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成婚姻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他与夫人胡洯青是在一九三一年结婚的，他们的结合，真可以说是一场巧合。
老舍家境贫寒，父亲死得早，生活重担全落到了老舍母亲的身上。靠了她的帮人浆洗缝补换来的一点微薄收入，一家老小才得以生活下去，并送老舍进了北京师范学校。老舍毕业后，在北京当教员，母亲的担子才得到减轻。一九二四年，在一位英籍教授的推荐下，二十五岁的老舍去英国教书，在那里开始文艺创作，写了《赵子曰》和《二马》。几年后回国，先住在上海写小说，一九三〇年春夏之间回到北京。
胡契青这时候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她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小文学团体-真社”。听说老舍回到了北京，同学们都想以“真社”的名义去请这位年轻作家到师大来讲演。因为胡洯青课余在老舍母校兼有一点课，知道老舍住在北京师大教务长家里，所以就让她去聘请。胡见了老舍，说明来意，老舍没说几句就答应了。教务长白涤洲先生还拉了胡洯青去后院见了白夫人。胡洯青回到家，母亲突然问她:
“见到老舍没有?他是怎么一个人?”
“又瘦又弱的，人倒是很老实。”胡絜青回答说，她感到很奇怪，母亲一向思想守旧，不乐意女儿去上大学，也不要她和男同学来往，这一次怎么和往常不同了?
胡絮青没再深想下去，也没有追问母亲，到时候就去听老舍的讲演，向老舍请教文艺创作的问题，与老舍逐渐熟悉了。等到老舍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系当教授时，胡洯青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胡洯青的母亲早就在为女儿的终身大事操心了。她托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帮忙，而罗是老舍从小的同学，一对特别要好的知己，他当然第一个就想到了老舍。老舍和胡絮青的性格、爱好都很接近，又都是满族旗人，生活上也会合得来。因此向胡絮青母亲说了，老太太自然很满意，只瞒了女儿。碰巧，“真社”推了胡洯青去找老舍，他们两人都蒙在了鼓里。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了。后来，双方同时知道了这事，他们都同意了。
一九三〇年，老舍回北京度寒假，罗常培便请胡洯青与老舍去他家作客。白涤洲和另外一位老师也单请他们吃饭，两人的接触了解更深了。吃过这几顿饭后，老舍便给胡絮青写信说:咱们不能光靠吃人家的饭来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他并且先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回济南后，老舍每天至少给胡絮青写一封信，有时是两三封。“青鸟殷勤”，情深意浓。两人于是选定了日子，举行了婚礼。
婚后，老舍把时间和精力大都用在教书和写作上。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夫妇俩东奔西走，几经悲欢离聚。抗战爆发后，老舍离别妻儿，投入抗日洪流，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呐喊呼号，写出了许多著名作品。胡絮青带着子女,日夜奔忙操劳。一九四二年,一家人得以在重庆相聚。久别重逢，胡絮青谈起了北京许多老朋友，北京城里的变化及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兽行。老舍静静地听着，回忆和联想起种种事情，一边构思着新的作品。有一天，他无限深情地对胡洯青说:
“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未写过的大部头。”
这就是近百万字的长篇巨作《四世同堂》。
“球王”之恋
贝利是世界著名的“球王”，从小他就爱好踢球，中学读书时就出了名，因此引起了许多女同学的爱慕。贝利也曾爱过一个女同学,但因为他是黑人,遭到那位女同学父亲的反对。贝利从此对个人的婚事失去了信心。他只希望做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
但有一天，贝利在无意中碰上了一个白人姑娘，两人因此结下了姻缘。
那是一九五八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因为第二天有一场重要比赛，贝利和队员们被关在屋里养精蓄锐。大家被关得无聊，相邀去体育馆看女子篮球赛。他们坐在看台上，欣赏女篮队员们做准备活动，其中有人认出了贝利，便走上前来打招呼，唯有一个女队员没有过来，但她却不停地望着贝利。贝利发觉以后就向她打招呼，示意她过来。后来她真的走过来了。
“喂!”贝利迎上去和那女队员打招呼。
“你就是贝利?”她问道。
“你说对了。”贝利洋洋得意地点了点头。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贝利打听到这位白人姑娘叫路丝玛利。这以后，贝利追求了她好几年，到一九六五年，才大着胆子向她求婚。
贝利经过周密的考虑后,去找路丝玛利的父亲。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路丝玛利的父母亲很快就同意了。于是贝利在二十五岁生日的宴会上，与路丝玛利订了婚，并且紧接着举行了婚礼。
然而，有些人，其中也有贝利最好的朋友，都认为贝利的婚姻将不会是美好与长久的。因为一个是黑人，一个却是白人，在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里，黑人贝利肯定少不了许多麻烦事。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
但是，贝利和路丝玛利真挚而深厚的爱情，使朋友们的预言破产了。婚后，他们一直生活得很和谐、幸福。路丝玛利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朋友们都为贝利和路丝玛利的幸福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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