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保铨
西峡县位于河南西南部群山环抱、峰峻谷深的一个山口、水口，在出陕进豫的要道口，故史称“西峡口”。西峡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刘邦进兵长安，黄巢起义军攻打长安，都是经南阳，走西峡，战武关，攻下长安。抗战时期，西峡地区是河南省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机关迁往西峡地区丹水镇。日本侵略军决定把西峡口定为最后灭亡中国的一个重要战场，因而，中国军队在西峡口地区这个舞台上，演绎了一幕二战中国战区最后一战的悲壮战歌。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上午１０时，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４天，中国军队在河南省西峡口阵地上的最后一枪，射落了日本侵略军的旭日旗，即日落西峡口，抗日战争胜利的帷幕徐徐降落在西峡口。西峡口与卢沟桥两地虽相距两千多里，但北京卢沟桥和南阳西峡口两地记载着中国八年抗战开始与结束的历程。
截至目前，中国有４个地方争其地是“抗日战争最后一战”：一、中国缅甸远征军之战，胜利结束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７日；二、中国湘西雪峰山之战，胜利结束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３日；三、中国桂西战役，１９４５年４月下旬，日军自动撤出了广西全区而移驻云南各地，中国军队顺势光复了广西省；四、西峡口抗战胜利结束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以上前三处战役都结束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３个月或前７个月。因此，史学界公认，西峡口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最后一战。
所谓最后一战，必定是一个决定作战双方最后胜败与否的战略决战，不仅是战役性质的作战。
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宣称，发动《老河口——西峡口战役》，是挽救日本帝国于不灭而进行的关键性一战。冈村宁次妄想：日军只要占领整个中国，太平洋战场上的美、英联军腹背受敌，必不战自退。
蒋介石把布防老河口和南阳的西峡口，视为阻止日军进犯四川的两个战略门槛，遂命令王仲廉将１２万中国军队布防在西峡口地区南北１５０里长的防线上，以此保卫四川，构建抗日大反攻的基地。
从军事上讲，西峡口抗战进行了１４２天，这是中国抗战进行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在这１４２天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累计歼灭日军２．３万多人，迫使日本三次向西峡口战场增兵。导致冈村宁次不顾阵前易将这个大忌，撤去驻南阳日军总指挥内山英太郎的职务，从东北调鹰森孝到南阳任职，撤去日军驻西峡口前线指挥官山本三四郎的职务，由镇木太雄任西峡口前线指挥官。驻西峡口日军第一一○师团长木村经广痛心地讲：“在西峡口战役中，阵前更换两位将军，实在是冈村君不得已而为之。”
西峡口战场分西峡口主战场和淅川县副战场。西峡口境内有１６个富有战略意义的山头，相机攻占其中任何３个山头，即可斩断中国军队在西峡口南北１５０里的长蛇阵。冈村宁次为确保顺利打开西峡口这个大门，特意调派富有山地指挥作战经验的第三战车师团长山路秀男和陆军第一一○师团长木村经广两位将军指挥西峡口作战。
冈村宁次一再叮嘱木村经广和山路秀男：“攻战老河口，必须占领西峡口。老河口是头，西峡口是尾，保住老河口，必须稳战西峡口”，“皇军只要能打通西峡口７０里长的大川，攻克西坪镇，进抵陕西商洛地区，即可对胡宗南的３０万大军造成‘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之势，攻占西安易如反掌。”所以，“西峡口抗战”的胜利，粉碎了冈村宁次妄想侵占整个中国的黄粱梦。
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造就了卢沟桥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使其彪炳千秋、蜚声中外。遗憾的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知道卢沟桥这个名字，却少人问津日军惨败南阳、日落西峡口的史实。
卢沟桥和西峡口是记载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英雄史诗的两个大写地名，南阳应该在西峡县建立“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申请有关部门将西峡县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命名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西峡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而独具特色，西峡口的抗战史诗确是中国八年抗战的经典缩影，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一章，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宝书。南阳市和西峡县如果努力打造西峡口这张名片，中国南阳西峡口的这个地名一定能同北京卢沟桥一样齐名于世。６
（作者为市党史办退休干部，豫西抗战文史专家）
| 卢沟，芦沟 雄关如铁从头越 | | | 稿件来源：南阳日报-南阳网 |
|
８月５日上午１０时，我们驱车从南阳出发前往西峡，一路高速畅通无碍。在西峡县城接上在此等候的重阳镇文化中心主任李金喜，马不停蹄赶往重阳。抵达镇上时，正好是下午１时。 距离重阳镇不过１０余公里的马鞍桥地区，就是地理上著名的一道分水岭：此地有一道重阳沟，古称青石岭，山梁呈南北走向，以此为自然分界，东西两边的山脉走势、河流流向都截然相反，堪称自然奇观。而作为古时秦楚要道、近代豫陕公路咽喉的重阳，原名重阳店，是扼守这一战略要冲的重镇。 待我们登上马鞍桥的山头，瞻仰树立在这里的抗战胜利纪念碑时，阵阵烈风扑面而来，赶走了酷热，似乎要用希声大音，诉说此处群山的壮阔以及当年的悲壮历史。向西望去，通往西坪的长路从山脚下蜿蜒而去，一个转身便折入山群中难以远眺。遥想当年，我抗日将士虽凭借此处险地据守，背后却毫无退路，因为一旦日寇越过防线进抵西坪，商南便门户大开，敌由此攻占西安，便可威胁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中国战区最后的战略核心——大西南将成危卵。小小马鞍桥，实则是整个中国抗战退无可退的最前线。 “从１９４５年３月日寇发动西峡口会战，直至８月１９日中国守军举行西峡口战地受降仪式，日军始终没有一兵一卒能够越过马鞍桥防线。”李金喜告诉记者。正因为如此，西峡口会战的胜利纪念碑建立在马鞍桥，才显得特别有意义。 紧挨马鞍桥东面，是现代交通形成的新景观：原来的豫陕公路、贯通秦岭的高速公路以及高架桥上的宁西铁路，恰恰交会于此，将此地交通“咽喉”诠释的分外生动。 从马鞍桥返回重阳镇的路上，李金喜把一块路牌指给记者看，正是“芦沟”二字。这无疑是另一个惊人的巧合，芦沟和马鞍桥两地相连，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卢沟桥竟然名称相近如斯，只能说天道昭彰，唯正气而浩荡矣。６ （本报记者司马连竹 特约记者李晋） | 胜败，存亡 刚心强骨不可凌 | | | 稿件来源：南阳日报-南阳网 |
| １９４４年底，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东主西从”的作战方针，将主要作战目标调整为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而牵制英、美联军登陆日本本土的战略意图。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从这一要求出发，决定效仿中国“围魏救赵”计策，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攻西援东”，即通过进犯豫西鄂北，打开进兵四川的三个战略通道，占领四川、逼降国民政府。冈村宁次由此提出“老河口——西峡口”的战役计划，妄想效仿法西斯德国闪击战模式，毕其功于一役，征服中国而使美、英盟国腹背受敌，挽救日本的灭亡命运。 西峡口，主要地区属今西峡县，在建国之前是西峡口镇，隶属河南省内乡县。１９４８年，建立西峡市，１９４９年，设立西峡县。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间，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共进行了２２次大会战，１９４５年３月开始、历时５个月的豫西鄂北会战，是八年抗战最后的大规模战役，主要战场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包括老河口、南阳、邓县、西峡口等地区。而西峡口战役则是豫西鄂北会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最关键的战役，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结束的战役。 市党史办退休干部、抗战史专家李保铨经过１０余年的潜心研究，搜集了详实、具体的资料，为西峡口战役作为抗战最后一战的论点提供了坚实的论据。近年来，最后一战在西峡口的史实已得到国内史学界的主流认同。 这一点，无论从李保铨搜集的日本国内报刊资料和当时中国国内报刊的报道上，皆可得到印证。日本昭和１５年《中国派遣军》一书中，如此记述西峡战败的惨状：“惨烈的西峡口战役，是迫使皇军撤退时，不能处理好死者尸体，使其暴尸异国山野的唯一战役。”“它给日本人留下了千载难忘的遗憾，应将这一极为惨痛事件，书写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 李保铨提出，依照有据可查的历史，西峡口抗战还是唯一一个在战地举行受降仪式的战役。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五天，受降仪式在西峡口镇城南举行。中方受降代表，年仅２０岁的通讯上尉、战场视察员吴凯奉中国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指令，命令日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就地投降。随后，吴凯从日军第三联队队长吉松大佐手中接过指挥刀，并接受对方的低头鞠躬。这一幕，被在场的国人深深铭刻在心，在之后出版的许多回忆录、史料中被反复提及。 “这个战地受降仪式，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它是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当地日军继续顽抗，直至见到依旧无法取得胜利才不得不认输，可以说是真正被打服了。”李保铨表示，从日本宣布投降时起一直到今天，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一部分普通民众和战败老兵都认为，是因为天皇的命令日本军队才停止战斗，因而日本从未真正战败，特别是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从未被打败。而西峡口战役的胜利和战地受降，可有力地反驳这种谬论。６ （本报记者司马连竹） |
| 国仇，家恨 寸寸河山尽染血 | | | 稿件来源：南阳日报-南阳网 |
| 豫西鄂北会战被侵华日军视为关键之战，其中的关键点无疑就是西峡口一线，为此，仅在此地日军就投入了４万兵力。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４日，日军由南阳进犯镇平县城，西峡口战役的序幕从此拉开。日军于３月２０日占领内乡后，继续西犯，于３０日攻入西峡口。西峡口虽陷敌手，但在从内乡到西峡口的公路和两侧高地上，日军却遭到了我军节节阻击。仅４０公里的路程，来犯日军整整用去了１０天时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西峡口战役中，大小战斗不计其数，仅规模较大的就有西峡口镇防守战、山荆岈攻防战、丁西公路反击战等。日军虽于４月间推进至重阳店一带，但前进每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在西峡口镇防守战中，守城部队和当地民团死战不退，先后打退日军攻击数十次。在日军攻入城中后，军民据守房屋狙击日军，使得日军长时间不能占领全城，最后，大部守城官兵和城中百姓均壮烈殉国。 重阳店阻击战开始后，中国军队通过前期的积极防御反击策略，吸引了日军的大部主力参与战斗。而此时，我方已利用重阳店一带山高路窄的险要地形，给日军布下了口袋阵。此后，日军被延缓在当地的高山深谷中，从进攻转向突围，其部队相继被分割歼灭。直至８月１９日，日军在重阳店虽一直未停止战斗，却再也无法逾雷池一步。 ７９岁的乔思聪退休前曾任重阳镇侨办主任，生于１９３４年的他是重阳店阻击战的亲历人和见证者。他告诉记者，当时父母带着１０岁的他，和附近乡亲躲藏在密林中以避开日军。“白天不敢生火做饭，害怕被鬼子发现。那时候，日本人遇上村子就要抢光吃的，侮辱妇女不算，青壮年和老人小孩也被他们杀光，真是丧尽天良！”在长达数月的四处流亡中，乔思聪数次目睹了中国军队和日军的战斗，“一开始日本有装甲车，想从公路冲过去，被国军用进口的战车防御枪击毁不少。后来鬼子改用小股部队向各个山头进攻，但咱们军队这时候士气高、装备也好，还有空军助战，打到后来，不少鬼子开始自杀，说明他们彻底绝望了。” 在这次会战中，国、共两党密切配合，统一协作，社会各界同仇敌忾，正面作战和敌后游击战争互为补充，使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经济上都遭到了巨大的消耗，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企图。 乔思聪和重阳另一位民间学者华中强共同编著纪实文学《鹳河怒涛》，书中收录了西峡口抗战的详尽轶事，其中不少当地村民回忆与日军抗争的口述记录，十分珍贵。其中，既有民众利用手中农具，袭杀日军的壮烈事迹；也有无辜百姓被日军凌辱虐杀的惨痛记忆，桩桩件件都是控诉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有力例证。 时任驻南阳日军总指挥的鹰森孝在抗战结束后回国前，向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表示：“败将鹰森孝讲两点自省之言：一，冈村宁次知己不知彼，一厢情愿将最后征服中国的战场选定在西峡口，导致惨败，此其大错；二，中国的南阳人有太强烈的反抗报复之心，老百姓人人为战、村村为战，我天天几乎都能听到南阳人徒手杀皇军的消息……所以，裕仁天皇即使不颁布‘终战诏书’（实为投降诏书，此为日方说法），日本还是要败在中国的。我在南阳４个月的指挥经历，使我认识到，日本帝国政府在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对外战争。” 忠骨常埋青山，而青山无言。但西峡口的巍巍青山将为证：６８年前，抗日军队和南阳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将日寇速亡中国的阴谋粉碎于此，今天，先辈的精神将继续感召后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继续奋斗！６ （本报记者司马连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