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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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华民国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异是一部军阀统治史。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国实际是在大大小小的军阀统治之下。由于这种封建军阀统治和军阀之间的混战，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力内耗，农村破产，民不聊生，这是形成现代中国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对军阀进行探讨，也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从清朝末年说起。1898年，清朝成立武卫军，归大学士荣禄节制，共有五个军，每个军万人左右。荣禄兼统中军，宋庆（后为马玉昆）统前军，董福祥统后军，聂士成统左军，袁世凯统亲军即右军。1900年庚子之役，与八国联军进行抵抗的前、后、左、中四军都被瓦解或大大削弱，只有专事屠杀义和团和人民群众的袁世凯右军，取得帝国主义的嘉奖，因而得以保全和发展。李鸿章、荣禄相继死后，袁世凯即充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武卫右军改名为北洋常备军，1905年扩充为六镇，约七、八万人，形成北洋军阀系统。辛亥革命之际，袁世凯靠这点资本，一方面要挟清室，一方面向革命党讨价还价，窃取到大总统的宝座。有了总统的大权，更积极发展其武力，到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之时，他直接控制的武力，即北洋军嫡系达到十三个师、十七个混成旅。一些清朝残军如姜桂题的毅军、倪嗣冲的安武军、张勋的定武军也归附于袁，成为北洋军的旁系。北洋军嫡系把持了直隶、河南、山东等省，姜桂题则占据热河、察哈尔。

山西省五台县人阎锡山，趁辛亥革命之机窃取了山西省的军政实权。他本与北洋系统无关，但对袁世凯表示恭顺，且上表劝进,遂取得袁的欢心，得以保全地位。之后又因利乘势，左右逢源，形成历久不倒的晋系军阀。

东北在清末招抚马贼，编为四十多营，称为旧军，其中以袁世凯党羽张锡銮招抚的张作霖部势力最大。1906年袁世凯派徐世昌去东北建立新军。辛亥革命后，张锡銮、段芝贵先后督理东北军务，东北军队全为袁世凯所支配。1916年张作霖驱逐了段芝贵，遂自成为奉系军阀。

长江下游各省与浙江、福建，辛亥革命后为国民党的势力。1913年袁派冯国璋、张勋占领江苏，派倪嗣冲、李纯占领安徽、江西和福建。浙江都督、国民党人朱瑞依附袁世凯。华东各省遂入北洋军阀之手。

1913年以后，段祺瑞、段芝贵、张锡銮等先后统治湖北。袁世凯又派汤芗铭为湖南都督。于是，北洋军阀又据有湖北、湖南。

1915年，袁世凯命陈宦督理四川军务，派伍祥祯、冯玉祥、曹锟、张敬尧等率部分驻成都、重庆各地，四川遂为北洋军阀势力所控制。

蔡锷于辛亥革命后掌握云南军权。1913年蔡锷入北京，云南军权归唐继尧，后来形成滇系军阀。

陆荣廷于辛亥革命后窃取了广西军政实权，归附于袁世凯，形成桂系军阀。

龙济光效忠于袁世凯，取得广东军权。1915年护国战争中，滇、桂联军将龙济光赶走，陆荣廷一度统治两广。后来广东人民在“粤人治粤”口号下，将陆荣廷赶回广西，广东又形成了陈炯明等粤系军阀。

北洋军阀的嫡系与旁系均以袁世凯为首领。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名义上的首领不存在了，其嫡系遂分裂为以冯国璋及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直、皖、奉三系军阀，角逐于北京的中央政权，各地的大大小小军阀集团则各自为政，形成混战局面。

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直系派阎焕章率军进陕驱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阎所率部队中，有冯玉样的十六混成旅。不久，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后又督豫，任陆军检阅使、西北边防督办，形成西北国民军系统。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发动南方的武力，反对北方军阀。但孙中山手中并无实力，不过是依靠滇系、桂系、粤系军阀。但他们之间也是争战不休，且与北方军阀保持一定的联系，是靠不住的，而且后来粤系陈炯明公开叛变。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黄埔军校，建起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才逐步形成北伐的基本力量。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响应。半年时间，打败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和盘踞在赣闽浙的孙传芳两大军阀，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北岸。同年9月冯玉祥将军从苏联归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进军甘陕，形成与北伐军夹攻河南的有利形势。但不料任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形成了。冯玉祥也在这股逆流下发生动摇，与蒋合流。所以，到1928年的“二次北伐”，就成了新军阀反对旧军阀的战争。这次“北伐”，编为四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任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讨伐在北京自称安国军海陆军大元帅的奉系张作霖。张部不支，撤回关东，张作霖本人又被日本人炸死。后来，张学良实现东北“易帜”，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实质上仍是四分五裂。上述的四个集团军，就是四个军阀系统。蒋介石对部队一向区分为嫡系与杂牌。对其嫡系是待遇优厚，力图发展扩大；对杂牌不仅克扣粮饷，且一有机会即予以以消灭。因此，“杂牌”对蒋都时时警惕于心，各保自己的小天地。如桂系的李宗仁保有两湖，粤系的李济深保有两广，阎锡山固守晋绥，冯玉祥在河南、山东，又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陕西的杨虎诚，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以及东北的张学良，虽然在表面上，都服从于国民政府，实际上自成局面，界限分明。因为不如此，则时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而且一有机会，就起纷争。1936年6月1日，粤系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称兵反蒋，蒋收买陈部军长余汉谋等人，余等的倒戈，使粤桂系失败。这次事件，被称为两广事变。抗日战争初期，山东的韩复集为保存实力而在敌前退缩，四川的刘湘图谋拒蒋入川，韩刘企图联成一种势力，自成局面。就民族大义而言，二人的作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其所以如此，毋宁说乃是蒋的一贯消灭杂牌的作法所致之。直到解放战争中，拥兵武汉的桂系白崇禧，坐视淮海战场上蒋军的危局而不救，且配合李宗仁逼蒋下台，以便桂系上台执政。说明这种军阀派系的斗争，至终而未息。

军阀的第一命脉是兵，是枪杆子。枪杆子是势、是权、是钱、是“理”。有了枪杆子，就有了一切。凭着枪杆子，强凌弱，众暴寡，大鱼吃小鱼，位子越爬越高。因此，大小军阀都拼命的征兵、买枪、造枪，扩充自己的实力。相互之间则竞争激烈，刀枪相见，是家常便饭；会议间的争争吵吵，也屡见不鲜。1929年1月，蒋、冯、阎、李驱奉军出关之后举行的所谓“编遣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战争结束，裁减军队，节省开支，用于建设，理所应当。而且会议开始，也堂堂正正地提出四条原则，即：“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但实际上，倡议者蒋介石首先意在削弱杂牌力量保存自己嫡系力量，“杂牌”当然也不甘示弱。所以一谈就崩，冯玉样首先拂袖而去，会议无结果而散。所以裁军云者，对军阀来说，无异于虎谋皮。

要养兵，要扩充实力，就得有地盘。有了地盘和地盘上生活的人民，才有拉夫征兵的对象，才有剥削压榨的对象，军阀才成其为军阀。所以，大体上就是按兵力的强弱多少，来瓜分土地。兵力与土地不相应，就有扩张领土或已有土地被侵夺的可能。一个军阀在其所占据的地方，出言如法，为所欲为，无异于一个封建君主。这块地方又往往是对外封闭的，外力不得介入。阎锡山在山西就十分典型，连所修铁路，铁轨都是窄形的，外省的火车不得驶进。由于这样的封建保垒式的统治，上下级就多是亲信关系，认人而不认法。所以，一个军阀虽然名义上下了台，仍然可以指挥旧部，左右形势。如袁世凯下台住彰德，蒋介石三次下野回家乡奉化，实际是由幕前退到幕后指挥，只是转了一形式，换汤不换药。不少的军阀又是横征暴敛，大发横财。如冯国璋在直隶有金矿三处，在苏北办盐垦公司，占地75万亩。段祺瑞除占有大量土地外，还开煤矿。阎锡山财产有3000多万元。安徽督军倪嗣冲有银洋8000万元，拥有土地七八万亩。湖南督军张敬尧有土地七八万亩。郭松龄对张作霖倒戈时，通电说张作霖有私产银洋9000万元，其部下杨宇霆有2000万元。又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形成的官僚资本，其资财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怕是首屈一指的。据美国人所著《宋家王朝》所述，孔祥熙在美拥有10亿美元。宋子文则有27亿至30亿美元。杜鲁门说，美国向蒋援助38亿美元，“他们（指宋氏家族）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由于他们多是腰缠万贯，所以在位一帆风顺时，号令一方，权势倾人。一旦败坏，则逃向租界以至国外作富家翁，终生及子孙享受不尽。这种现象，也是民国以来大小军阀的一条规律。

不少军阀虽然手握枪杆，却有“软骨症”，因而需要投靠外国主子，为自己撑腰。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而未能，就退而求其次：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于是，正好利用中国军阀当爪牙，两相情愿，一拍即合。有些军阀向帝国主义借款，购买军火以至直接取得支持，付出的代价，就是出卖主权、资源以至领土。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数亿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把东北的森林、矿产，东北、蒙古和华北的一些铁路出卖给日本；还与日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引导日军进入东北和蒙古。段祺瑞甚至向日本表示，日于1919年所提的“二十一条”他都是“欣然同意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与美帝订立《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出卖了很多主权，以换取美帝的借款和支持。不少大军阀都与帝国主义挂钩，找寻主子，如曹锟、吴佩孚依附于英美，段祺瑞、张作霖依附于日本，有些较小的军阀，只要有可能，也总想投个外国主子。

由于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军阀们非打内战不可。翻开民国史，这种祸国殃民的内战，几乎无年无有。举其大者，袁世凯一夺得总统宝座，就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购买武器装备，积极准备战争，向革命党人步步进逼，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于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即“赣宁之役”，后来又不得发起“护国战争”。袁毙命之后，张勋于1917年率其“辫子军”入北京搞“清帝复辟”的丑剧。段祺瑞见张勋之举不得人心，又搞“再造民国”的把戏，双方在北京城内大动枪炮。此后战争规模更大。1920年直皖战争，直系吴佩孚击败皖系段祺瑞。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败回关东。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故宫，致使直系败绩。同年，直系孙传芳、齐燮元攻打浙江卢永祥，卢败逃。1925年浙奉之战，孙传芳击败奉军。1926年吴佩孚、张宗昌联合攻打冯玉样，冯下野赴苏联考察。1927年蒋介石在津浦线被孙传芳击败，被迫下野。同年还发生粤桂之战，奉军攻阎、冯之战。1928年国民党军攻入北京，奉张败回关东。1929年蒋桂战争，桂系战败。又发生蒋、冯之战，冯玉祥战败。1930年发生蒋对阎、冯的中原大战。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以上，耗去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波及二十多个省，时间长达七个月。蒋介石得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蒋介石立即向苏区发动“围剿”，连续五次，并继之以对长征红军的围追堵截，把战火燃遍长江、珠江和黄河流域，一直打到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就西北地区而言，自20年代以后，也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混战，如1926年刘镇华以五六万人围攻西安，张兆钾等甘肃地方部队围攻国民军所守的兰州。1928年，马仲英起事于河州反国民军，战火蔓延于陇中、青海、河西、宁夏平原。后来马仲英入新疆与盛世才争夺，烽火烧遍天山南北。1931年兰州爆发雷中田、马文车扣押马鸿宾事件，导致陕军入甘。1934年在宁夏发生“四马驱孙（殿英）”大战。所有这些战争，都使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大兵所过，抢劫烧杀。战争之后，兵变为匪，无恶不作。所有苦难，都由无辜的百姓承受。军阀之罪，可谓大矣。

考军阀一词，原属“国粹”。《汉书·田千秋传》：“无伐阅功劳；”颜师古注曰：“伐，积功也；阅，经历也。”伐与阀通。《后汉书·章帝纪》：“不系阀阅”。注云：明其等曰阀，积极曰阅。《唐书·郭虔灌传》：“开元初，隶军阀”。“军阀”乃指军功而言。由此可见，军阀一词，原是褒意，衍化为贬，大概是一些称兵者把牌子作倒了。平心而言，民国以来的军阀，并未可一概而论，其中良莠不齐，因人而异，是有个性的。有贪婪无餍、嗜杀成性、军纪败坏、腐败衰朽的，也有比较廉洁，不轻易杀伐、军纪较严、较有生气的。有老奸巨滑的阎锡山，也有专断自负的张作霖。不少是食前方丈、姬妾成群、嗜赌吸毒、挥金如土的吸血鬼，也有象冯玉祥那样布衣粗食、作风俭朴、为国为民、积极进取的将军。他们在平时，以对待人民群众的好坏程度而区分高下轩轾，最终则在两大关键问题上实行分化，而盖棺论定：一为是否爱国，二为是否走向革命。

先说其一。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步步进逼，占东北四省之后，又大举侵略，深入我国土，时穷节见，人鬼判然。马占山在东北，蒋光鼎、蔡廷错的十九路军及张治中的第五军在上海，冯玉样、吉鸿昌在察哈尔，宋哲元在长城，傅作义在绥远，首先揭守土抗日的爱国旗帜。张学良、杨虎诚毅然停止进攻红军，发动对蒋实行兵谏的“西安事变”，系于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蒋介石虽然“先安内后外”，对日寇一再退让，但经过张、杨“兵谏”之后，毕竟转而进行抗日；作为首领，其部队转战于正面战场，直至坚持到胜利,历史功绩，应该肯定。在卢沟桥、淞沪、忻口、台儿庄、武汉、襄樊、湘西、印缅线等几大战役中作战的部队及其将领，值得一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碧血洒在抗日疆场，英名不朽。就是吴佩孚不肯出来给日寇当傀儡，也应许以晚年的自洁自爱。另方面，也有自甘堕落者，如不战而退的韩复渠，一战即溃的刘峙、汤恩伯，为人民所鄙。齐燮元、庞炳勋之流竟恬颜事故，助纣为虐，当了汉奸，成为民族的罪人，必然是万年遗臭。

再说其二。抗日战争胜利后，存在中国走向何处去的问题。蒋介石及其追随者违背全国人民意志和世界潮流，一心消灭共产党，悍然再次发动内战。结果不仅自取覆灭，且终至声名狼籍，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但不少将领具有远见卓识，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如张治中，带兵一生，没跟共产党打过仗。抗战胜利后积极为和平奔走，最后留在解放了的北平。邓宝珊早与中国共产党有交谊，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冯玉样、李济深以及“民革”其他领导人很早举起反蒋的旗帜，支援解放战争。还有的在解放战场上毅然起义，归向人民的，如高树勋、傅作义、曾泽生、陶峙岳、程潜、刘文辉等，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是建国后回归的李宗仁、卫立煌等，也在曲折的道路上找到了人生正确的归宿，晚节可风。

以上我们把民国的军阀划了一个粗略的轮廓。最后想探讨一下，何以这一历史时期出现这么多军阀。从我国整个历史来看，除天下统一时期外，当天下分裂及皇权式微时，就出现割据状态，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项羽分封十八诸候、唐之藩镇，清之三藩，但与现代军阀并不相同。现代军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殊产物。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源：首先是数千年来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宗法观念，给一个地区的封闭型的政治形势创造了基础。其次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清朝皇帝虽然不能号令天下了，但仍住故宫，溥仪还是“皇上”。清朝文武官员，自袁世凯以下，不过改换一下官的称谓，仍是民国新贵。手握兵权者，既无昔日的“至尊”相维系，而民国中央又实际上缺乏统一全国的实力，这就给各地拥有武力者提供了各自为政的条件。其三是各帝国主义的插手。他们为攫夺权益，在我国国土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为找寻代理人和爪牙，就支持有实力的军阀，支持他们的割据，以致支持他们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结束了这个时代，也使“现代军阀”因之消失。但探讨这段历史，对于知往鉴今，也许不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