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鲁迅是民族的，而胡适、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人则是世界的。胡适在美国留学、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和欧美国学界的交往也极为广泛，这使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了解和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精神。而鲁迅，除了1902年2月到1909年6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和仙台医专短暂留学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游学经历。胡适的眼光更开阔，他看问题是带有世界眼光的，这让他避免在任何问题上沦为激进信条的奴隶。鲁迅不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他是民族的，其思想当然深刻，但深刻之余却显得有些狭窄。窄而深，是鲁迅现实的思想和文章特点，这也恰恰最契合“匕首”的特点。所谓匕首，不仅容易伤人，而且容易伤己，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骨子里透露着一种尖酸和刻薄。很多被鲁迅谩骂的人，其取得的成就都高于鲁迅，鲁迅从来不骂庸才。从两人的少年经历来看，同样是幼年丧父，胡适的寡母既要当慈母，也要当严父，但她却很懂得尊重胡适，在人前哪怕胡适犯了多大的错误，她也不会当众责骂，而是等到夜深人静、关好家门之后再“细说端详”。鲁迅童年和母亲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后者常常是以类似于“神庙雕塑”的面孔出现，甚至当鲁迅成年后赴日留学，母亲和他唯一的交流也只是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鲁迅先生的刻薄，大概从少年时代就在那种“对世人的不信任和对世事的讥讽”中形成了。而胡适自小的成长环境更幸福，其长大之后的人格也更显温和和儒雅。胡适当然是一个思想家，大学者，但他在艺术修养上的局限是非常明显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胡适的新诗《鸽子》等就已发表在《新青年》上，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时时发表新诗，他花了四年时间，出版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尝试集》。胡适对自己的这部诗集是非常满意的，到今天我们也能说这部诗集是有历史意义的，有文学史上的意义，但是在文学上，从艺术成绩来说，不得不说是很寒碜的。这部诗集在当时就得到他的朋友胡先骕的诗评《评<尝试集>》，他的意见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首先，这部诗集一共有172页，光是自序、他序和目录就占了44页，然后旧体诗占了50页，其余的78页，像诗又像词的新体诗占了44首，胡适自己承认是新诗的只有14首，其中还有部分是翻译的诗，最后真正能称之为新诗的只有13首。这就是胡适努力了四年的新诗成果。胡适也写剧本《终身大事》，也写小说《差不多先生传》等等，他虽然具有先行者的勇气，却缺少艺术家的才华。胡适先行是先行了，却很难说他开辟了什么新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和现代融合的、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中国知识精英的榜样而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这不影响他的伟大。因为具有健全人格，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极为难得了。中国的文学传统过于内敛，李白的《静夜思》里，在望明月的时候是“举头”“抬头”，一旦“思故乡”就变成“低头”了。故乡，是只能低下头去思念的。对于思念故乡这件事，我们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羞耻心理。中国文化的内生性使得我们很晚才割断和文化母胎的联系，在漫长的农业文化环境下，大地就是母亲，在大地上劳作，就相当于在母亲的怀里吮奶，固然是幸福的，可以满足的，但同时也是羞耻的、害羞的。这种羞耻感是中国文学的一条始终不变的暗线，导致我们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断nai。以至于中国的作家在描写“爱”“幸福”“个人”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茫然失措，这和作家本人的文学技艺无关。莫言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只能用“魔幻现实主义”去描绘他所观察到的、他所理解的中国人的爱。这种爱，让我们变得更加认不清自己，因为它和我们的道德传统往往是矛盾的，它让我们在快乐和痛苦之间徘徊，从而成为一种生死疲劳。同样用魔幻现实手法来描绘中国人的爱的，当然还有余华，只不过相比于莫言，余华的手法更直接更显疯狂。余华笔下的中国人为了爱而疯狂，这种疯狂有时甚至体现为一种动物性的疯狂。因为我们的文化向来是极少呼喊的，除非到了要卖血的地步了，到了老天爷发怒、雷雨大作的地步了，我们才敢呼喊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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