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山阴张侯，生于九零年，当代青年思想家、作家、评论家、历史学者，做过编辑和咨询，写过小说和散文）有些作家花费了很多心思去构思，也有些作家花费很多心思遣词造句。而陈忠实，花了很多心思去琢磨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这部小说好就好在这第一句话。农耕文明是较为落后的文明形态之一，汉字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体现，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们，穷尽他们的想象力，所能构思出来的，就是这种方方块块的图形文字。北方人在衣食住行的各方面，都不同程度残留着黄土高原文化的影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不仅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它还成为了中国人的思维符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黄土文化。这种文化，几乎处处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其他民族有的，黄土文化没有，黄土文化有的，其他民族却没有。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时常有安土重迁之感，中国人认为，到哪儿都不如咱家好，全天下就自己脚下这块地是最好的，没有值得自己冒险的东西。因而，任何冒险精神都被视为不务正业。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可日本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近代化转型，而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却始终磕磕绊绊。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是从农耕文明向近代转型，而日本是从海洋文明向近代转型。毫无疑问，我们的转型难度比日本大得多。正如我刚才所讲，许多读者对陈忠实一开始不厌其烦的写白嘉轩死了六个妻子感到不解，认为这毫无必要。须知，《白鹿原》里还有一句话，叫“女人的地，男人的犁”。什么意思呢？女人是土地，男人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黄土文化是基于土地的农业文化，是男人与女人结合的文化。这种农耕文化曾经经历了很多危机：第一次是犬戎的入侵，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第二次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导致中国北方沦入游牧民族之手；第三次是唐末的分裂，导致人口锐减；第四次是宋朝开始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直至蒙古人统一中国；第五次是满清入关；第六次则是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东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六次灾变对中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就像一个男人死了六次老婆。所幸文化还在，只要有合适的土地，这种文化就能得以传承。所以才有了第七个媳妇吴仙草的出场。这个文化就像种子，暗喻的是女人，而土地暗喻的是男人，可惜的是，中国的耕地少且土地肥力弱，农耕文明天然注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社会，农业生产活动离不开足够的劳动力，因此肇始于黄土高原的农耕文明热衷于生育，过量的人口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农耕文明既缺乏海洋文明的浪漫，也缺乏草原文明的豪情，自古以来，小农经济主导下的华夏文明就缺乏英雄叙事。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小农文化倾向于保守封闭，对外界的一切既不感兴趣也时常恐惧，期望过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受小农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严重的“内外有别”的思想。国与国之间内外有别，宗族与宗族之间内外有别，就连家庭内部也是内外有别。如果是自己人，即使犯了再大的错，也是“内部问题”，相反，如果不是自己人，即使犯了一个很小的错，也往往大肆加以鞭挞，否则就是“立场不坚定”。中国人鉴别是否是自己人的标志就是，他是否能认同小农经济的理念，是否愿意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要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既不浪漫也不富裕，而且常常被水旱灾害侵扰，按理说，一个人除非没有更好的办法，否则是不太愿意过这种生活的。黄土高原上的先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自古就形成了强烈的封闭排外心理，每当有外人加入时，他们总要多加怀疑。这种怀疑映射为中国人的心理，就体现为《水浒》里王伦对林冲的怀疑，而且你本事越大他越是怀疑你——我们这小庙，可供不起您这样的大神！直到今天，陕北一带的婚俗还非常强调“本地人”“本村人”，非常忌讳女儿嫁到外地或女子娶个外地的女人。原因无他，土地就那么多，小农经济养活不了太多人，多一个人固然多一份劳动力，但生产资料就那么多，多出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是没有意义的，只能成为负资产。这个生产资料—劳动力的平衡线，我将其称为中国历史的死亡平衡，一旦被打破，则往往产生巨大的灾难）。在欧洲诸国里，英国有很强的经验主义传统，但中国人的经验主义传统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不同。英国人是把经验“理性化”，到了18世纪，大卫·休谟甚至认为经验是不可靠的，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因果思维是要大力批判的。而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则把经验“感性化”，中国人认为：父母喜欢的东西我也一定要喜欢，父母不喜欢的东西我也不能喜欢，否则就是不孝；祖先和子孙的情感体验应该是一致的、不变的（毕竟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所以中国人从西周到清末，面对高山和大河，所发出的都是一样的慨叹，抒发的都是一样的情感体验，而中国文学之不能自我革新，其原因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人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活着，而是作为祖宗灵魂的容器而活着，其身体亦是祖宗身体的延续，继承了祖宗全部的情感和思维意识）。从这一点来说，白鹿原上的人既是在活着，也没有在活着，他们介于死和活的中间态，用一种近乎死的方式活着。其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种子和土地结合，培育出新的禾苗。他们的身体属于祖宗，灵魂也不属于自己，于是乎，黄土高原上的文化终于在这种“半死不活”中，在行尸走肉中，迎来了一个民族最艰难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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