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他们情投意合的时候,袁震又患了脊椎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好切去其中两节脊椎骨。袁震躺在石膏模床上,动弹不得,吃饭喝水都需要有人照顾。吴晗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仍然一片深情地关怀照料她。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晗应聘到昆明云南大学文学系任教。袁震也于一九三九年在姐妹们的护送下,辗转来到昆明,住在吴晗家中,身体虽有所好转,但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吴晗仍然耐心护理。为了让她能迅速好起来,吴晗每天都抬她出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当吴晗还在北平时,他母亲听说儿子的女朋友有肺病,急得整天啼哭,后来竟赶到北平,一定要儿子断绝与袁震的关系。吴晗知道母亲要来,就将袁震藏了起来,不让母亲看见,还告诉母亲说:“袁震已出差到外地去了。”母亲经他一说,以为袁震身体一定好了,就高高兴兴回乡去了。这次在昆明,吴晗和母亲弟妹都住在一起。他母亲看到袁震生活不能自理,就又时常大哭,劝儿子不要与她结婚。吴晗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母亲就动员吴晗的妹妹来劝他,说:“同袁震结婚,今后不会有美满的家庭生活,必须坚决中断这门亲事,另找一个理想的对象。”吴晗既亲切又诚恳地对妹妹说:“我和袁震是清华的老同学,在史学研究上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和那种由利害关系结成的朋友不同,一个人不能以利害关系和人相处。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不管她愿不愿意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就是不义的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个不义的人吗?”妹妹被吴晗的话深深感动了,反过来帮哥哥做母亲的工作。母亲又提出只要吴晗不与袁震结婚,愿意将老家的房子卖了,把钱全部给袁震,供她治病和生活,吴晗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
袁震在吴晗的精心护理下,病情有了好转。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吴晗向母亲说是陪袁震进城看病,就同袁震在昆明城内一个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在昆明的报上登载了他们的结婚启事。
第二年春天,吴晗的弟弟带着母亲和妹妹回浙江老家去了。吴晗此时虽已是教授了,但是因为家庭贫苦,样样事情都得自己干。他要教书、研究学问、埋头写作,又要买菜、做饭、侍候病妻。但无论担子多么重,生活多么清苦,吴晗对病妻的照顾,同婚前没有两样。后来由于袁震子宫瘤出血不止,又患了贫血症。吴晗瞒着学生朋友,也瞒着妻子,经常给她输血。为了要支付袁震大量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压到最低的限度。他穿的是学生时代的旧长衫和露出脚后跟的布鞋。为了尽量给妻子增加营养,买不起肉,就只好买些牛骨头回来熬汤。袁震虽然卧床不起,但也常常帮吴晗做点事,常常靠在床上给吴晗缝补衣服。一次,正在补一件破线衣时,正好一位老同学来看她,见此情景,就说:“这么旧的衣服还补它?”袁震笑着说:“富穿布,穷着线嘛!"当袁震的病情稍好后,吴晗每当傍晚,就陪她在校园附近的翠湖堤上散步、谈心,两人常常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享受着真挚、纯洁的爱情幸福。
以后,无论是在民主运动的风浪之中,还是在建设新中国的沸腾岁月,以及在遭受“四人帮”残酷折磨的日子里,吴晗和袁震这对患难夫妻,始终心心相印,坚贞不移,互相支持,相依为命。
婚姻和恋爱,也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两个对立面,吴晗和袁震的爱情,自始至终闪烁着真、善、美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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