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文学成就

慌 苏轼出生于寒族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远大的志向和过人的才识，由于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加之才华横溢，树大招风，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旧两党的夹击和陷害之中。绍圣元年，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把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作为旧党要员处置，贬知黄州安置，流放到时为瘴疠之乡的岭南。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迫使苏轼垂老投荒，携幼子苏过告别家人，渡海抵达当年荒僻异常的儋州，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始得内迁，可北归仅一年就病逝了，病逝前两个月，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他对自己的后半生作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谓“不系之舟”，是对自己无所系念，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随波漂泊于生灭流转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 一、苏轼的思想   贬谪黄州，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此为界将他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写了大量的政论、史论和有为而作的诗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其议论文大多观前世的盛衰和古今风俗之变，引证丰富，雄辩滔滔，切中时病而不为空言，行文讲究引物连类和酝酿气氛，骈散结合，形成纵横磅礴的气势，流畅条达，委屈必尽，常发前人所未发。到了后期，尽管他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已参入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以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他以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融合佛、道清旷达观之襟怀，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执著人生，又善处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达出处，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独立和思想自由。      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杂学，各家思想似乎对他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济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他援佛道入儒，又始终保持做人的气节，佛老的静达旷放用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来支撑，成就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故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放旷的文心和风流潇洒的气度，他的、词、文和书画等，不过是这一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 贬在黄州，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此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写了大量的政论、史论和有为而作的诗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其议论文大多观前世盛衰之际和古今风俗之变，引证丰富，雄辩滔滔，切中时病而不为空言。行文讲究引物连类和酝酿气氛，形成纵横磅礴的气势，流畅条达，委屈必尽，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到了后期，尽管他还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已参入了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他以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融合佛道清旷达观之襟怀，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执着人生，又善处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达出处，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可以说苏轼之所以无愧为一代文化伟人，并以苏东坡的文名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主要是由其后期的思想和创作奠定的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二、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I><I>&#</I></I>8226;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 苏轼的思想主流是儒家思想。他吸收的释老思想，主要是吸收的他认为与儒家思想相通的部分。”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向往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也曾批判过释、道思想。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特别指出了佛老思想之虚空以及对“人主之名器爵禄”的极大危害。但在他处于逆境，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又遭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佛老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其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如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实现太平治世，确实是苏轼一生的追求，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佛老思想又不时冲击着他的信念，涤荡着他的灵魂。         不可否认，苏轼词中确有为数不少的篇目流露出讴歌醉酒、感慨成败、向往归隐生活的思想。“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那于俯仰间，用此委曲情。”（《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等等，皆透漏出似乎无法排遣的看惯荣华变故、虚无遁世的思想。     其实，成长在儒释道多重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文人，对儒释道的接受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如李白的傲岸狂放中却间杂着无法实现功名抱负的苦闷，王维在“致君尧舜”的理想受屈压之后对佛教的皈依，..这样的例证举不胜举。在波澜层生的仕途，宗教是古代仕人精神的慰安之所和灵魂的憩栖之地。        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 因此，苏轼对于佛老思想的兼容并取恰恰是其文化人格完美的体现。 三、 浸染释、道的思想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佛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但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宋代释智圆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一哲学就是“外儒内道”，他的内心痛苦，只在幽深的自我反省之中，只在对佛老思想的日益追寻中，只在对人生的善意自嘲中。《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而他的外在，却是极为恭谨，极为合乎儒家理念的。这不仅影响着他在各种境遇中的状况，也从另一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外儒内道”，苏轼不是第一个。如陶渊明，如王维，如白居易，几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些人里，苏轼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达到三者溶而为一的境地，不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官，或是做文上，都已经形成自己独一的风格，在文学作品中则造成一种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