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与之前几篇推送配套阅读
同时建议回想自己的学校教育
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强有力的知识是知识的最佳状态。与Young同在'新教育社会学’的不少同僚就觉得Young是忘记了'新社会学’的立身之本——学校和官方的知识往往是排外的。
这里Muller提到Geoff Whitty为例。Whitty是近几年去世的,所以用了late。Whitty不仅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者,也是一个教育家,生前曾经担任过Young所在的IOE的院长,为学院师生争取了很多权益,比如他在任期间促成了IOE和CSC的联合奖学金。
课程研究者们也觉得'强有力知识’的支持者们只看到了它的光芒万丈,却忽视了背后的阴影,也就是它排除了社会的一部分,并且在再生产不平等、不公正,而不是对不公平公正的情况做出补偿。
Muller也承认这些批评意见是有的放矢,只是这些内容他和Young在2016年出版的《课程与知识的专业化: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第11章中就有回应,就是谈的强有力的知识的'承诺’与'感染力’。(不知道别的读者看到这里什么感受,我是感觉Muller有点在说那些批评PK的人没有仔细去读已经出版的对于PK的论著)
这里的重点在于,但是只有一个好的教育才能发展个体的知识储备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而不是只要依靠好的福利政策,或者别的政府的干预来赋能给个体。
而这样的社会'知识-中心’论观点是有教学论(didaktik)背景的学者们也同意的,但这和英美课程研究的'学生中心’论观点是不同的。接着Muller给出了他认为'知识-中心’论的两大优势:
这一点,或许换个词就更清楚,虽然知识并非竞争性的,但是它的双生子,声望,可不是这样。教育声望,比如说第一个(发现/发明),或者是在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些都是竞争:有赢家就有会输家。这不仅是个人层面,也包括学科、科目以及教育机构、科研院所,所有这些在今时今日都要排名。正是因为衡量和比较在教育领域如此大行其道,甚至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对于声誉的追捧——竞争——也就成为了知识这一公共产品的副产品和另一副面孔。
而这也就导致了美国道德哲学家Michael Sandel所说的教育助长了'优绩暴政’。专业化的知识为社会分类创造了条件——判定少数人有价值的、许多人没有价值。当这与天命论的傲慢联系在一起,就会帮助那些成功的人认为ta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ta们自己的努力,不太成功的人--"失败者"--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怨恨很容易膨胀成社会动荡和广泛的不文明行为,比如2021年在美国国会山发生的暴动就是一个例子。
source: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199176/
在这部分的结尾,Muller给出了他的观点(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之道):
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更广泛地了解这些动态,可能有助于缓和总是很残酷的竞争漩涡,尽管这似乎是当代学校教育的特点。再加上社会政策对公共产品(如专业化的知识)流通的限制,对知识的公共性质有更全面的理解是社会公正的国家和政府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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