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崛起，我们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全球化，已经算不上全球化。（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仍体现出对国际规则的不熟悉和不得心应手，并以一种农业文明近乎本能的孤僻和中庸心态，不对重大事务表态。譬如此次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四个地区公投，我们再一次投了弃权票）英国人之所以在20世纪初期乃至二战爆发前，坚决不肯放弃对全球事务的领导权，就是因为丘吉尔乃至张伯伦等人都觉得，德国、美国、苏联乃至新兴的日本等这些民族都“太不浪漫”了。这些国家的人们，从上到下都充斥着一种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于侵占别国领土的兴趣，超过周末下午去打马球的兴趣，分不清波乐帽和一般绅士帽的区别，衣柜里里的巴宝莉和登喜路风衣不超过五件。19世纪末的英国绅士，在各类不同场合，连雨伞、文明杖的样式和乐福皮鞋的花纹都要有复杂的讲究。在他们看来，那帮子美国人，出门连个雨伞都不带，拜访朋友就直接用手在大门上拍，甚至，穿上矿工和铁路工人们等下层社会的人穿的牛仔裤就出门了，连一件邦德街定制的法兰绒的吊脚裤都没有。这些北美殖民地的暴发户们，他们的生活得有多不讲究啊。20世纪初的美国，尽管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尚且如此不堪，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其他民族，在真正的英国绅士眼里，几乎和未开化的蛮族差不多。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卫生、不讲究，社会文化里严重缺乏浪漫元素。（这里，我当然要指出俄罗斯以及被视作俄罗斯朋友的那些国家，这些民族缺乏浪漫情怀，沉醉于苦难叙事，是相当无趣的民族；全球化事务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但最好是由一个更懂得浪漫的民族来主导）从传统文化来看，我们原本是一个不缺少浪漫情怀的民族。我们浪漫主义情怀最重的时候，是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那种在我们现在看来非常古怪的所谓“士人风骨”（《世说新语》“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恰恰是中原最衰落动乱的时代。宋朝的士人也比较浪漫，李清照苏轼都很有浪漫情怀，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是写实，但其实也有几分寄情山水的浪漫在里面，相比之下唐朝的边塞诗要凝重得多（“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诗虽然也很洒脱，但内核是很沉重的）。在崛起的过程中，由于大家都在奋发图强，是没那个闲情逸致“浪漫”的，浪漫，成为了一种奢侈物。走向巅峰时，则是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豪，有这种情绪在，也就把浪漫冲淡了。中国诸子百家里面也没有浪漫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里面，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从官僚制度到科举制度，所有的条条框框已经把人们的思想限制了，我们很难逾越超脱。就浪漫主义诗人来说，李白个性比较鲜明，首先他是个官，住在皇宫里。比较悠闲，然后他爱喝酒，喝了酒的人就飘飘然，可以把自己看得比天还高，可以暂时无视当世的烦恼事。如今，中国经济总量早已位居世界第二，也足够开放了，为什么浪漫主义思想还没有成为一种思潮呢？对于中国人来说，晚清以来的“近代化”是一种“被近代化”。在此过程中，我们承担了太多苦难，中国人的眼神开始变得沉重，进而不堪重负地活着，当一个人生活压力很大时，他就会产生对浪漫的嫉妒甚至愤恨，转而去毫无逻辑的荒诞世界里，追求一种幻想中的力量，和想象中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浪漫主义从未有过哪怕一寸的生存土壤。金庸先生笔下，不缺家国情怀的描绘，不缺高超武艺的切磋，不缺江湖道义的豪气干云，不缺儿女情义的羁绊的眷恋，乃至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但唯独，缺乏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情怀。年少时，我敬佩他笔下那些侠客的风采，也时常被里面的绝顶武艺所吸引。但我不羡慕金庸笔下那些人的生活。拿金庸笔下看似“最有浪漫元素”的《鹿鼎记》为例。《鹿鼎记》一书里，看似充斥着男欢女爱以及韦小宝的乐观幽默精神，似乎是古希腊阿里斯托芬那样的喜剧，但其内核仍然是悲剧，处处充斥着一种难以觉察的悲壮感。陈近南，兢兢业业为了反清复明，最后死在一个纨绔子弟手下。韦小宝，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甚至想杀自己，视如生父的师傅死在自己眼前，待如兄弟的皇帝最后与自己分道扬镳，最后空有财富和娇妻美妾，落得个隐居保命的下场。阿轲，喜欢的人是个窝囊废，被不喜欢的人迷奸还怀了孕，打小尊重的师傅只想利用自己报仇。方怡，喜欢的人是个窝囊废，被人逼迫去陷害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人（甚至书里的表现是方怡已经对韦小宝有了好感），一辈子被人拿捏，最后虽然跟了韦小宝，但终究有了芥蒂。苏荃，嫁给神龙教主，纯属无奈；嫁给韦小宝，也是无奈之举（怀了韦小宝的孩子）。就连那个伟大的康熙大帝，他从小既无父爱，也无母爱，被奶奶孝庄皇太后带大的他，性情多疑、行事浮躁，渴望建功立业但又急功近利，甚至有某种“迫害妄想症”。终其一生，康熙都没什么朋友，到了晚年，他的儿子都跟他反目成仇。以至于后世的小说家非要给他杜撰一些韦小宝、魏东亭之类的朋友。阴谋、斗争、诡计无处不在。全书人物，未见一个能以浪漫的生活方式活下去的。《水浒》一书，好就好在“招安”，而《鹿鼎记》一书，好就好在深刻描写了韦小宝与康熙帝的关系变化，写出了一对曾经“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小朋友，怎么一步步变成了地位天渊之别的君臣主奴。【康熙摇了摇头，脸上忽有凄凉寂寞之意，过了好一会，说道：“满洲人有好有坏，汉人也有好有坏。世上的坏人多得很，杀是杀不尽的，要感化他们走上正途，我也没这么大的本事。唉，做皇帝嘛，那也难得很。”向韦小宝凝视半晌，道：“你去罢！”韦小宝磕头辞出，只觉全身凉嗖嗖地，原来刚才吓得全身是汗，内衣内裤都浸湿了，出得宫门，才吁了一口长气，寻思：“天地会的兄弟中又混进了奸细。杀了一个风际中，另外又出了一个。否则的话，他们要我来行刺皇上，他又怎会知道？可不知是谁做奸细？”回到府中，坐下来细细思索，寻不到半点端倪。】——《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到了最后，他们还算什么朋友？古往今来，可有哪个人，逼着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摆出一副“皇上圣明、奴才该死”的诚惶诚恐的态度的？韦小宝最后之所以选择归隐，说穿了，就是他和康熙帝距离越来越远，两人早已不复儿时的单纯和友情。（这种笔锋，和鲁迅先生笔下闰土和“我”的形同陌路相比，亦不遑多让。可这些作家，无论他们写得再深刻，中国社会这个“浪漫者注定无法生存”“一切都是为了quan力而斗争”的文化，又岂是鲁迅或金庸先生所能破解的）韦小宝的归隐，和陶渊明、林逋的归隐没有本质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韦小宝带着一堆女人一起归隐了。韦小宝的幽默乐观和豁达，包括他对女人的态度，与其说是一种喜悦，不如说是自我麻醉。就像历史上，无数功臣在战乱平息后，都要在皇上面前表现出自己好色、愚蠢、低俗的一面，从而让皇上感到放心。韦小宝和康熙，一开始或许是朋友，那个时候他们的友谊还比较单纯。但随着韦小宝对政治参与得越来越多，立下的功劳越来越大，他就无可避免地会面临中国历史上“强主-功臣”的无解的悲剧命运。何况，他所面临的，是康熙这个数千年来都罕见的强主，而当时大清的国势也极其强盛。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