文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的文章，它呼吁打破封建文化意识一统天下的局面，鼓动思想学说自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1916年时，目睹衰世凯复辟帝制的教训，易白沙编写了《帝王春秋》一书，书中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千年封建专制帝王-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将弱民、虚伪、奢靡、严刑、多妻、悼逆……等罪恶一一罗列，以求“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该书于1921年易白沙逝世的当年出版刊行，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流传十分广泛，名扬一时。易白沙也盖棺论定，以新文化运动杰出斗士的称誉而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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