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封建统治者在大多数时候奉行的都是“外儒内法”的政策。之所以要“外儒”，那是因为需要抬出孔子来牢笼智士、压迫人民，至于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一点，封建统治者是讳莫如深的，相反，封建统治者总是在不择手段地压制乃至消灭人的主观能动性，总是强调孔子学说中“忠孝”之道，强调服从。这个时候，自然就搬出了法家思想。法家特别强调服从，其主旨就是臣民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与墨家的服从要以行侠仗义为原则不同，法家的服从是盲目的。这一点正好被封建统治者看中。也只有在“服从”这一点上，儒家和法家——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有了统一性。
到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阶级并不直接掌权，因为人太多了，而“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所以，资本家阶级将自己的意志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由此，从“法制”演变到“法治”。资产阶级之所以反对“人治”而推崇“法治”，正是因为坐在“一把手”位置上的那个人并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而不能再用“法制”来统治国家，换言之，不能让老百姓服从一个傀儡。因而，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依法治国”和封建时代听命于皇帝一人的用“法制”统治国家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当然，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会详细论述“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并且会很一本正经地指出“法制”与“人治”的关系。但是，在反动派用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时候，他们就会忘记，正是他们自己又把推崇“人治”的孔子给重新抬了出来。
一方面抬出孔老二，另一方面又标榜要“依法治国”。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只要从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就会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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