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他们情投意合的时候，袁震又患了脊椎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好切去其中两节脊椎骨。袁震躺在石膏模床上，动弹不得，吃饭喝水都需要有人照顾。吴晗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仍然一片深情地关怀照料她。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晗应聘到昆明云南大学文学系任教。袁震也于一九三九年在姐妹们的护送下，辗转来到昆明，住在吴晗家中，身体虽有所好转，但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吴晗仍然耐心护理。为了让她能迅速好起来，吴晗每天都抬她出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当吴晗还在北平时，他母亲听说儿子的女朋友有肺病，急得整天啼哭，后来竟赶到北平，一定要儿子断绝与袁震的关系。吴晗知道母亲要来，就将袁震藏了起来，不让母亲看见,还告诉母亲说:“袁震已出差到外地去了。”母亲经他一说，以为袁震身体一定好了,就高高兴兴回乡去了。这次在昆明，吴晗和母亲弟妹都住在一起。他母亲看到袁震生活不能自理，就又时常大哭，劝儿子不要与她结婚。吴晗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母亲就动员吴晗的妹妹来劝他，说:“同袁震结婚，今后不会有美满的家庭生活，必须坚决中断这门亲事，另找一个理想的对象。”吴晗既亲切又诚恳地对妹妹说:“我和袁震是清华的老同学，在史学研究上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和那种由利害关系结成的朋友不同，一个人不能以利害关系和人相处。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不管她愿不愿意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就是不义的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个不义的人吗?”妹妹被吴晗的话深深感动了，反过来帮哥哥做母亲的工作。母亲又提出只要吴晗不与袁震结婚，愿意将老家的房子卖了，把钱全部给袁震，供她治病和生活，吴晗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

袁震在吴晗的精心护理下，病情有了好转。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吴晗向母亲说是陪袁震进城看病，就同袁震在昆明城内一个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在昆明的报上登载了他们的结婚启事。

第二年春天，吴晗的弟弟带着母亲和妹妹回浙江老家去了。吴晗此时虽已是教授了，但是因为家庭贫苦，样样事情都得自己干。他要教书、研究学问、埋头写作，又要买菜、做饭、侍候病妻。但无论担子多么重，生活多么清苦，吴晗对病妻的照顾，同婚前没有两样。后来由于袁震子宫瘤出血不止，又患了贫血症。吴晗瞒着学生朋友，也瞒着妻子，经常给她输血。为了要支付袁震大量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压到最低的限度。他穿的是学生时代的旧长衫和露出脚后跟的布鞋。为了尽量给妻子增加营养，买不起肉，就只好买些牛骨头回来熬汤。袁震虽然卧床不起,但也常常帮吴晗做点事，常常靠在床上给吴晗缝补衣服。一次，正在补一件破线衣时，正好一位老同学来看她，见此情景，就说:“这么旧的衣服还补它?”袁震笑着说:“富穿布，穷着线嘛!"当袁震的病情稍好后，吴晗每当傍晚，就陪她在校园附近的翠湖堤上散步、谈心,两人常常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享受着真挚、纯洁的爱情幸福。

以后，无论是在民主运动的风浪之中，还是在建设新中国的沸腾岁月，以及在遭受“四人帮”残酷折磨的日子里，吴晗和袁震这对患难夫妻，始终心心相印，坚贞不移，互相支持，相依为命。

婚姻和恋爱，也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两个对立面，吴晗和袁震的爱情，自始至终闪烁着真、善、美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