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鲁迅是民族的,而胡适、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人则是世界的。胡适在美国留学、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和欧美国学界的交往也极为广泛,这使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了解和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精神。而鲁迅,除了1902年2月到1909年6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和仙台医专短暂留学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游学经历。胡适的眼光更开阔,他看问题是带有世界眼光的,这让他避免在任何问题上沦为激进信条的奴隶。鲁迅不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他是民族的,其思想当然深刻,但深刻之余却显得有些狭窄。窄而深,是鲁迅现实的思想和文章特点,这也恰恰最契合“匕首”的特点。所谓匕首,不仅容易伤人,而且容易伤己,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骨子里透露着一种尖酸和刻薄。很多被鲁迅谩骂的人,其取得的成就都高于鲁迅,鲁迅从来不骂庸才。从两人的少年经历来看,同样是幼年丧父,胡适的寡母既要当慈母,也要当严父,但她却很懂得尊重胡适,在人前哪怕胡适犯了多大的错误,她也不会当众责骂,而是等到夜深人静、关好家门之后再“细说端详”。鲁迅童年和母亲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后者常常是以类似于“神庙雕塑”的面孔出现,甚至当鲁迅成年后赴日留学,母亲和他唯一的交流也只是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鲁迅先生的刻薄,大概从少年时代就在那种“对世人的不信任和对世事的讥讽”中形成了。而胡适自小的成长环境更幸福,其长大之后的人格也更显温和和儒雅。胡适当然是一个思想家,大学者,但他在艺术修养上的局限是非常明显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胡适的新诗《鸽子》等就已发表在《新青年》上,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时时发表新诗,他花了四年时间,出版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尝试集》。胡适对自己的这部诗集是非常满意的,到今天我们也能说这部诗集是有历史意义的,有文学史上的意义,但是在文学上,从艺术成绩来说,不得不说是很寒碜的。这部诗集在当时就得到他的朋友胡先骕的诗评《评<尝试集>》,他的意见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首先,这部诗集一共有172页,光是自序、他序和目录就占了44页,然后旧体诗占了50页,其余的78页,像诗又像词的新体诗占了44首,胡适自己承认是新诗的只有14首,其中还有部分是翻译的诗,最后真正能称之为新诗的只有13首。这就是胡适努力了四年的新诗成果。胡适也写剧本《终身大事》,也写小说《差不多先生传》等等,他虽然具有先行者的勇气,却缺少艺术家的才华。胡适先行是先行了,却很难说他开辟了什么新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和现代融合的、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中国知识精英的榜样而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这不影响他的伟大。因为具有健全人格,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极为难得了。中国的文学传统过于内敛,李白的《静夜思》里,在望明月的时候是“举头”“抬头”,一旦“思故乡”就变成“低头”了。故乡,是只能低下头去思念的。对于思念故乡这件事,我们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羞耻心理。中国文化的内生性使得我们很晚才割断和文化母胎的联系,在漫长的农业文化环境下,大地就是母亲,在大地上劳作,就相当于在母亲的怀里吮奶,固然是幸福的,可以满足的,但同时也是羞耻的、害羞的。这种羞耻感是中国文学的一条始终不变的暗线,导致我们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断nai。以至于中国的作家在描写“爱”“幸福”“个人”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茫然失措,这和作家本人的文学技艺无关。莫言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只能用“魔幻现实主义”去描绘他所观察到的、他所理解的中国人的爱。这种爱,让我们变得更加认不清自己,因为它和我们的道德传统往往是矛盾的,它让我们在快乐和痛苦之间徘徊,从而成为一种生死疲劳。同样用魔幻现实手法来描绘中国人的爱的,当然还有余华,只不过相比于莫言,余华的手法更直接更显疯狂。余华笔下的中国人为了爱而疯狂,这种疯狂有时甚至体现为一种动物性的疯狂。因为我们的文化向来是极少呼喊的,除非到了要卖血的地步了,到了老天爷发怒、雷雨大作的地步了,我们才敢呼喊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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